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大多數時候，醫生告訴我們的似乎都是壞消息，是以當醫生說出“病人家屬，請來一下”時，家屬們多少會有些戰戰兢兢。對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胸外科主治醫師王興來說，傳遞壞消息确實是醫生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但醫生可以用一種更有溫度和人文關懷的方式去幫助病人和家屬面對壞消息，與醫生一起找到最佳治療方案。
這或許是王興從事醫療科普寫作的重要原因。從2012年起，他開始在忙碌工作之餘撰寫科普文章，在近十年的時間裡，他陸續出版了《肺話》《怪醫筆記》《癌症病人怎麼吃》《胸腺外科學》（英文版）等作品，眼見越來越多同行從一開始的不了解、不支援到積極參與科普工作。王興認識到，在社交網絡發達、醫療咨詢觸手可得的當下，醫生時時刻刻保持高冷的專業形象反而不利于獲得病人的信任——很多情況下，病人需要切實具體的指引，盡管有些建議或許在醫生眼裡并不完全具有科學性，但如果醫生閉口不言，反而會把病人推向網絡謠言和僞科學。
王興的新書《病人家屬，請來一下》日前出版。在這本書中，他沒有過多談及癌症要怎麼治，而是着眼于治病這件事應該怎麼辦，比如收到癌症診斷書後要不要告訴對方，醫生讓選擇治療方案時該怎麼辦，如何說服父母定期體檢、去醫院體檢好還是去體檢中心體檢好等等我們在與醫院打交道時都有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他相信，我們對這些醫院“行業内幕”了解更多，就能在就醫時更加從容，更好地與醫生溝通。新作出版後，王興接受了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的采訪，與我們談及他從事醫療科普寫作的初衷、他眼中理想的醫患關系、患癌的機率，以及醫療領域容易被忽視的女性問題。
界面文化：在寫作過程中，你如何把握醫療科普寫作的可讀性和學術嚴謹度之間的平衡？
王興：我之前的幾本書硬核科普更多一些，但在《病人家屬，請來一下》中，除了硬核的幹貨科普之外，我會往人文方面進行引導，向讀者介紹實操層面的事情。比如我們應該以怎樣的頻率做體檢？應該怎樣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體檢項目？老人不願意做體檢怎麼辦？是去醫院還是去體檢中心做體檢好？
在實操層面，醫生可以給出很多建議，但我做了一些更謹慎的取舍，不會直接說A就是比B好，而是給出一些行業内部人員的真實看法，可能會涉及到一些“行業内幕”，讀者可以根據這些公開的行業内幕做出合理的選擇。
我不會太忌諱我說的是不是100%具有科學性。因為我發現，臨床中如果不告訴病人應該怎麼做，病人反而會走到歪路上。舉個例子，手術過後，病人問有什麼忌口，應該注意什麼，醫生說沒有，病人真的就完全放心了嗎？病人會上網查，“術後隻能吃雞蛋不能吃鴨蛋”之類的說法都不是來自醫生。如果醫生告訴病人一個很明确的、符合康複需求的做法，比如手術後每天吃四個雞蛋、每天散步兩三公裡或爬十層樓，病人會很好地完成。我有時會建議醫生不要完全基于醫學要求不給病人任何“抓手”或“救命稻草”，你可以适當根據你的經驗給出合理方法，會讓病人更相信醫生而不是網際網路上的僞科學。
在臨床醫生的思考方式中，既要基于科學依據下判斷，也要根據病人的性格、家庭甚至信仰給出适合TA的康複手段，這才是更有人文關懷的做法。緊跟指南的不一定就是好醫生，太簡單機械，缺乏擔當、思辨和人文關懷。
界面文化：在醫院環境中，患者往往是無助的，需要仰賴醫護人員的權威和責任，在治療過程中保持耐心和對艱深醫學的某種信仰。日益專業的醫學術語對病人來說越來越陌生。但另一方面，人們越來越習慣于在網上擷取醫療資訊，這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醫生的權威，而且目前出現了一種讓病人自主選擇治療方案的潮流，這讓醫患關系愈發複雜了。你認為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權力關系在理想狀态下應該是怎樣的？
