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的奇葩想必大家早有耳聞，平時大家也樂于看他們各種出醜來博大家一樂。
但當他們在極為嚴肅的國際場合上表現這種奇葩，就不是什麼好消息了。
比如在二戰後的東京審判時，聯合國方面共安排了11位法官進行審判，而為了保證審判所謂的公正性，這其中就包括一名代表殖民地的“印度法官”。
11名法官合影
然後，就出現了讓聯合國腸子都快悔青了的場面。
面對日軍鐵一般事實的屠殺行為，他卻堅定地認為日本所有十一名甲級戰犯無罪，甚至還寫下了數十萬字的判詞為他們辯護，并最終也判決他們“無罪”。
幸好其它法官發揮正常沒出太大的幺蛾子，才使得這些甲級戰犯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不然以這位印度奇葩法官的邏輯，可能日本所有的戰犯都會逍遙法外。
東京審判
相信日本侵略受害國群眾看到這位印度法官的判決後，一定肺都要氣炸了。
但日本方面果然被這位印度法官的洗地行為感動得一塌糊塗，不僅在日本給他建了紀念館，甚至在*國神社裡為他立碑供大家傳頌。
今天，我就和大家講述一下這位印度法官的奇葩一生，他就是——“拉達賓諾德·帕爾”。
帕爾
1886年1月27日，拉達賓諾德·帕爾出生在南亞次大陸的一個小村子的貧苦家庭裡，年僅3歲便失去了父親。
雖然家裡很窮，但帕爾的學習成績還是不錯，是以獲得了政府頒發的獎學金，這也讓他得以繼續學業，而不是像大多數兒童一樣辍學務農。
從總統學院數學專業畢業後，帕爾又成功考入加爾各答大學法律系，而這所大學是印度的頂尖高校，換到我國來說就是考入了北大一樣。
但家裡的經濟條件是不允許帕爾全職再讀一個大學的，是以他隻能一邊在阿拉哈巴德的會計辦公室上班，一邊在加爾各答大學攻讀學士學位。
加爾各答大學
1911年，他順利取得學士學位，并在次年獲得了律師資格，随後便是他快速躍進的事業。
因為有着法律和數學專業的背景，他成為了印度所得稅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随後又受聘于加爾各答大學法學院，并成為了印度英國政府的法律顧問，在此期間他還“自學了國際法”。
1941 年，帕爾成為了加爾各答高等法院的法官，然後又在三年後跳槽到母校加爾各答大學當了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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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帕爾一直在印度國内活動，想必一定會成為絕對的正面人物，但無奈他很快将迎來一個他認為是“表現自己法律專業性的機會”，其實是“世界人民眼中笑柄”的事件。
1945年9月2，日本政府正式在投降條約上簽字，這也意味着二戰在法律意義上的正式結束。
而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二戰中犯下了衆多不可饒恕的罪行，對于他們的審判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之中。
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頒布了《特别通告》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宣布在東京正式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準備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
國際法庭審判日本戰犯之時，聯合國方面特意安排了11位背景不同的法官進行審判。
從履曆上看，帕爾确實能夠擔得上這個職位，因為他号稱是——“印度最公正、最博學和最自信的法律人物”。
但實際上，從他随後的表現上來看，他的這種公正和自信完全就是“站着說話不腰疼”，因為印度本身沒受到什麼戰争的波及，是以他根本無法了解什麼叫做樸素的正義。
1946年5月17日，帕爾首次出現在東京審判法庭之上，而他的奇葩也立即展現了出來，一秒鐘都沒藏住，因為他在落座之前竟然面向日本戰犯雙手合十行了一禮。
在随後持續兩年多的審判過程中，十一位法官對于日本戰犯的量刑也産生了争議。
