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封建制度中占據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就不一樣了，封建社會裡最大的地主為皇帝，擁有全國土地，其次是具有較高社會地位、享有政治特權的世族地主、缙紳地主，他們憑借世襲的或非世襲的地位和特權。再次有社會地位較低、沒有政治特權的庶民地主。他們主要是中小地主。他們既受豪強地主欺淩，自己又得勤于勞作，忙時也要雇人。
由于土地可以買賣，地主階級的成份常有變動。随着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取得地主身份所需土地的最低必要量降低，庶民地主在人數上的優勢增大。在商品經濟有了較大發展後，工商業者購買土地，出現工商業地主。另外封建社會擁有大量财富的糧商、鹽商、絲綢商、黑幫幫主亦是大地主，為數不少。
其中靠特權、貪贓枉法和巧取豪奪當上地主者，特權對他們十分重要，是以道德對他們的限制便會變得很低。他們欺壓小地主，通常通過強搶豪奪或者低價強制購入的方式擷取大量的土地。而道德敗壞的小地主們又通過同樣的手段對農民進行壓迫和剝削。
土地兼并的直接後果是導緻大量自耕農喪失土地經濟狀況惡化，進而導緻階級沖突的激化。土地愈來愈集中到少數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農民則越來越多地喪失土地，甚至根本就沒有土地成為流民。一度，不到地主階級人數5%的人掌握了不少于50%的土地。
這讓我想到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的一段話：“就像狼的本性凝固在血液中一樣，資本主義的掠奪制度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命本質。不管科學技術怎樣進步，物質财富怎麼豐富，資本主義的本質不可更改。勞動人民隻能将自己的勞動力像機器一般賤賣給資本家，所得卻不及生産價值之半，在法律上、經濟上完全沒有自衛的能力。”
當然各個封建王朝開明的皇帝都頒布過法律抑制土地兼并，但都是前期效果明顯，後面還是愈演愈烈。
當發生農民起義且封建王朝無力鎮壓時，一部分的相對弱勢大地主就會利用的鎮壓民暴的名義，來推翻其頭上更大的地主，也就是皇帝，以此來掌握更多的權利。
在這個過程中，農民起義軍本質上也是一支推翻大地主的力量，聯合多個力量和統治階級進行戰争，最終由一個力量勝利後，成為新的統治階級，而舊的統治階級的人的所有特權甚至生命将會被削奪。但一旦封建王朝進入繁榮期後，特權階級的大部分人又變得道德敗壞，通過各種手段進行土地兼并，就又導緻了新的輪回。
在漢武帝時期就曾進行過對土地兼并進行抑制的改革，當時桑弘羊在漢武帝大力支援下，先後推行算缗、告缗、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币制改革、酒榷等經濟政策，同時組織六十萬人屯田戍邊，防禦匈奴。其中對土地兼并最有效的莫過于算缗告缗法。
算缗是向商人征收的一種财産稅，因為商人剝削的主要對象是農民，尤其是富商大賈，肆意兼并農民，使農民赤困化，這樣就破壞了封建國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是以向商人收取重稅，限制商業過度發展。
告缗是在算缗上的一種延伸和發展，對那些抗拒不交或隐匿财産，偷漏稅款的人，罰以戍邊一歲，沒收全部資産；并且獎勵百姓告發違法商賈，“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告發成功者，能得到違法者一半的财産）。告缗所沒收的資産，得民财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地大縣達數百頃，小縣也有百餘頃。商賈中家以上都是以破産，武帝将沒收的缗錢配置設定給各個部門。效果就是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且抑制了土地兼并的速度。
但是在西漢後期，官僚、地主和商人逐漸合流，又加劇了土地兼并的發展，直接導緻了當時嚴重的社會危機。
北宋的王安石也曾在宋神宗的支援下開展改革變法，其中青苗法和方田均稅法就是針對土地兼并的律法。
青苗法主要是在每年二月和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兩稅歸還。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限制了地主用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沖突，但由于強制農民借貸；利息偏高，農民負擔依然沉重。方田均稅法則是下令全國清丈土地，核實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質的好壞為五等，作為征收田賦的依據。
清丈出大量隐瞞土地，大量查沒土地租借給沒有田地的赤貧農民，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農民免除賦稅，得到實惠。但由于宋神宗的搖擺不定和大量保守派的反對，王安石變法還是沒有太成功，甚至讓宋朝陷入了黨争的泥沼（支援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不可自拔。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縱覽曆史風雲，細細品味曆代王朝興衰，我們驚奇地發現：曆代王朝創造繁榮的過程極為相似，其衰亡也經曆了驚人相似的軌迹。盡管每一個王朝滅亡的具體方式可能千差萬别，但歸結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土地兼并，是極少數人掌握極多數資源時的必然結果。是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何時何地都應将“民本思想”放在首位，畢竟人民群衆才是曆史的創造者。
“民本思想”放在首位，畢竟人民群衆才是曆史的創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