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影中紀實
編輯 | 影中紀實
在新中國剛剛成立時，周恩來總理因事前往蘇聯，而這時國内需要有一個人來主持總理這一職，誰能來代替呢？
其實，毛主席早已考慮好暫時接替周恩來總理的人選，并指名道姓讓他擔任三個月代總理。
1949年10月2日，蘇聯政府率先承認并決定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但早在抗日戰争結束之前，也就是1945年8月14日，國民黨與蘇聯簽訂了一份《中蘇友好同盟約定》。
該《約定》是國民黨與蘇聯簽訂的一條“不平等”條約，其中承認蘇聯擁有30年長春鐵路的管理權，并且将中國旅順設定為中蘇海軍共享基地。
新中國成立後，之前的不平等條約理應廢棄，為此，毛主席首次踏上了出國的道路。
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一條專列，并于十天後抵達莫斯科。毛主席此番前往莫斯科的目的很直接也很明确，那就是同蘇聯最高上司人斯大林進行重大的政治、經濟協商。
其中重點内容就是關于如何妥善處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等問題，因為這個條約是美、蘇、英三國在不通知中國政府的情況下進行簽訂的，嚴重損害了新中國的主權與利益。
當毛主席與斯大林見面後，斯大林卻直接挑明不願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的内容，原因也很簡單，斯大林說到：“中國目前不存在直接的戰争威脅，日本無力在發動戰争；美國盡管在國際上喊着戰争，但它卻最怕戰争；歐洲各國更是受到了嚴重的戰争創傷。如今誰也不會對新中國動武，而蘇聯則可以很好的保證中國長達5至10年的和平，甚至更長時間。是以中蘇兩方理應保留1945年締結的條約。”
毛主席在聽到斯大林的答案後，直接表示道：“我們必須要采取行動，并且符合中國人民的最大利益，這個問題必須妥善解決。中國社會一直有一個說法，該條約是國民黨與蘇聯簽訂的，但如今國民黨政府已經倒台，那麼條約似乎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就是否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毛主席與斯大林産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為此，毛主席想到一個更為妥善的方法，希望能讓周恩來總理到莫斯科一同進行商讨。
當毛主席詢問斯大林是否允許讓周恩來同志前往莫斯科時，斯大林卻拒絕得很幹脆，說：“國家主席既然已經來此，總理又來，則會對外觀感上産生不利的影響，是以認為恩來同志以不來為宜。”
毛主席之是以想讓周恩來到莫斯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周恩來同志兼任總理與外交部部長兩個重要職務，處理外交事物肯定需要周恩來親自處理。
毛主席想要讓他處理與蘇聯簽訂新條約的問題，而斯大林不讓周總理到莫斯科，很顯然就是不願與新中國簽訂新的中蘇條約。
毛主席見斯大林不願拿出誠意，于是在蘇聯談判時每天隻做三件事：吃飯、睡覺、入廁。
而因為毛主席遲遲不從蘇聯傳回中國，以至于英國惡意揣測蘇聯為了達成一些目的，對新中國主席采取了一些不正當措施。斯大林為了辟謠，在征得毛主席同意後，允許周恩來同志前往莫斯科，并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1950年1月2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向黨中央發了一通電報，主要内容是讓周總理前往莫斯科同蘇聯簽訂中蘇新約。
因為毛主席不在國内，以至于新中國大大小小的問題全部落在周總理頭上。周總理每天都要起早貪黑地工作，一天的休息時間不足5個小時，而這也為周總理的身體埋下了隐患。
如果周恩來總理出訪蘇聯，此番同斯大林進行新的條約談判，那麼勢必會花費很長時間。毛主席與周總理兩個國家重要上司人長期不在國内，勢必會引起很大的亂子。
而高瞻遠矚的毛主席早已看出問題所在，是以在電報結尾提出了一個極具先見之明的建議：恩來同志在出發前可提前确定一位“代總理”對接相關工作事宜。
代總理，三個字出現在了中央政治局高層的眼中，那麼究竟是誰有能力接替周總理的職務呢？
毛主席早已有了合适的人選，他在給周總理發去的電報中寫道一個人的名字：“董必武”。毛主席在電文中寫道：“我建議由董必武同志出任代總理一職。”
看到董必武的名字後，中央高層上司一緻贊同，舉雙手贊同毛主席的決定。
實際上董必武被毛主席推選為代總理一職時，他已經是第一副總理，憑借他的能力完全能夠勝任。
可能論名氣，董必武不如周總理，但如果論資曆的話，董必武絕對是黨内最有資格成為代總理的人。
新中國成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宣布：“新中國成立了”，董必武作為我黨“一大”代表，就站在毛主席的身邊。
毛主席都要稱董必武為“董老”，不隻是因為董必武年齡比毛主席大，更在于他是中國共産黨創始人之一。
1886年出生的董必武，從小就接受過非常良好的教育。17歲就應經考中清朝的秀才，但在見到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與西方列強對中國百姓的壓迫後，毅然選擇放棄從官，當了一名教書先生。
為了能拯救處于水火之中的黎明百姓，董必武放棄了安逸的教書生活，跟随孫中山走上了一條救國救民的革命之路。
辛亥革命後，清政府被推翻，董必武卻見到中國各地軍閥割據，四處混戰。董必武意識到，西方已有的思想根本無法拯救中國，他立下決心，誓要為中國找到一條正确的道路。
俄國十月革命以後，根據馬克思主義走向了一條全新的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在傳到中國後，董必武仿佛看到了一條康莊大道，他當即決定要為“共産主義”奮鬥終生。
