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承學(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柳宗元認為“嶺南無人”？
明代以來，嶺南人開始産生一種比較強烈的鄉邦文化意識。明代中期，邱濬在為嶺南先賢餘靖《武溪集》所寫的序中說：“予嘗怪柳子厚謂嶺南山川之氣，獨鐘于物，不鐘于人。”他對此語耿耿于懷，覺得柳宗元認為嶺南的山川神秀之氣，隻聚集在物産，而不及于人，頗有嶺南無人之意。然後他列舉了唐代的張九齡與宋代的餘靖兩位嶺南所出的名人，予以辯駁。
其實，柳宗元并沒有這個意思。他在《送詩人廖有方序》提到交州出産許多珍寶，物産奇怪，草木也和外地不同。然後感慨說：“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于紛葩瑰麗，而罕鐘乎人。”交州大概在現在越南河内境内，距離嶺南很遠，而柳宗元也沒有說交州的神秀之氣“不鐘于人”，而是說“罕鐘乎人”，用詞極有分寸感。從寫作修辭的角度，柳宗元“罕鐘乎人”之意，隻是為了揄揚交州詩人廖有方人才之可貴而已。
總之，柳宗元所評論的對象，和嶺南沒有絲毫糾葛，他絕沒有貶低嶺南人才之意。以邱濬之博學，必不會誤解柳宗元的話，他也不過借此話題，以表達對嶺南文化的自信。而這種“自信”的背後，其實是一種認同焦慮，就是擔心嶺南文化受到其它地域文化的遮蔽與輕視。這也難怪，因為在中國文化版圖中，明代以前嶺南的确比較落後偏遠，尤其五嶺之障，造成與文化中心地域某種程度的疏離甚至隔絕。好在流放于此地的曆代名人，如韓愈、蘇轼等諸多大家，才使“潮州”“惠州”“海南”等這些地方廣為海内外所熟知。明代以後，嶺南文化有比較明顯的發展，我們看現在的遺存文獻，明代以後才大增，名家輩出，邱濬所表達的，正是當時一種逐漸自覺的嶺南文化意識。
明清易代之際，嶺南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為海内外衆多文人、志士所向往、聚集和關注之地。十八年間，永曆政權艱難地輾轉于嶺南、西南兩地。作為反清複明的重要陣地，嶺南地區集聚了大批的遺民詩人。他們親曆易代的滄桑巨變，其思想在悲怆與反思中淬煉，其情感在苦悶與傷痛中煎熬，其詩歌貫注天地正氣。當時，許多嶺南詩人是抗清鬥争的參與者或目擊者，很多詩人多次出外遊曆，與嶺外詩人建立深厚的聯系，他們以嶺南之雄直，吸收中原之厚重、秦晉之堅韌、江浙之靈動、湘鄂之凜烈，廣取博采，熔鑄出與中原、江南相提并論的雄奇詩風。
深入分析嶺南詩壇繁盛之原因，考察明清之際詩壇新格局的動态變遷，無疑也具有文學史上的學術意義。此前，學術界已有這方面的研究。我的導師黃海章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就著有《明末廣東抗清詩人》，介紹了屈大均、陳恭尹、陳子壯、陳邦彥等20多位廣東詩人及其作品。近年來，學術界對明清之際嶺南詩壇研究開始重視，但在深度和廣度上，仍有較大的開拓空間。
明清之際三個嶺南詩人叢集
最近，李婵娟教授寄來《明清之際嶺南詩壇研究》書稿，全書内容豐富，難以細說，我僅取書中對一個詩社、一位詩人和一本詩集的研究為例，管中窺豹，談談我的體會。
這本書重點研究明清之際三個嶺南詩人叢集，即“南園十二子”“西園詩社”“北田五子”。對詩人叢集的成員組成、活動時間、生平交遊、詩歌創作及地位影響進行考述。其中，對“西園詩社”遺民詩群研究最值得注意。清初順、康年間活動于廣東的“西園詩社”，由嶺南著名詩人屈大均創立，前後存續近五十年。這不僅是清初嶺南結社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個詩社，在當時全國詩社的存續時間，也是較長的。西園詩社是清初嶺南遺民詩社的典型代表，其意義遠超過了一般的文學社團。西園詩社成員有二十多人，甚至吸引了朱彜尊、徐乾學、魏禮、張雛隐等一批外省詩人的關注與參與。該社繼陳子壯南園詩社而起，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和地域性。以往對其記載較為簡略瑣碎，且多沖突錯訛，影響了對其真切面貌及确切地位的認識。
這本書以較為可靠的史料記載為基礎，結合詩社成員的生平、作品，就詩社的成立緣起、創立和存續時間、活動開展等情況進行考察，同時對一些此前不确切的說法進行了辨析考訂，還原詩社大貌和成員面目，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史料支撐。清初嶺南遺民詩群是一個既具地域個性，又與江西遺民詩群、江浙詩群聯系密切的創作群體。作者力圖揭示該詩群在心态上的趨同性：異常熾烈的民族情感與頑強不屈的救國精神，強烈的本土意識與對鄉邦文化的熱愛，避世心态與避禍心态的合一，傳繼天下道統、文化救國的堅定信念。