而在這其中，帕爾便是最為激進的法官，雖然其它法官在個别戰犯的量刑上也有争議，但隻有他堅持認為日本戰犯——“全員無罪”。
他辯稱檢方所指控的“對和平的犯罪”及“對人道的犯罪”是事後法的判決結果，根據“法的不溯及原則”，這些日本戰犯應該是無罪。
而面對一些擺在台面上的日軍大規模屠殺行為，他也有着自己的狡辯邏輯。
比如日本陸軍大将松井石根，他是制造南京大屠殺的首要責任人，再怎麼狡辯也肯定是首惡。
松井石根
但當帕爾發現在屠殺過程中松井石根曾生過一場病後，就瘋狂地辯稱松井因為生病是以在南京大屠殺中沒有完全的行為能力，是以根本沒有罪，當然這種荒唐的邏輯當即遭到大多數法官的否決。
比如他公開批評法庭上沒有戰敗國的法官代表，再比如他表示美國使用原子彈是“對日本生命和财産的廣泛破壞”和“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而中方法官代表梅汝璈則根據兩年來收集的日軍暴行，向各位法官不斷展示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去四肢等令人發指的暴行，比德軍在集中營的所作所為殘酷百倍，主張對必須對日本戰犯處以死刑。
梅汝璈
面對最終的審判結果，帕爾還不甘心，不僅最終仍然堅持所有的日本甲級戰犯無罪的判決，還寫了長達上千頁的意見書和數十萬字的判詞，想從法理角度闡述日本戰犯無罪的原因。
在這些狡辯中，他表示侵略戰争是國家行為，是以國際法的追訴對象隻能是國家不能罪及個人，而日本作為國家來說對侵略戰争負有道德的責任，但是沒有法律責任。
萬幸，最終的審判結果還是向着好的方向發展，雖然一些戰犯逃脫了法律的有力制裁，但大部分甲級戰犯還是得到了應有的報應。
比如對日本戰争責任體制中的最高責任者天皇裕仁沒有審判。
裕仁
再比如日本在侵略戰争中犯下的“生化武器”、“731部隊”、“慰安婦”、“強征勞工”等諸多罪行也都沒有得到應有的審判和追究。
這給戰後的日本政治格局帶來了嚴重後果，導緻戰後日本的一些政要和右翼勢力拒絕對侵略戰争進行誠心的檢討和悔改。
帕爾一直号稱自己是一個嚴謹不帶私心的法律主義者，也就是現在我們常說的“理性客觀第三方”，但從他的表現上來看，完全就是一個——“雙标集大成者”。
比如在東京審判時他為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确性，不僅不顧整體事實僅從狹隘的法理學角度闡釋自己的觀點，還在主觀上隻選擇對自己觀點有利的證據，完全不符合他為自己打造的理性公平形象。
表面公正，實際極度雙标的帕爾
戰後的他一直對日本情有獨鐘，不僅3次訪日，還在世界各地宣傳日本無罪論，甚至大力稱贊該國始終站出來反對西方。
印度奇葩法官在東京審判時的表現成為了國際法學界的一段笑談，帕爾的大名也成為了世界的笑柄。
不過，雖然世界人民都認為帕爾的判決是笑柄，法律界的同行也幾乎都不認可他的理論，但至少有兩個國家的人不這樣認為，相信大家也能猜到是哪兩個國家。
第一個當然就是印度，奇葩的印度人一如既往地吹噓帕爾堅持了法律的公平，對正義和公平有着純粹的熱愛，是“法理正義的化身”
第二個顯然就是日本了，帕爾在東京審判的表現獲得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瘋狂吹捧，不僅在日本建立了“帕爾紀念館”，還在*國神社樹起“帕爾顯彰碑”為其立傳頌德。
日本右翼參拜神社内的帕爾碑
帕爾在印度加爾各答病逝後，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甚至還親自發唁電緻哀，安倍通路印度時還親自會見了帕爾的兒子，并公開對帕爾大加贊揚，稱日本人至今還很欽佩“帕爾法官的勇氣”。
相信看完以上内容，您也一定被這位印度法官的奇葩行為震驚了吧，當然也有可能您早就知道印度人的奇葩，是以覺得這就是印度人的正常表現而已（笑）。
帕爾的那種教條主義的所謂“法律邏輯”，表面上看是在為法律的嚴謹站台，但實際上他完全就是為了展現自己的與衆不同，屬于是為了獨特而獨特。
他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完全枉顧被侵略國家死難者的悲痛，瘋狂規勸戰勝國不要追究戰犯責任。
“勸人大度，天打雷劈”，我想這句話很适合放在他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