1920年，在李大钊與陳獨秀的奔走宣傳下，全國各地都建起了共産主義小組，董必武便和志同道合的陳潭秋一起在武漢成立了武漢共産主義小組。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其中董必武遇到了小自己7歲的毛澤東，從此兩人便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中國共産黨在經曆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後，于1934年開始長征，當時已經48歲的董必武跟随紅軍隊伍走完了長征，更是在長征道路上培養為了革命不怕留學犧牲的光輝品質。
在抗戰全面爆發以後，身為一介文人的董必武沒有拿槍上戰場，而是憑借自己優秀才能促成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之後擔任中央黨校校長，吸納各地有識之士，為後來的新中國培養了一大批中堅力量。
解放戰争爆發，董必武深入國民黨占領區，在敵後從事革命工作，并且積極聯系其他民主黨派的領袖，希望能夠通過非戰争的方式促成全國解放。
解放戰争後期，國民黨反動派節節敗退，董必武又站了出來幫助解放區恢複金融秩序，其中提到了一個對新中國影響重大的建議：成立統一銀行，發行統一貨币。
1948年11月18日，遼沈戰役結束，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召開第三次政務會議，其中提到統一全國貨币，成立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這個名稱敲定後，即表明了這個銀行主要服務于人民，更是為了讓它成為新中國以後國家中央銀行的規格。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以後，解放區開始發行統一的貨币，而這就是我國第一套人民币。在第一套人民币上，寫着的“中國人民銀行”六個字，正是出自董必武之手。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國成立了”，而此時63歲的董必武就站在毛主席身邊，親眼見證了新中國成立。
新中國成立以後，董必武一點也不像六十多歲的模樣，他對待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充滿了年輕人的朝氣。先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等要職。
在任期間，董必武兢兢業業，為新中國的建設發光發熱。
1950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出發莫斯科之前，通知了董必武為代總理，并且告知他是毛主席親自下的決定。
起初，董必武在受到任命同志時嚴詞拒絕，因為在他看來沒有人能取代周恩來的總理之位。可是當他聽到是“國家需要”時，64歲的董必武深知責任重大，毅然站出來成為新中國首位代總理。
64歲高齡的董必武在接下“代總理”職務時，并沒有想到責任會如此重大。經過短暫的交接後，1950年1月10日，周恩來踏上了前往莫斯科商議的道路，新中國總理的重擔正式落在了董必武的肩上。
周恩來在前往莫斯科時并未有準确的回歸日期，可能一星期，也可能兩三個月。即便如此，董必武在擔任代總理期間，并未有絲毫松懈，他充分利用1天24小時，為國家和人民做出自己的貢獻。
新中國在成立以後，困擾國家最大的難題就是因連年征戰，導緻農田損毀殆盡，糧食極度短缺。在當年，全國超過一半的人口都食不果腹，而董必武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百姓吃飯問題。
毛主席在出訪莫斯科之前，曾經下達一道重要訓示：“不許餓死一個人”。
為了能夠貫徹毛主席的訓示，黨中央上司人卯足了勁。董必武在成為代總理之後，第一時間成立“中央救災委員會”，并且下達重要方針：“生産自救、節約渡荒，群眾互助，以工代赈，并輔以必要的救濟。”
中央救災委員會成立以後，貫徹落實董必武的救災方針，結合調查全國農業情況，從農業發達的省份籌集救災糧食，源源不斷的送往缺糧重災區。
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在董必武的指揮下，中央救災委員會終于順利幫助百姓們渡過了嚴重的糧食危機，不至于出現“餓死人”的情況。
不在其職，根本不清楚總理一職責任有多麼重大。董必武在代總理期間，過起了同周恩來總理一樣的生活，每天淩晨兩點休息，清晨七點起床工作，幾乎日夜不眠的連軸轉。
除了代總理一職，董必武還身兼中央其他要職，作為中國人民最高法院院長，董必武先後參與了《人民法庭組織原則》、《婚姻法》等十多條法律條文的建構。
在擔任代總理的兩個多月的時間裡，董必武召開全國政務會議8次，參與讨論國家重大事務50餘次。
1950年2月13日，董必武在寫給堂侄董良埙的一封信中說到：“我忙的情形你們難以想象，别人在星期六、星期日一般不辦公，夜間隻有我們黨内少數人在辦公。我呢，我早晨7點起床，晚上兩點多才睡覺，無所謂星期六、日，随我工作的秘書和警衛員都拖得很辛苦...”
64歲的董必武成為代總理時比周恩來總理大12歲，如此高強度的工作他堅持了下來，且沒有出現絲毫差錯，足以見得老人對國家與人民的一片赤誠！
1950年3月8日，周恩來總理與毛主席從莫斯科回到國内，也就意味着董必武兩個多月的“代總理”生涯結束。毛主席在見到董必武後，接連稱贊他為國為民的不辭辛勞地付出。
不再擔任“代總理”一職後，董必武依舊在中央的重要崗位上發光發熱，為人民服務奉獻終生。
1975年，重病纏身的董必武在病榻上寫了人生中最後一首詩：
“九十光陰瞬息過，吾生多難感蹉跎。五朝弊政皆親曆，一代新規要漸磨。徹底革新兼革面，随人治嶺與治河。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
27天後，為中國革命奉獻一生的董必武同志病逝于北京，享年90歲。
這位老革命家，至死都在想着國家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