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國府代表陳儀上将來到台灣接受日本投降，由于一年多前進行了充分準備，日本把軍事、警察、行政、财産和文教等各種權力機構如期傳遞國府。約50萬日俘日僑在幾個月内被遣送，日本殖民勢力被驅逐出台灣。陳儀率領工作團隊開始着手重建台灣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事業，其中文化心理改造工作迫在眉睫。
由于日本在台灣推行皇民同化教育，學校全部使用日文教學，改日本名、說日本話和讀日文書成為當時台灣廣大青少年生活常态。據統計，到1940年台灣日語普及率已達70%，台灣地區的中華文化根脈面臨被斷絕的危險。
為了盡快在台灣恢中華文化，在陳儀訓示下率先通過了《台灣省人民回複原有姓名辦法要點》，恢複台胞的漢姓漢名。為了從根本上清除日本皇民思想餘毒，陳儀從大陸邀請了一批文化、教育、文學、語言和翻譯界人士，如夏濤聲、沈雲龍、李萬居、黎烈文、任高雄，龍瑛宗、雷石榆、許壽裳、台靜農、魏建功、何容、方師铎、李劍南、齊鐵恨、孫培良、王玉川、馬學良、黎錦熙、李霁野和李何林等一大批文化精英來到台灣，恢複重建台灣中華文化體系，讓台胞重新掌握祖國的語言文字，學習祖國的曆史文化。在台灣恢複國語運動中，兩岸同仁盡心盡力，通力合作。其中編譯館長許壽裳、“國推會”主任魏建功和教育處長範壽康三位是傑出代表，成效卓著，貢獻突出。
一、言猶未盡許壽裳
許壽裳（1883—1948），浙江紹興人，學者、傳記作家。許壽裳與魯迅和陳儀早年在日本學習是同鄉、同學和摯友。1946年夏，許壽裳受陳儀邀請抵台從事編譯工作，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組建編譯館。他把編譯館分為四個組：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名著編譯組；台灣研究組。前兩組工作重點是治标用急，迅速提高台胞的國文程度，後兩組緻力于台灣文化的長遠培植發展，用于培根鑄魂。編譯組工作内容分為四類：一是編中國小文史教本，包括曆史、地理、國文、常識和國學等教料書，此項工作在當時最為迫切；二是編中國小教師參考讀物，為教員教學工作提供資料參考；三是編三民主義與各種政令小冊子，旨在提高公務員的政治常識和心理建設；四是編纂辭典和翻譯外國名著，為社會大衆提供公具性書目，以提高台胞國學素養。
為了幫助台胞學習國語，許壽裳編寫《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他針對台灣口語表達現狀，提出國語運動中先複原台語（閩南語），然再過渡到學習國語。這種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推廣方式，非常适合台灣青少年學習國語國文。
介紹和宣傳魯迅文學作品和思想，是許壽裳決定來台灣的重要原因。在許壽裳等人推介下，光複後的台灣一度掀起了魯迅文化熱。一批台灣進步青年通過閱讀魯迅作品，一方面可以學習國文，一方面接受大陸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教育，尤其是學習魯迅的革命思想和戰鬥精神，克服日本的奴化思想教育。許壽裳在編譯館大會上指出：“我們為台灣人民編中國小教科書也要以魯迅為榜樣，要站在大衆的立場，提倡科學與民主，不能複古倒退。”宣傳學習魯迅及著作，是肅清皇民奴化教育，培養台灣人民愛國革命精神的重要途徑。
令人痛惜的是，1948年2月18日，睡夢中的許壽裳在台灣大學教授宿舍被人連砍數刀，慘死家中。此案是謀财害命還是政治謀殺一直争論不休。
為此汪毅夫評價說：“許壽裳先生是為台灣而來，為台灣而死的人，是死于台灣、得永生于台灣的人。”正所謂：
百戰瘡痍待愈傷，隻身狐箧離原鄉。
國語經典傳根脈，中華精神放光茫。
二、恩澤後學魏建功
魏建功（1901年至1980年），江蘇如臯人。文字學家、音韻學家與教育家，中國國語普及與推行的先行者之一。
魏建功
1945年8月，魏建功被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借調”來到台灣推行國語，組建“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并任主任。為了確定國語推行工作落到實處，魏建功在台灣各縣、市分層設立“國語示範推行所”29處，“國語推行所”主任由各縣、市長親自兼任，成員由教育處遴選。同時制定國語推行标準和原則，邀請大陸同行來台助力，這樣從組織、技術和師資上保證台灣國語推行工作的有序推進。
辦報刊搞講座也是國語推行的有效手段，魏建功于1948年10月25日創辦了台灣第一份國語報紙《國語日報》。報紙從最初4版發展到後來的16版，堅持每天出刊，在每個字上标記注音符号，數十年來為台灣群眾的國語教育發揮着重要作用，為海峽兩岸的文化統一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
江蘇海安，魏建功紀念館
回到大陸後魏建功主持編纂《新華字典》，這是迄今最廣泛、最權威的一部小型漢語字典。
寶島新生逐倭戎，正本清源魏建功。
識字讀文複國語，恩澤後學遮殊榮。
三、落葉歸根範壽康
範壽康（1896-1983），浙江上虞人，教育家、哲學家。1945年随上司陳儀來台灣，任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處長。教育處主要是落實長官公署的各項政策和方案，組織教育系統的各級官員和各類學校推行國語。通過調整各校學習課程，加重國文、曆史、地理科目，強行規定每周學習國語課時數，要求新生入校先補習一學期國文、史地教育等。
範壽康
在社會上，教育處舉辦全省國語演說競賽，舉辦公務員國文實習班，将全省鐵路、公路、民營公司站牌以及台北市街巷名，一律換回中文，并加上注音符号。同時要求各機關、鎮公所、各學校使用中國漢語漢字、懸挂中國地圖、演奏中國歌曲、穿着中國服飾、閱讀中國書籍、施行中式禮節和食用中國菜肴等等方式來恢複傳播中華文化傳統，從根本上實作台灣重新中國化。
1982年，鄧小平接見範壽康
光複後的台灣有上千所中國小急需國語教師，為了解決師資短缺，範壽康組織人力從祖國大陸邀請更多老師和師範生來台灣。同時建立台灣師範學院（今天的台灣師範大學），就地教育訓練國語師資。國語恢複後轉台灣大學講授哲學。
在兩岸尚未直接往來的1982年，範壽康沖破重重困難從美國回到祖國大陸定居，喜悅之情溢于言表，并賦詩一首：
飄飄宛似一沙鷗，華府逢秋風滿樓。
故國山河無限好，暮春飛渡上神州。
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統一上司下，魏建功的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負責宏觀設計指導，許壽裳的編譯館負責為學校社會出版各類教材和公共讀物，範壽康的教育處負責組織落實推進，這種有組織、有計劃和有落實的三位一體工作進展順利。至1948年底，台灣社會形成了濃烈的學國語說國語的氛圍，使用國語的講習班、雜志社、出版社、書店和比賽大量湧現。
兩岸語言文字的統一，既是國家統一的象征和标志，也是國家統一行政管理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不僅便于海峽兩岸的溝通交流，更能真正展現中華民族同根同源，同文同俗的同一性，對統一祖國大業具有不可估量的曆史作用和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