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将几十万东北军分化瓦解，并占领了东三省的军政中心—沈阳，成为东北名义上的掌控者。
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士兵在东北的人数并不多，未能及时出兵东满，也未能在这块地方确立任何方式和体制进行殖民统治。东满地区成为一个“三不管”地带，抗日斗争发展非常迅速, 抗日队伍不断壮大, 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
为了扩大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一伙朝鲜奸细、政客积极串联筹划1932年2月15日在龙井公开成立了“民生团”。
要说当时这个“民生团”的影响力有多大，倒也没有。中共东满特委对民生团这个反动组织的出现非常警觉。在他们积极的应对下，“民生团”根本没有群众基础，“只是在朝阳川成立了一个自卫队。”在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之后，便于1932年7月14日，被迫公开登报宣布解散。
“民生团”虽然解散了，但日本侵略者鉴于东三省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战争如火如荼，在1934年之后在延吉县成立了“鲜民援助协会”, 其成员多半是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军的投敌叛变分子, 还有群众革命团体中的变节分子。他们通过同僚，亲戚等关系不断向游击区内散布谣言，造成东满特委印象中的“民生团”已经潜入的假象。
另外，在激烈的斗争中，日本人确实也下了很大的力气企图渗透入游击区内，在内部破坏反日斗争。
他们的这些作为不免让处于艰苦的斗争的压力下的东满特委过分紧张，严重地估计了当时的斗争形势，认为“朝鲜国派争主义者和民生团分子，打成一片，在党内建立日本奸细的系统, 占住党的领导机关，是党完全不可能执行中央来信所指出的当前任务，使党和革命运动受到莫大的损失”。
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却让这个过期日伪团体在东满特委内部成为当时普遍发生在全国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肃反”工作在东满扩大的导火索。
日本殖民当局解散民生团后不久，1932年10月，中共延吉县老头沟区委秘书宋老汉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仅一周后又被日本宪兵队放回。在同一时间段内，县委又抓获了两名日本宪兵队翻译。经审讯，这两名翻译供出宋老头是日本宪兵队派回来的密探。
县委立即将宋老头抓起来进行审查。经严刑拷打, 宋老头供认自己是民生团成员, 并东拉西扯供出二十余人。在经过对这些人进行突击审问后, 这个案件又牵扯到更多的人。
1932年11月中共延吉县委开始在全县党团组织内部开展反“民生团”的斗争。自1933年春至1935年春, 延边地区反民生团斗争越演越烈, 许多党团组织的领导干部和各县工农游击队以及后来建立的人民革命军的领导骨干遭到逮捕和严刑逼供, 很多人屈打成招, 革命力量遭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这就是“民生团事件”。
在中共党内在20世纪30年代初“左”倾主义的影响下，在反民生团斗争中，审讯干部“收集材料的方法几乎完全依据施行各种极端严厉的拷打刑法中所得的口供为凭。当时的实际情况，无论是谁，被拷问者，明不是民生团也不得不承认”。这势必造成株连一片，伤害无辜的严重后果。期间先后错杀了2000多名革命同志，发生的“潘庆由被害事件”，“四方台事件”等更是造成了重大影响。
不仅如此，在日伪当局的反复围剿下，根据地日渐缩小，到1935年1月，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由1932年的8个缩小到2个，到1936年2月，只好放弃延边唯一的安图奶头山游击根据地，向南北满转移。
“民生团”事件的发生是在东北抗日的前期，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参加抗日工作的朝鲜人。事件发生后，严重影响了汉朝两族团结一起，共同抗日的积极性，也降低了中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削弱了东满特委在抗日武装斗争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虽然1935年，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停止了民生团斗争，解放了仍羁押的干部和战士，但这个事件的影响巨大，也给日后东北抗日斗争造成了巨大影响，给留守在东北的抗日战士造成了不应有的困难。
喜欢这篇文章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古早故事”，其中有更多的文章分享给大家！
『声明：本文转载自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