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年（1840），英國遠征艦隊在指揮官查理·義律的率領下封鎖了廣州海面，“鴉片戰争”宣告爆發。不久之後，英軍一路北上到達天津大沽口，逼迫道光帝遣使談判，懲辦林則徐。兩年之後，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簽訂，鴉片戰争宣告結束。盡管戰争暫時結束，但清朝也就此淪為了列強瓜分中國的工具。
盡管鴉片戰争的過程中，清政府對列強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态度，但清朝軍民卻展現出了抗擊帝國主義侵略的可貴鬥志。除了廣為人知的“三元裡抗英”之外，晚清時期著名文史學家姚瑩在鴉片戰争爆發時正鎮守台灣，他率領台灣軍民抵抗英軍，取得了五戰五勝。然而，戰争結束後姚瑩卻慘遭主降派大臣迫害，受盡颠沛流離。
清乾隆五十年（1785），姚瑩生于安徽桐城的一個書香世家，其祖父姚鼐是“桐城派”散文的集大成者。在祖父的熏陶和培養之下，姚瑩從小熱愛讀書學習，年紀輕輕就積累了深厚的學識。在通曉儒家經典的同時，他也非常注重社會實際，其文章常常大膽針砭時弊，擁有自己獨到的看法和見解。
嘉慶十三年（1808），二十三歲的姚瑩考中進士，随後被兩廣總督張百齡召為了幕僚。當時，兩廣沿海地區常有海賊作亂，姚瑩由此對海防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認識。嘉慶二十一年（1816），姚瑩被派到位于今福建漳州西南部的平和縣擔任知縣，且在任期間政績斐然，得到了當地百姓的愛戴。
第二年，姚瑩又被改派到同屬漳州的龍溪縣擔任縣令，他在龍溪的表現同樣出色，被時人譽為“閩吏第一”。由于能力突出，且擅長改善轄地記憶體在的不良風俗習慣，姚瑩又于嘉慶二十四年（1819）被派到了台灣，擔任台灣府台灣縣的知縣，其轄地大約是如今台灣中部一帶。工作兩年之後，深受當地官吏、百姓尊敬的姚瑩升任台灣通判。
可惜的是，姚瑩還沒在台灣通判的位子上坐多久，就受到牽連被革去了官職。他離開時，台灣百姓極為不舍，甚至紛紛前往府衙請求姚瑩留下。卸下官職後，姚瑩回到了學術界，專注于研究學問，後來還在北京與《海國圖志》編撰者魏源、著名詩人龔自珍等進步人士一同交流學習，探讨經世緻用之學，尋求國家富強之道。
道光十二年（1832），姚瑩被重新起用，并先後在江蘇武進縣、元和縣擔任知縣。後來，道光帝下诏求賢，而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共同推薦了姚瑩，表示此人可堪大用。于是，朝廷先是封姚瑩為高郵知州，又在其還沒上任時就改封其為兩淮監掣同知，護鹽運使。
道光十六年（1836），姚瑩入宮觐見，道光帝認為其确實才能出衆，于是次年便委任其為台灣兵備官，負責處理台灣軍務。到達熟悉的台灣後，姚瑩與出身鑲黃旗的台灣鎮總兵達洪阿通力合作，整饬島上軍備。沒過幾年，鴉片戰争爆發，對台灣垂涎已久的英軍順勢登島，但姚瑩、達洪阿率領台灣軍民奮力抵抗，先後五次擊退來犯的英軍，保衛了台灣不落入英國侵略者之手。
姚瑩保衛台灣的英勇事迹令人敬佩，但《南京條約》簽訂時中方代表愛新覺羅·耆英、主和派大臣郭佳·穆彰阿二人卻不滿姚瑩和英國人交戰的行為，竟然将其逮捕入獄。盡管晚清社會已經相當腐朽，但百姓們也知道姚瑩是抗擊侵略者，不該是以獲罪。迫于輿論壓力，主和派最終釋放了姚瑩，但還是為了讨好英國人而将其派到了四川。
不僅如此，姚瑩到達四川後，主和派又一紙文書将其調到了更加偏遠的西藏。盡管跋涉數千裡，曆經無數艱辛，但姚瑩并沒有是以意志消沉、一蹶不振，而是在途中堅持讀書，還将沿途的風土人情、山川地形寫進了足有十五卷的《康輶紀行》當中。
盡管《康輶紀行》是一部遊記，但心系國家的姚瑩在書中介紹了英、法兩大列強的曆史和英國人在西藏邊境進行的活動，還提出了要對抗西方侵略者，就要了解他們的具體狀況、學習他們的先進技術。如今，許多人都為魏源的《海國圖志》沒能被當時的清政府重視而感到惋惜，其實《康輶紀行》對于開啟中國思想啟蒙同樣有着重大意義，也同樣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鹹豐帝即位之後，此前迫害姚瑩的耆英、穆彰阿一個被賜自盡，一個被革職，且永不叙用。與此同時，林則徐被重新起用，姚瑩也得前往湖北、廣西、湖南等地任職，繼續發揮自己的政治才能。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此前與姚瑩合作抗英的達洪阿戰死軍中，姚瑩也在随軍征戰的過程中染病，最終于鹹豐三年（1853）病逝軍中。作為抗英功臣、文史大家、進步思想家，他值得被更多人所知，也值得更多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