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拜把子兄弟，隻因當年多看了宋美齡幾眼，就被老蔣逼去當了和尚，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此人名為王柏齡，1888年生于江蘇揚州的一個書香門第，他的祖父和父親在當地都是有名的私塾先生，專門為當地大戶人家裡的少爺和小姐講課，出生于這種家庭，王柏齡從小便接受了文化知識的洗禮。
不過，他除了讀書也喜歡習武，14歲就進入了南京的江蘇陸軍國小，後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到保定軍官學校的前身——陸軍速成學校。
在校期間，他有幸接觸到了革命思想的洗禮，清王朝的腐敗無能讓當時的有志青年無不憤恨，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首的立憲派也以失敗告終，這就更讓他們意識到了隻有武力推翻清王朝才能拯救國家。
對此，深以為然的王柏齡結識了同窗的蔣介石，二人都是心向革命的有志青年，很快就因志趣相投而結為兄弟。
1908年，兩人因為成績優異，擷取了保送到日本留學的官費生名額，聽到消息後，王柏齡欣喜若狂，因為當時日本是中國有志青年的留學聖地。
原來，日本在日俄戰争中擊敗了列強俄國後，在我國國内引發了巨大反響，國人眼看之前同樣閉關鎖國的日本在通過維新變法後，短短幾十年就能戰勝西方列強，認為日本非常值得我們學習，于是國内掀起了一股日本留學潮，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軍校學生，都以留日學習為榮。
于是，王柏齡和蔣介石高興地奔赴日本，報了同一個炮科專業，在日本的振武學校學習了三年。
畢業後，二人又一同以士官候補生的身份，被配置設定到日軍第13師團野炮13聯隊實習，由于當時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黨人在日本成立了同盟會，心向革命的張柏齡和蔣介石又相約加入了同盟會，追随孫先生從事革命事業。
不久，辛亥革命爆發了，政治嗅覺敏銳的蔣介石急忙拉着王柏齡回國，表示要幹些大事，王柏齡出于對好兄弟的信任便随他一起回到國内，投在了陳其美帳下，并且一起參與了光複滬甯和浙江之役，兩人的友情也随之升華。
但二次革命讨袁失敗，改變了兩人的命運，蔣介石打算暫時隐居避難，然後繼續從事革命活動，但是王柏齡卻決心再次東渡日本留學深造，兩人就此别離。
赴日後的王柏齡又進入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期學習，畢業後，回國的他剛好趕上護法戰争，經陳其美和蔣介石推薦，他加入了山東讨袁軍，繼續為革命事業出力。
戰後，他應雲南軍閥唐繼堯之邀，出任雲南講武堂教育長，足足教了七年，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
1923年，孫中山先生指令蔣介石籌辦黃埔軍校，對教育事業一籌莫展的蔣介石，首先想到了教育經驗豐富的張柏齡。
張柏齡是專業軍事教育人才，又是自己的好兄弟，是絕對信得過的人，想到這裡他修書一封，請求雲南講武堂援助建校，王柏齡聞之欣然前往，還帶了一大批講武堂的教官前來幫忙。
黃埔軍校成立之初百廢待興，人才匮乏又事務繁多，經驗豐富的王柏齡便被任命為了黃埔軍校籌委會委員和教授部主任，全權負責建校事務。
黃埔軍校教育計劃大綱、規章制度的制定和教材的編寫都離不開王柏齡，他為了軍校事務竟然一天工作18個小時，後面還組建了孫文主義學會，可謂為黃埔軍校的建立付出了極大的心血，是當之無愧的黃埔軍校創始人之一。
但王柏齡教育上是個人才，在戰争中的表現卻不盡人意，本來因為王柏齡的卓越貢獻，他和蔣介石一起組成了早期黃埔軍校的權力核心，共同掌控黃埔的黨政軍事務，至于後來黃埔系的“蔣何”權力中心，已經是後來的事情了。
早期的何應欽在聲望和地位上根本不能和王柏齡相比，直到後來因為東征和北伐時，王柏齡本人實戰的差勁表現，何應欽才将王柏齡取而代之。
