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只因当年多看了宋美龄几眼，就被老蒋逼去当了和尚，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此人名为王柏龄，1888年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和父亲在当地都是有名的私塾先生，专门为当地大户人家里的少爷和小姐讲课，出生于这种家庭，王柏龄从小便接受了文化知识的洗礼。
不过，他除了读书也喜欢习武，14岁就进入了南京的江苏陆军小学，后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陆军速成学校。
在校期间，他有幸接触到了革命思想的洗礼，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让当时的有志青年无不愤恨，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也以失败告终，这就更让他们意识到了只有武力推翻清王朝才能拯救国家。
对此，深以为然的王柏龄结识了同窗的蒋介石，二人都是心向革命的有志青年，很快就因志趣相投而结为兄弟。
1908年，两人因为成绩优异，获取了保送到日本留学的官费生名额，听到消息后，王柏龄欣喜若狂，因为当时日本是中国有志青年的留学圣地。
原来，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了列强俄国后，在我国国内引发了巨大反响，国人眼看之前同样闭关锁国的日本在通过维新变法后，短短几十年就能战胜西方列强，认为日本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于是国内掀起了一股日本留学潮，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军校学生，都以留日学习为荣。
于是，王柏龄和蒋介石高兴地奔赴日本，报了同一个炮科专业，在日本的振武学校学习了三年。
毕业后，二人又一同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被分配到日军第13师团野炮13联队实习，由于当时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心向革命的张柏龄和蒋介石又相约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先生从事革命事业。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政治嗅觉敏锐的蒋介石急忙拉着王柏龄回国，表示要干些大事，王柏龄出于对好兄弟的信任便随他一起回到国内，投在了陈其美帐下，并且一起参与了光复沪宁和浙江之役，两人的友情也随之升华。
但二次革命讨袁失败，改变了两人的命运，蒋介石打算暂时隐居避难，然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但是王柏龄却决心再次东渡日本留学深造，两人就此别离。
赴日后的王柏龄又进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学习，毕业后，回国的他刚好赶上护法战争，经陈其美和蒋介石推荐，他加入了山东讨袁军，继续为革命事业出力。
战后，他应云南军阀唐继尧之邀，出任云南讲武堂教育长，足足教了七年，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1923年，孙中山先生命令蒋介石筹办黄埔军校，对教育事业一筹莫展的蒋介石，首先想到了教育经验丰富的张柏龄。
张柏龄是专业军事教育人才，又是自己的好兄弟，是绝对信得过的人，想到这里他修书一封，请求云南讲武堂援助建校，王柏龄闻之欣然前往，还带了一大批讲武堂的教官前来帮忙。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人才匮乏又事务繁多，经验丰富的王柏龄便被任命为了黄埔军校筹委会委员和教授部主任，全权负责建校事务。
黄埔军校教育计划大纲、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教材的编写都离不开王柏龄，他为了军校事务竟然一天工作18个小时，后面还组建了孙文主义学会，可谓为黄埔军校的建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是当之无愧的黄埔军校创始人之一。
但王柏龄教育上是个人才，在战争中的表现却不尽人意，本来因为王柏龄的卓越贡献，他和蒋介石一起组成了早期黄埔军校的权力核心，共同掌控黄埔的党政军事务，至于后来黄埔系的“蒋何”权力中心，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