王興：國内外目前都有“家長式醫療”和“民主式醫療”兩種模式。家長式醫療指的是醫生主導決策，是目前主要的醫療模式；民主式醫療指的是醫生把所有資訊告訴病人，比如提供ABC三種選擇，A的治愈率為70%，B為50%，C為30%，醫生和病人共同商量，病人做出選擇後醫生來操作，病人來配合。
事實上，目前大多數情況介于兩者之間——醫生在給出方案後會表明一些傾向性，病人按照醫生的傾向去做。也有一些情況是，家屬提出一些不完全符合醫療判斷的要求，比如醫生要求手術後補充蛋白質，家屬提出病人茹素，是否可以補充植物蛋白，或病人家比較遠，是否可以多住兩天院。病人家屬提出訴求後，醫生大多數時候是願意配合的，這種民主式的互動模式比較能讓所有人滿意。如果我是病人家屬，也希望能夠和醫生商量，在專業方面我相信醫生，我提出的其他方面訴求也希望醫生能考慮進去。這是最理想的狀态。
我寫《病人家屬，請來一下》的目的是幫助病人家屬朝這個方向努力，幫助他們了解與醫生打交道的合理話術，懂得如何管理醫生的情緒和做法，以此促進更美好和諧的醫患關系。當下我們不主張醫生搞“一言堂”，患者可以從網上查資訊，會對醫生的話表示懷疑，甚至拿出很多網絡消息或謠言和醫生争執。在這種情況下，醫生要保留醫療專業上的權威感，但患者和家屬也需要明白，你查再多文獻也不代表了解行業内最主流先進的看法，而且大多數人查到的文章或許根本談不上文獻。
是以，我不建議病人家屬在就診前查過多的單一資訊，更重要的是在就診過程中把醫生講的東西聽明白，然後根據自己最關心的問題去查資料。如果抱着一種“我要打敗醫生”或者“醫生不如我”的想法，就會覺得就醫很費勁。如果你不相信一位醫生，可以選擇多看幾位醫生。選擇一位醫生意味着你認可TA的專業度，後續要做的就是充分信任、積極配合。我們希望的是讓醫患關系找到平衡點——醫生主導專業，病人在生活和實際操作上能夠與醫生進行有效的互動。
界面文化：對醫生來說，患者與醫生之間的良好溝通是怎樣的，你本人是如何處理醫患關系的？在中國，地域、階層、文化、教育水準的差距巨大，我相信這給醫生造成了巨大的溝通上的挑戰。你是如何克服這些挑戰的，特别是如何處理病人不信任的問題？
王興：醫生問診方式和治療方案的溝通，很難因為病人的階級、文化、教育背景不同而做出改變。我們的确更願意和了解力、配合度更強的患者和家屬交流，如果發現病人很難有效溝通，一般會選擇更換交流對象，比如如果病人的女兒過于急迫焦慮，我們可能會選擇和其兒子或妻子溝通。
也會遇到病人覺得醫生資曆尚淺而不信任的情況，我覺得作為醫生不應太過放在心上，要把精力投給更願意相信你的病人。醫生都是從基層做起的，在每一個層級都應做好每一個層級應該做的事情——住院醫師要把每一次換藥換好，每一次問診問清楚；主治醫師要把每個病人管理好，每次出院複查安排好；等我當了副主任、主任，能夠獨立掌控病人的開刀或治療時，我當住院醫師時負責過的很多病人也一直非常信任我。
門診五分鐘，其中四分鐘花在溝通和建立信任上。醫生選擇信任病人，病人選擇信任醫生，要相信醫生的結論是建立在認真負責的基礎之上。如果缺乏信任，醫生就算花兩個小時解釋為什麼目前不用開刀，也不如挂黃牛号找大專家得出同樣結論讓病人覺得可信。信任是醫患之間的第一道橋梁，後面才是知識和決策。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提出，目前醫療資源緊張、醫療工作者工作強度大，大多數醫生其實是無法為病人提供“情感勞動”的，比如花時間安撫病人和家屬的情緒。在系統性問題暫時難以解決的情況下，你認為病人和醫生應該如何調整自己的态度與預期，共同促進一種更好的醫患關系？
王興：我們沒法立即改變系統性問題，但可以思考如何在現有情況下做哪怕一點點改變，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可能的方向。