在詩人研究方面，這本書對陳子升的研究最有新意。陳子升是明末“南園十二子”之一，與王鳴雷、伍瑞隆并稱“粵東三家”；又與陳恭尹、梁佩蘭、程可則、王邦畿、王鳴雷、伍瑞隆并稱為“粵東七子”。陳子升人生曆程曲折，交遊廣泛，其詩歌創作數量可觀，題材豐富，詩體兼備，詩風獨特，是明清之際嶺南較有影響的遺民詩人。他的《中洲草堂遺集》真實地反映了易代之際嶺南的政治變幻、詩壇狀況和漢族遺民文人在鼎革之際的複雜心态，具有豐富的文本意義。此外，他以詩歌作為生命之寄，轉益多師，詩風多變，善于在吸取前人詩歌精華的基礎上，融會貫通地形成自己獨特的詩歌特色；在詩學追求上，他主張恢複風雅之道，同時也主張在學習古人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既反對一味泥古，也不贊成無所本源的随意創新。
陳子升詩歌的遺民情結與獨特的詩風，對于研究明清嶺南詩歌的發展演變，具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此前，學術界對于陳子升的研究比較薄弱，而這本書比較深入全面地研究了陳子升。
嶺南學者的鄉邦意識與明末清初嶺南地域詩學觀
這本書對嶺南學者的鄉邦意識與明末清初嶺南地域詩學觀的建構也有很好的論述。在所有地域文化中，鄉邦意識具有普遍性。嶺南人的鄉邦意識當然不始于明代，但明代以來更為強烈更為自覺，這和嶺南的創作和自我認同關系也很密切。屈大均《廣東新語·詩語》追源溯流，勾勒粵詩的祖述譜系和發展線索，有意識建構粵詩流變史。嶺南詩人叢集的形成和嶺南詩風的成熟，預示着以地域性為主要特征的詩歌時代的到來。
透過明清之際的嶺南詩壇，可以清楚地看到鄉邦意識在地域詩學觀建構中的影響及表現。王隼《嶺南三大家詩選》是一本展現強烈的嶺南鄉邦意識的詩歌總集。此前，學術界對此書頗多關注，但甚少人涉及其編選過程及理論意義。李婵娟對《嶺南三大家詩選》的成書始末、詩學背景和編纂旨趣都有較為深入的探究，她認為這本書的編定，确立了嶺南三大家地位，有力地扭轉了嶺南詩壇長期的沉寂局面，提高了嶺南詩壇的整體影響。
自清代以來，詩壇對嶺南詩派特征有雄直近古之風的評價，如洪亮吉高度評價嶺南詩“尚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以勝江南”；陸蓥《問花樓詩話》謂“國朝談詩者，風格遒上推嶺南，采藻新麗推江左”。可見“雄直”“遒上”是詩壇對于嶺南詩風的普遍認同，這與嶺南詩壇的自我認同是一緻的。
李婵娟認為，王隼在編選《嶺南三大家詩選》就突顯其雄直和雅正的詩風，此詩選充分展現王隼樹立雅正詩歌範式、宣揚嶺南詩學的編纂旨趣，也展現嶺南遺民文人借選詩以傳繼道統、以文救國的詩學理想。此詩選不但極大地促進了嶺南詩派的發展，還引起了外地人士對嶺南詩壇的關注，促進了嶺南詩壇與全國詩壇的互相交流與融合。總之，該詩選展現了清初通達的宗唐觀、地域觀念與鄉邦意識的覺醒，以及時代本位與選者本位合一的詩學标準，對清初乃至整個清代的詩歌選本，都有不可忽視的影響。這本書對《嶺南三大家詩選》的叙述與闡釋都兼有較大的詩史和詩論史的雙重意義。
明清之際嶺南詩壇的獨特光彩
總體而言，《明清之際嶺南詩壇研究》在明清易代的曆史時空和社會文化大視野下，對嶺南詩壇進行整體的考察，力求真實、深入地呈現這一時期嶺南詩人的心靈史，展示嶺南詩壇崛起、繁興的過程，探讨嶺南詩壇與中原、江浙詩壇的互相聯系與影響，揭示明清之際嶺南詩壇風尚變遷及在詩史演進曆程中的意義。可以說，這本書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較大地推進和拓展了這一領域的研究。
2004年，李婵娟從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考入中山大學随我讀博士，她的學位論文是《清初古文三家年譜》，經過多年修訂後，于2012年出版。《明清之際嶺南詩壇研究》則是她多年來的研究成果。近二十年來，她的研究比較集中在明末清初這一時段，可謂執着。我了解她對這個領域的獨鐘之情。
年輕時，我曾讀到黃宗羲一段話：“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浃于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蕩而出，擁勇郁遏，坌憤激讦，而後至文生焉。”讀了若受電然，為之一振，不禁拍案擊節，一唱三歎。在天崩地裂、滄桑巨變之際，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之下，士人的正氣與節操往往迸發出來。驗之古今詩文，莫不如是。明清之際的嶺南詩壇，就像從密雲縫中射出的一道耀眼光芒，在嶺南詩史和中國詩史上都有其重要而獨特的光彩。
我讀了《明清之際嶺南詩壇研究》，慢慢體味二、三百年前，南粵這片故土上，先賢們在刀光劍影中，用詩歌表現出來的黍離之悲與生命之寄，又一次想起黃宗羲所說的“厄運危時”“至文生焉”的話來，不禁萌生一種莫名的感動。
原文發表于2021年12月12日《羊城晚報》A6“灣區文藝評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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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羊城晚報·羊城派
責編 | 吳小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