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處于一種多元度的現實之中，困境在于可能欠缺在不同現實次元中自由穿行的能力，一種揭示和洞察總展現實的能力。”近日華東師範大學“現實主義的曆史與潛能”工作坊暨《現實主義的變奏》讨論會上，北京大學吳曉東教授提出，現實主義也需要有觀照人類遠景的次元，對作家評論家提出的挑戰是——如何建構總體描述思考當今曆史現實的大架構。
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評論家朱康新著《現實主義的變奏：當代視域中的文學批評與文化分析》出版後引發廣泛關注，“現實主義”也在工作坊上獲得了多元度的探讨。北京大學賀桂梅教授認為，身處新媒介時代，“真實”很難真的建立我們跟經驗之間的關系的自覺性概念，核心的問題變成我們如何創造一種可書寫和體會、能共享和交流的“現實感”。她認為《現實主義的變奏》示範了一種釋放文學潛能、建構時代可了解性的新批評。從傑姆遜、福柯、羅蘭巴特到斯皮瓦克的批判理論貫穿全書，使得整本書能夠深刻地把握總體性問題；由趙樹理的農村書寫到新媒體時代的批評轉型，個案分析又勾勒出文學史輪廓。
朱康分享了書名所内涵的意蘊，他把羅蘭·巴特符号學現實主義與傑姆遜對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關系的判斷相結合，并将批評方法總結為“對位變奏閱讀法”。薩義德曾用“對位閱讀法”讀出康拉德小說對帝國主義的書寫與反抗，而朱康提出，“對位變奏閱讀法”同時包含空間與時間的雙重關系。以此，中國文學研究在與西方的對位關系中既完成了反映再現的任務，又生發出一種變奏地建構現實的可能。
比如，書中在評論作家王安憶長篇小說《考工記》時，并不隻是對文本的單一解讀，而是結合作家的寫作脈絡、小說美學理念等，探入文化分析的肌理。文章中談到，王安憶曾在為複旦大學中文系學生開設的“小說研究”課上分析了雨果《巴黎聖母院》的心靈世界——這是對雨果小說的一次公開的緻敬，也是對她自己小說的一次隐秘的宣示：那時她正在寫作《長恨歌》。當我們沿着王安憶的指引和雨果的叙述，在《巴黎鳥瞰》那一章裡，“在一四八二年，從巴黎聖母院的鐘塔頂上望去”，不僅可以看到巴黎全景，還可以看到《長恨歌》的開端：“站一個制高點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
由此，《巴黎聖母院》與《長恨歌》有一種緊密的互文關系，對此王安憶在後來的創作談中也并不回避——“《長恨歌》真的是有一點點學雨果寫巴黎。我非常喜歡《巴黎聖母院》，尤其是站在大廈上看巴黎那一段，它不長，但是寫得非常好，那麼樣的壯闊，那樣的浪漫……”
朱康敏銳捕捉到——正如王安憶關于《巴黎聖母院》的教學含有對她的長篇小說《長恨歌》的說明，王安憶關于《悲慘世界》的演講記憶體對她的另一部長篇小說的預示——這就是《考工記》。是以完全可以将王安憶施諸《悲慘世界》的句式用來叙述《考工記》的故事的梗概：一個人即陳書玉的修煉過程，他修煉的場所就是在動蕩的中國社會。上海是中國社會的一部分，是以他必須——來到，不，他不需像冉阿讓一樣“來到”——生在上海，上海是他真正的修煉場。而上海之是以可以作為這樣一個修煉場，是因為——這上海實在是給奇異的地方，一方面，處在曆史的風口浪尖，……另一方面呢，又在柴米油鹽尋常道裡。“前者是陳書玉修煉的背景，後者是陳書玉修煉的場合。同時也正是這兩個方面決定了王安憶這部小說的内容與形式：從前者裡形成了正史，而從後者裡生長出了稗史。”
華東師範大學孫曉忠将作為音樂學術語的“變奏”連接配接到中國國代文藝理論“變風變雅”的脈絡中，從朱康對《考工記》的分析中讀出其古典闡釋基礎，以及将詞語分析高度曆史化的研究方式。複旦大學倪偉用“興奮而又眩暈”形容閱讀感受，認為《現實主義的變奏》特點是在文本、曆史與理論之間俯沖和上升。現實主義在變奏中能否在當下保持強度的問題，并追問如何恢複現實主義的行動性、重建它與社會的聯系？
華東師範大學羅崗從書中對趙樹理的讨論延伸開來，将其放置在中國鄉土現實主義的曆史脈絡之中，分析了晚明思想家李卓吾與東林黨的論證對思想史的意義，及其經過魯迅中介與趙樹理所代表的鄉土小說之間的脈絡關系，顯示了中國鄉土現實主義的曆史厚度。同濟大學張屏瑾從對于本書的讨論延伸出寫實、經驗、審美三個問題，提醒關注當代文學的寫實功能和曆史經驗的連續性，并且在空間化的審美之外依然存在時間化的美學指向。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魯太光看來，朱康的研究為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賦予了全球化的理論視野，并啟發我們在文學介入現實的力量弱化的當下，仍需要一種強勁的主義來激活文學的能動性，從中恢複面對沖突和解決沖突的能力。
華東師範大學陳琦通過細讀朱康書中對《霓虹燈下的哨兵》的分析，把握到“空間”這一理論概念在章節中的重要線索，并以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與《柳堡的故事》為例探讨革命語境的延展問題。東京大學王欽贊揚了本書的理論視野和方法論，認為“現實主義的變奏”是作者在跨國資本主義的語境下對現實的深刻把握，并展現了對傑姆遜寓言批評的借用和轉化，可以重新喚起文學的強度。
華東師範大學毛尖指出，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構成了本書的思想起點，又經由傑姆遜中介将福柯的知識型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毛尖發現了朱康著作中“形式”與“愛情”兩詞的高頻複現，并借由書中對《我們夫婦之間》的分析進一步提出了“社會主義文本能否進入室内空間”的問題。
據悉，活動由華東師大批評理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和國際漢語學院聯合主辦。
作者：許旸
圖檔來源：主辦方
編輯：徐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