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曾是法國第五共和國的總統，曾上司“自由法國”運動抵抗法西斯德國的侵略，被中國人所熟知。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突發心髒病去世，在臨終彌留之際，戴高樂曾遺憾地說：“我十分想見毛澤東！”
戴高樂作為一名西方國家的前上司人，在臨終前說出這樣的話不免令人十分詫異，他為何會這樣說呢？他與毛澤東之間隐藏着什麼秘密嗎？
戴高樂既是法國人民愛戴的将軍和上司人，也是深受中國人民尊敬的法國上司人，但是戴高樂對中國的認識明顯與其他西方國家不同。戴高樂曾多次在信中向侄子貝爾納·戴高樂提起中國，并建議他到這個有着獨特而深厚文明的國家去。他還在信中略帶神秘地告訴侄子：“說不定在下個世紀，中國就将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戴高樂說的這句話大家是否似曾相識呢？
這是因為在戴高樂說這句話一百多年前，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拿破侖曾說過，“中國是一頭睡獅，一旦他醒過來，全世界都為之震撼。”
戴高樂與拿破侖對中國有着相似的看法，都認為中國有着巨大的發展潛力，隻不過暫時“睡着了”，遭到了西方列強的欺淩。而中國在毛澤東的上司下，不但趕走了西方列強，而且建立了新中國，實作了民族獨立。毛澤東能夠帶領中國實作民族獨立和發展，戴高樂對于毛澤東自然是由衷的敬佩。
戴高樂敬佩中國這位偉人，當然也與戴高樂自身的經曆以及法國所遭遇的一切相關。
二戰時期，德國法西斯對法國發動進攻，法國抵抗了一個多月就投降了，而當時戴高樂擔任國防和戰争部副國務秘書，負責協調與英軍的行動，他不主張投降，而是繼續抵抗德國的侵略。
由于其被排擠出貝當政府，戴高樂選擇流亡英國，并在英國籌建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組織武裝力量，使倫敦成為當時法國國外抵抗力量的一個重要基地。不少法國愛國志士冒着生命危險，投奔戴高樂以報效祖國。
相對于法國的投降派而言，戴高樂上司的“自由法國”抵抗運動是法國不屈服于德國納粹勢力，勇于反抗納粹侵略統治的象征，戴高樂由此也成為法國的民族英雄。正是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團結一心的戰鬥下，最終打敗了德國，法國也得以複國。
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争開始，就成為西方列強侵略和瓜分的對象，中國的有識之士為了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進行着不斷的鬥争。而在衆多列強中，日本法西斯無疑是對中國侵略程度最深的國家，在日本的全面侵華戰争下，中國大半國土被日本占領和控制。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和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地戰鬥，最終才把日本法西斯趕出中國。
在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過程中，毛澤東上司的人民解放軍逐漸發展壯大起來，并成為能夠與國民黨軍隊一決高下的重要武裝力量。之後，人民解放軍在毛澤東的上司下擊敗了國民黨軍隊，解放了全中國，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國。
中國和法國有着反抗法西斯侵略的相同的遭遇，而且戴高樂将軍堅決抵抗德國侵略的事迹也曾激勵我們繼續戰鬥，這也拉近了兩國之間的關系。而戴高樂對于上司中國革命并建立新中國毛澤東也是由衷的敬佩。
二戰結束後，冷戰的鐵幕逐漸拉開，西方國家為了對抗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美國的主導下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法國也是該組織的創始國。上個世紀50年代，北約建立軍事一體化機構，由美軍司令官統一指揮北約軍隊。美國正是借北約控制了歐洲的防務與軍事力量。
一向崇尚自由和獨立的戴高樂于1959年出任法國總統，他早就對美國利用北約控制歐洲防務和軍事力量不滿了。他曾說：“我的外交和國防政策會消失在一個外國人指揮的體系中，駐在凡爾賽附近的美軍司令要代表新世界對舊世界行使軍事權力”。
而最讓戴高樂耿耿于懷的是1956年發生的蘇伊士運河事件。當時埃及總統納賽爾将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英法兩國聯手出兵奪回。而美蘇兩國都想拉攏阿拉伯國家，是以他們共同向英法施壓，要求兩國停火并撤軍。美國對法國頤指氣使的态度，讓戴高樂很受不了。
