“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迅速将幾十萬東北軍分化瓦解，并占領了東三省的軍政中心—沈陽，成為東北名義上的掌控者。
但是由于當時日本士兵在東北的人數并不多，未能及時出兵東滿，也未能在這塊地方确立任何方式和體制進行殖民統治。東滿地區成為一個“三不管”地帶，抗日鬥争發展非常迅速, 抗日隊伍不斷壯大, 抗日遊擊根據地不斷擴大。
為了擴大對這個地區的影響力，一夥北韓奸細、政客積極串聯籌劃1932年2月15日在龍井公開成立了“民生團”。
要說當時這個“民生團”的影響力有多大，倒也沒有。中共東滿特委對民生團這個反動組織的出現非常警覺。在他們積極的應對下，“民生團”根本沒有群衆基礎，“隻是在朝陽川成立了一個自衛隊。”在日本人建立“僞滿洲國”之後，便于1932年7月14日，被迫公開登報宣布解散。
“民生團”雖然解散了，但日本侵略者鑒于東三省中共上司下的人民戰争如火如荼，在1934年之後在延吉縣成立了“鮮民援助協會”, 其成員多半是共産黨和人民革命軍的投敵叛變分子, 還有群衆革命團體中的變節分子。他們通過同僚，親戚等關系不斷向遊擊區内散布謠言，造成東滿特委印象中的“民生團”已經潛入的假象。
另外，在激烈的鬥争中，日本人确實也下了很大的力氣企圖滲透入遊擊區内，在内部破壞反日鬥争。
他們的這些作為不免讓處于艱苦的鬥争的壓力下的東滿特委過分緊張，嚴重地估計了當時的鬥争形勢，認為“北韓國派争主義者和民生團分子，打成一片，在黨内建立日本奸細的系統, 占住黨的上司機關，是黨完全不可能執行中央來信所指出的目前任務，使黨和革命運動受到莫大的損失”。
當時發生的一件事卻讓這個過期日僞團體在東滿特委内部成為當時普遍發生在全國各地農村革命根據地的“肅反”工作在東滿擴大的導火索。
日本殖民當局解散民生團後不久，1932年10月，中共延吉縣老頭溝區委秘書宋老漢被日本憲兵隊抓去，僅一周後又被日本憲兵隊放回。在同一時間段内，縣委又抓獲了兩名日本憲兵隊翻譯。經審訊，這兩名翻譯供出宋老頭是日本憲兵隊派回來的密探。
縣委立即将宋老頭抓起來進行審查。經嚴刑拷打, 宋老頭供認自己是民生團成員, 并東拉西扯供出二十餘人。在經過對這些人進行突擊審問後, 這個案件又牽扯到更多的人。
1932年11月中共延吉縣委開始在全縣黨團組織内部開展反“民生團”的鬥争。自1933年春至1935年春, 延邊地區反民生團鬥争越演越烈, 許多黨團組織的上司幹部和各縣工農遊擊隊以及後來建立的人民革命軍的上司骨幹遭到逮捕和嚴刑逼供, 很多人屈打成招, 革命力量遭到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這就是“民生團事件”。
在中共黨内在20世紀30年代初“左”傾主義的影響下，在反民生團鬥争中，審訊幹部“收集材料的方法幾乎完全依據施行各種極端嚴厲的拷打刑法中所得的口供為憑。當時的實際情況，無論是誰，被拷問者，明不是民生團也不得不承認”。這勢必造成株連一片，傷害無辜的嚴重後果。期間先後錯殺了2000多名革命同志，發生的“潘慶由被害事件”，“四方台事件”等更是造成了重大影響。
不僅如此，在日僞當局的反複圍剿下，根據地日漸縮小，到1935年1月，東滿抗日遊擊根據地由1932年的8個縮小到2個，到1936年2月，隻好放棄延邊唯一的安圖奶頭山遊擊根據地，向南北滿轉移。
“民生團”事件的發生是在東北抗日的前期，主要針對的對象是參加抗日工作的北韓人。事件發生後，嚴重影響了漢朝兩族團結一起，共同抗日的積極性，也降低了中共在人民群衆中的威信，削弱了東滿特委在抗日武裝鬥争中的上司核心作用。
雖然1935年，中共東滿特委書記魏拯民停止了民生團鬥争，解放了仍羁押的幹部和戰士，但這個事件的影響巨大，也給日後東北抗日鬥争造成了巨大影響，給留守在東北的抗日戰士造成了不應有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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