在國民革命軍第一次東征時，王柏齡負責帶領黃埔學生軍僅有的兩個團之一的教導二團，攻打陳炯明控制的惠州淡水城，正當戰鬥進行到重要關頭時，害怕的王柏齡竟然丢下了正在浴血奮戰的黃埔學生們溜之大吉，結果導緻黃埔學生軍戰敗退卻，形勢變得異常危急。
督戰的蔣介石眼見不妙，找了個寺廟躲了起來，幸得葉劍英的粵軍第二師和何應欽的教導一團相助，才勉強打赢了淡水戰役，挽救了局面。
北伐戰争時，王柏齡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算是嫡系中的嫡系，加上他又率領第一師攻克了直系軍閥孫傳芳控制的重鎮南昌，本來前途可謂一片光明，但得意忘形的王柏齡竟然丢下了部隊自己去花天酒地、貪圖享樂。
此時，得知南昌失守的孫傳芳又調集重兵準備奪回城池，當孫傳芳的軍隊發起進攻時，第一師卻根本聯系不上張柏齡，于是群龍無首的第一師丢掉了南昌對岸的牛行車站，然後被孫傳芳包圍擊潰。
南昌淪陷，知道自己闖了大禍的張柏齡，早在孫傳芳大軍攻城的時候就再度溜之大吉，如此，王柏齡成為了國民黨内有名的“逃跑将軍”。
戰後，恨鐵不成鋼的蔣介石撤了他的軍職，讓他回家賦閑，而沒有不良作風，又善于指揮打仗的何應欽被蔣介石高升，最終形成了黃埔系“蔣何”的上司局面。
雖然蔣介石對王柏齡大失所望，但畢竟王柏齡與他交情深厚，沒過多久，蔣介石為了提攜同窗，就又把王柏齡升為了長江要塞司令，随後又提升為江蘇省政府建設廳廳長。
王柏齡可能真的隻是不擅長打仗，但在其他方面确實有幾把刷子，在江蘇執政期間，他主持修築了從南京到杭州的國道。
當時，南京的對外交通全靠京滬鐵路和航運，不說交通壓力巨大，一旦爆發戰争，必定導緻交通中斷，此時日軍的威脅步步逼近，國民政府要時刻準備往後方轉移人力和物資，而南京往南又無路可走，是以修建一條連接配接南京和杭州的國道，經由杭州往後方轉移是必要之策，但關于國道修建，王柏齡與當地百姓和中央财政當局又産生了激烈沖突。
原來，從南京到杭州一路上多山多湖，必須要繞道建路，但王柏齡認為這樣會加大路程，為了省時省力應該裁彎取直，修建一條全程直線貫通的國道，隻是這樣就要征用大量的田地，破爆山地、填滿河湖。
當地百姓為了保衛家園堅決抗議，财政當局認為這樣過于耗費資金也提出了抗議，但王柏齡不顧反對強硬實施，最終按原計劃修成，後來事實證明了王柏齡的想法是正确的。
抗戰爆發後，南京往後方轉移的裝置和物資就是由這條京杭國道運往杭州，再轉至江西，最後運抵大後方，這為日後的持久抗戰奠定了基礎。
王柏齡執政期間也不忘建設家鄉，在任期間，他籌集款項修建了五亭橋、天甯寺等一幹名勝古迹。
1937年抗戰爆發後，愛國之心不減當年的王柏齡不願繼續當個文官，向蔣介石提議要領兵與日軍戰鬥，蔣介石此時已經信不過他的軍事才能了，于是隻給了他上海學生義勇軍總司令的職務，讓他象征性配合上海的19路軍抗戰。
淞滬抗戰失敗以及江蘇淪陷後，王柏齡跟随國民政府往後方撤退，舉家西遷，逃到河南洛陽時，王柏齡參加了蔣介石舉行的“國難會議”。
會上，因慷慨直言得罪了河南省政府主席劉峙，已經對王柏齡徹底失望的蔣介石，這次沒有再護着他，這次他徹底被閑置了。
寄寓重慶後，王柏齡回想起自己從江蘇到重慶，不但一路颠簸、飽受風塵困頓之苦，更是在仕途上遭遇重大挫折，内心沉悶不已的王柏齡隻得借宗教開導解脫。
他選擇皈依了佛教，從此他便沉溺于佛經典籍，還時常前往雲南參加佛教活動，與當時著名高僧印光法師交往甚密。
但對于王柏齡信佛的原因還有個說法，據說王柏齡被閑置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在洛陽召開的那次會議上得罪了劉峙，而是因為他在會上多看了宋美齡幾眼。
宋美齡身為第一夫人，她怎麼會容忍有人這樣冒犯她，于是事後她告訴了蔣介石，蔣介石為此才決定閑置王柏齡，逼其信佛當了和尚。
1942年，王柏齡因肺結核晚期轉移到成都的醫院治療，最終因重病不治于8月26日病逝，享年54歲。
王柏齡的死訊傳出後，國民黨的軍政要員紛紛送來花圈挽聯，來不了的也發來唁電哀悼，蔣介石也專門題字送來了橫白布匾，并寄來大量的撫恤金和喪葬費。
直到1948年，王柏齡的骨灰才得以在家鄉揚州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