早期的何应钦在声望和地位上根本不能和王柏龄相比，直到后来因为东征和北伐时，王柏龄本人实战的差劲表现，何应钦才将王柏龄取而代之。
在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时，王柏龄负责带领黄埔学生军仅有的两个团之一的教导二团，攻打陈炯明控制的惠州淡水城，正当战斗进行到重要关头时，害怕的王柏龄竟然丢下了正在浴血奋战的黄埔学生们溜之大吉，结果导致黄埔学生军战败退却，形势变得异常危急。
督战的蒋介石眼见不妙，找了个寺庙躲了起来，幸得叶剑英的粤军第二师和何应钦的教导一团相助，才勉强打赢了淡水战役，挽救了局面。
北伐战争时，王柏龄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算是嫡系中的嫡系，加上他又率领第一师攻克了直系军阀孙传芳控制的重镇南昌，本来前途可谓一片光明，但得意忘形的王柏龄竟然丢下了部队自己去花天酒地、贪图享乐。
此时，得知南昌失守的孙传芳又调集重兵准备夺回城池，当孙传芳的军队发起进攻时，第一师却根本联系不上张柏龄，于是群龙无首的第一师丢掉了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然后被孙传芳包围击溃。
南昌沦陷，知道自己闯了大祸的张柏龄，早在孙传芳大军攻城的时候就再度溜之大吉，如此，王柏龄成为了国民党内有名的“逃跑将军”。
战后，恨铁不成钢的蒋介石撤了他的军职，让他回家赋闲，而没有不良作风，又善于指挥打仗的何应钦被蒋介石高升，最终形成了黄埔系“蒋何”的领导局面。
虽然蒋介石对王柏龄大失所望，但毕竟王柏龄与他交情深厚，没过多久，蒋介石为了提携同窗，就又把王柏龄升为了长江要塞司令，随后又提升为江苏省政府建设厅厅长。
王柏龄可能真的只是不擅长打仗，但在其他方面确实有几把刷子，在江苏执政期间，他主持修筑了从南京到杭州的国道。
当时，南京的对外交通全靠京沪铁路和航运，不说交通压力巨大，一旦爆发战争，必定导致交通中断，此时日军的威胁步步逼近，国民政府要时刻准备往后方转移人力和物资，而南京往南又无路可走，因此修建一条连接南京和杭州的国道，经由杭州往后方转移是必要之策，但关于国道修建，王柏龄与当地百姓和中央财政当局又产生了激烈冲突。
原来，从南京到杭州一路上多山多湖，必须要绕道建路，但王柏龄认为这样会加大路程，为了省时省力应该裁弯取直，修建一条全程直线贯通的国道，只是这样就要征用大量的田地，破爆山地、填满河湖。
当地百姓为了保卫家园坚决抗议，财政当局认为这样过于耗费资金也提出了抗议，但王柏龄不顾反对强硬实施，最终按原计划修成，后来事实证明了王柏龄的想法是正确的。
抗战爆发后，南京往后方转移的设备和物资就是由这条京杭国道运往杭州，再转至江西，最后运抵大后方，这为日后的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
王柏龄执政期间也不忘建设家乡，在任期间，他筹集款项修建了五亭桥、天宁寺等一干名胜古迹。
1937年抗战爆发后，爱国之心不减当年的王柏龄不愿继续当个文官，向蒋介石提议要领兵与日军战斗，蒋介石此时已经信不过他的军事才能了，于是只给了他上海学生义勇军总司令的职务，让他象征性配合上海的19路军抗战。
淞沪抗战失败以及江苏沦陷后，王柏龄跟随国民政府往后方撤退，举家西迁，逃到河南洛阳时，王柏龄参加了蒋介石举行的“国难会议”。
会上，因慷慨直言得罪了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已经对王柏龄彻底失望的蒋介石，这次没有再护着他，这次他彻底被闲置了。
寄寓重庆后，王柏龄回想起自己从江苏到重庆，不但一路颠簸、饱受风尘困顿之苦，更是在仕途上遭遇重大挫折，内心沉闷不已的王柏龄只得借宗教开导解脱。
他选择皈依了佛教，从此他便沉溺于佛经典籍，还时常前往云南参加佛教活动，与当时著名高僧印光法师交往甚密。
但对于王柏龄信佛的原因还有个说法，据说王柏龄被闲置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在洛阳召开的那次会议上得罪了刘峙，而是因为他在会上多看了宋美龄几眼。
宋美龄身为第一夫人，她怎么会容忍有人这样冒犯她，于是事后她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为此才决定闲置王柏龄，逼其信佛当了和尚。
1942年，王柏龄因肺结核晚期转移到成都的医院治疗，最终因重病不治于8月26日病逝，享年54岁。
王柏龄的死讯传出后，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纷纷送来花圈挽联，来不了的也发来唁电哀悼，蒋介石也专门题字送来了横白布匾，并寄来大量的抚恤金和丧葬费。
直到1948年，王柏龄的骨灰才得以在家乡扬州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