第一，建議病人家屬了解醫生的工作和報酬模式。門診對醫生來說是一個篩選病人而非治療病人的場所，門診醫生所做的是把需要住院或更複雜治療的病人篩選出來，把暫時隻需住家觀察的病人送走。某種意義上來說，門診是醫生的“義務勞動”，收治病人之後的工作才是重點。門診醫生傾向于以“是/不是”的收攏式問答，以便很快做出判斷。病人在門診提出的問題也可以偏收攏型：我的病是良性還是惡性？下一步需要觀察還是手術？需不需要吃藥？問這幾個問題基本就足夠了。如果你問為什麼會得病、為什麼家人沒得但我得了、有什麼忌口，就不屬于醫生擅長且願意回答的問題了。
第二，對于醫生，我的建議是适當增加問診時間。訓練有素的醫生可能兩秒鐘就能在一張片子上看出問題，但病人的預期是你要更仔細地看。醫生如果适當多給一些時間——雖然對醫生來說沒有意義——病人的感受就會截然不同。我經常建議醫生看片子時不要問病人要報告，而是從頭到尾看一遍片子并告訴對方你發現的問題，比如“我覺得你的片子上左肺上葉有一個結節”，你講的東西和病人手裡的報告對上，他會覺得醫生很懂很用心，在病人心中的地位和信任感會陡然上升。
最重要的是，醫生要把自己的主業做好。要細緻靠譜，比如檢查能開對就開對，不要讓病人反複跑。如果溝通很到位，業務不靠譜也不行。有些醫生業務能力很強，對病人的态度很一般甚至會怼病人，但病人和家屬也會很配合，因為他們知道你是為自己好。醫生有不同的性格，把業務做紮實，提升診療效果，才能給病人最好的感受。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提到一個概念，“癌症是一種運氣不好導緻的疾病。”我覺得這是一個對很多人來說難以接受的概念。在養生概念大行其道的當下，健康越來越被認為是一種個體努力的結果，疾病被認為是個體的“不負責任”所緻。最重要的是，如果把癌症當作一種“壞運氣”，會讓人失去對生活的掌控感。我們應該怎麼面對癌症呢？
王興：這個問題很好，也有很多讀者回報說，看到“癌症是一種壞運氣”感到悲涼，人生好像沒什麼希望一樣。首先，從科學上講，資料告訴我們美國就是有1/3的人一生當中會患一次癌，在中國這個數字是20%。我們接受人類平均壽命增加到80歲以上甚至即将迎來百歲人生，那是否也要接受伴随年齡增長出現的并發症呢？這是一個我們無法改變的大前提。但“壞運氣”并不是說當下100個人裡有20人今年就會得癌症，說的是一生的機率——累加機率之後，人們到六七十歲之後患癌的機率會提升，是以癌症還是一種老年病。在壽命足夠長之後，抽煙、喝酒、吃燒烤、肥胖等因素在累積足夠長時間後就可能需要“還債”，比如抽煙者比不抽煙的人患癌機率高20倍。
知道這一點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盡量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現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可能減少患癌機率。當機率減到足夠低，我們可能更容易成為那個幸運兒。
界面文化：我們能獲得怎樣的醫療服務往往與金錢和階級有關，富人總是能獲得最好的醫療服務、最先進的治療方案。你怎麼看健康的不平等問題？病人家屬要如何說服自己在選擇醫療方案時“量力而行”？
王興：在書裡，我把這個問題抽象成一個病人有怎樣的經濟水準醫生就推薦怎樣的治療方案，看起來會有一種生命不平等的感覺。沒錢的病人就不配知道更先進的治療方案嗎？這是一個倫理問題，實際操作過程中其實沒有那麼武斷。
首先醫生會看病人家屬的意願。如果病人家屬說買了保險不缺錢、什麼好的治療手段都可以用，醫生就不用考慮這個問題了。也有病人會直白地說家中經濟情況不太好，能不能多做一點醫保能夠報帳的檢查，盡量控制費用，醫生自然就知道了TA對治療費用的看法。醫生内部也會想辦法為病人降低治療費用。我的一篇論文論證了如何省掉PET-CT檢查（目前這項檢查在國内的費用是7000-8000人民币），外國評審人覺得奇怪，他們不知道這項檢查在中國是自費的，很多病人願意花更多時間、做更多可報帳費用的檢查，來減少這一項檢查的使用。