在擁核問題上美法也存在嚴重的分歧。法國人想擁有自己的核武器，并由自己來支配。但美國卻不想法國擁有核武器的支配權，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通路巴黎時勸戴高樂：“與其你們自己花很多錢造核武器，不如由我們供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通路法國時也作出類似的承諾，美國可以給法國核彈，但必須交由美國人監管。
而這正是戴高樂所反對的，他說“除非能自由支配核彈，否則法國不願有核彈部署在自己的國土上。我們要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是以，戴高樂決定法國要擁有自主的現代化軍事力量，退出美國指揮棒下的北約，但還保持與英美的合作。
同時，在對外政策上法國不再唯美國馬首是瞻，主張與蘇聯、東歐和中國緩和關系，打開對話通道。1960年戴高樂邀請赫魯曉夫通路法國，1964年法國不顧美國反對同中國建交，這都标志着法國在對外政策方面走向獨立自主。由此，法國也成為西方大國中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國家。
對于中國而言，新中國成立後，出于國際安全形勢的需要，我們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國與蘇聯交好，随之而來的是蘇聯對中國的各項援助，這對于一個因連年戰争而百廢待興的國家來說非常重要。
然而，蘇聯并不隻是向中國提供援助，還提議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這顯然有損我們的國家主權問題，是以我們拒絕了蘇聯的提議。由此，中蘇關系破裂，蘇聯撤走了援華專家，并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
雖然法國和中國分屬不同的陣營，但是法國高舉反對美國的霸權的旗幟，而中國也反對蘇聯對我們的控制，兩國的處境确實有點類似。而法國為了能夠在美蘇之間謀求大國地位，也需要同中國這個世界人口大國緩和關系，這些因素都促使中法兩國越走越近。
中法建交以後，戴高樂很想通路中國，與毛澤東面對面地交流，他既對中國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感興趣，又對毛澤東這個中國大救星感興趣。
然而，戴高樂這個人還比較好面子，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他要中國上司人先去法國通路，然後他再到中國通路。戴高樂曾向中國發出多次通路邀請，但是由于中國處于特殊時期，上司人不可能出訪法國。由于法國大使馬納克始終沒有能邀請到中國上司人去法國通路，戴高樂也就沒有實作他通路中國的願望。
戴高樂1969年4月卸任總統以後，隐居在他的鄉間故居。法國大使馬納克曾在1970年建議戴高樂通路北京，與毛澤東面對面交流，以了卻自己的心願。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戴高樂于1970年11月9日突發心髒病去世，最終未能實作通路中國的願望。在臨終彌留之際，戴高樂遺憾地說：“我十分想見毛澤東！”
戴高樂和毛澤東都是二十世紀的偉人，這兩個人都曾為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獨立做出過重要貢獻，而且兩人都很敬佩對方，并想要與對方見面。然而造化弄人，遺憾的是兩人未能如願。
戴高樂逝世後毛澤東給戴高樂夫人發去唁電：獲悉夏爾·戴高樂将軍不幸逝世，謹向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表示誠摯的悼念和敬意。
戴高樂曾對自己的閣僚說：“中國這個事實明擺在那裡，這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擁有開辟未來的一切手段。我們不清楚它需要多長時間來發展自己，但總有一天，中國将成為一個巨大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現實。”而且他在給侄子的信中提到：“說不定在下個世紀，中國就将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戴高樂對中國的預言，與拿破侖的預言遙相輝映，這說明戴高樂是一個有着遠見卓識的西方政治家，因為他預言的事情正在變成現實。
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再也不是那個任人宰割和貧窮落後的舊中國，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和第一貿易大國，中國的軍事實力足以捍衛我們的國家安全，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日益增強。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在本世紀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也不是難事，屆時戴高樂的預言将得以應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