比較糾結的是，病人和家屬雖表示無論花多少錢都願意治療時，醫生給出建議也會為難。此時的正常做法是把所有治療方案給對方，但在這個過程中也要不斷磨練情商。有一個現實案例：病人家屬說不差錢，我們建議使用進口藥，家屬問哪個療效好，我說進口藥總體而言稍微好一點，但差别不大。在得知進口藥一個月要六七萬、國産藥一萬上下時，家屬很猶豫，說要和其他家屬商量一下，又反複詢問國産藥是否會有副作用，萬分糾結。醫生此時明确知道這個女兒确實有困難，打勞工沒有那麼多錢，但又想給爸爸用最好的藥，不想爸爸受罪，就咬咬牙仍選擇了進口藥。一天後我們告訴她，進口藥醫院需走3-4個工作日的流程，她立即表示那不如馬上用藥，最後更換了國産藥。就這樣，我們讓病人家屬找到了一個心理調節的出口。
如果治療效果真的有很大差别，醫生肯定會告訴病人家屬，但如果選擇差别不是那麼大，我們也會努力讓病人和家屬不被道德綁架，好像用便宜的藥就是不孝順，不舍得給爸媽花錢。我們努力想要讓家屬減輕心理負擔，盡量讓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打勞工不至于賣房看病，盡力找到一個平衡——既能夠讓病人滿意，又能讓家屬的家庭合理運轉、好好生活。我建議醫生能夠給病人一些溫暖的出口，讓他們能夠做出一些不基于金錢的選擇。
界面文化：前段時間央視“國際肺癌日”報道指出，肺癌居我國女性惡性惡性良性腫瘤發病的第二位。你在書中也提到了這個問題，而且指出廚房油煙也許是女性患肺癌的重要原因，因為很多女性在獨自照顧孩子時常常為了及時觀察到孩子的動靜而不開油煙機。讀到這個細節時我有些五味雜陳。
王興：有一個讀者告訴我，他媽媽不是沒開油煙機得的肺癌，而是因為家裡隔音不好怕打擾他學習，把門關起來悶在廚房裡做菜，最後得了肺癌。他也覺得回過頭去看很歉疚。很多母親為了孩子和家庭犧牲良多。
界面文化：醫療領域的性别不公是近年來在網絡上被讨論很多的話題之一，比如女性的疼痛在很多情況下無法得到嚴肅對待（無痛分娩技術在我國遲遲無法大範圍展開就是一個例子）。在醫療界内部對疾病和社會性别的關系有怎樣的反思呢？
王興：從我的專業來看，在惡性良性腫瘤方面，女性排名第一的是乳腺癌，第二是肺癌。近年來女性的甲狀腺癌和乳腺癌都是高發疾病，但這些病理論上都是比較好治的病，越早發現越好治。
在我們父母輩，男權文化影響較重，母親更聽父親的話，在北方更普遍。當父親說不用體檢、花這個錢幹什麼時，母親可能缺乏一些抗争手段或合理引導。假設國家撥款給群眾做體檢，或者體檢的時候送一點米面油，女性就能更被鼓勵去體檢。當我們工作、組建自己的家庭，父母重新恢複二人生活的時候，他們的權責關系是不是更傾向于男性？我們的媽媽們可能在缺乏我們的關心的同時，也沒有得到爸爸們充分的關心。在父母獨處時，母親可能反而失去了我們的照顧和保護。我們是不是可以主動給媽媽安排一份體檢呢？資料顯示，60-70歲的女性患癌特别多，比如說結腸癌、乳腺癌、肺癌。能夠早發現的女性都是幸運的，治療康複後還能活很久。為什麼中國女性的平均壽命沒有一些發達國家那麼長，就是因為很多女性的疾病未能及早發現，演變成了會影響壽命的疾病。
界面文化：你提出的“女婿經濟學”這個概念非常有趣，即“女婿”往往能夠在病人醫療護理流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雖然你強調了“女婿”這個角色不一定限于男性，但在論述中我感到女性在醫療方案選擇中的話語權是偏低的，比如你說“女兒通常是最讓醫生頭疼的”，在處理家庭事務上，“媳婦是相對最尴尬的角色”，也就是說無論是在原生家庭還是在丈夫的家庭中，女性的決策力似乎都是被質疑的。你能再展開講講你對此的看法麼？
王興：我需要向廣大女性讀者澄清一下，我做出這個論斷确實有個人經驗作祟，每個人必須承認自己的局限性。但在臨床當中，很多醫生确實有這種感觸，女性通常更容易被感情左右，可能向醫生提問更問不到點子上。比如說女性總是會問這個病做手術疼不疼、做化療會不會遭罪，這些問題我們很難回答。手術是會疼，但我們能解決，而且這不是我們現在最關鍵的問題，關鍵問題是我們是否需要開刀，手術後對病人的影響有多大。
我們沒有批評女性的感性，每一個為患病父母落淚的女兒都讓人感動，但我們建議女性先抽離出感性的角色，幫助醫生做好決策，促進病人的康複。努力讓自己有一些“女婿”的思維，既然選擇信任醫生，醫生建議的事情就努力去完成，配合醫生把病人的康複做好。我們希望女性在感性之餘，能更“爺們”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