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清末即有墨學論述，他之目墨子為教主、墨家為宗教的觀點，終其一生未有改易。梁啟超為近代墨學複興中最早使用“墨教”來指稱墨家的學者，其書《子墨子學說》、《墨子學案》以宗教之維考論墨子學說及學派，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在民國思想界影響很大。他認為“墨教”與尋常宗教不同，乃“兼一神衆神而并尊”的“在世宗教”；且以“尊天之教”、“鬼神之教”定義墨家宗教思想，謂為“墨學之一大特色”。梁氏論墨，多援西學，至其論墨家“巨子制度”和“尚同主義”，就援基督教的“教皇制度”和“教會專制”來與之比較，指出“墨教”之主張群組織若在中國得以成立，則其“幹涉思想自由太過”之流弊，不免陷人于黑暗中世紀的境況。
胡适更重視哲學家的墨子而非宗教家的墨子。雖然如此，他大體也是将墨家視為一建制成型的宗教。《中國哲學史大綱》論及墨家宗教思想與墨家“宗教性”一端，即明言“墨子是一個創教的教主”，“墨學十論”除“天志”“明鬼”之外的教條都“可稱為墨教的信條”。墨子雖為極端功利主義者，且不乏科學理性之精神，但他對天鬼信仰的委身程度之深，足證其确為“宗教家的墨子”，“是真信有鬼神的”。胡适對“墨教”教義評價并不高，認為相比它的“應用主義”的哲學方法，其在“哲學史上本來沒有什麼重要”；且以“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更容易使天子假天志以行私權，将政治演變為不受制衡的專制政體——“墨教如果曾經做到歐洲中古的教會的地位，一定也會變成一種教會政體；墨家的巨子也會變成歐洲中古的教王（Pope）”。可見，胡适論墨，多有繼承梁啟超的觀點。
馮友蘭論墨，亦重在墨子學說的哲學性而非宗教性。在他看來，《墨子》中相關宗教的言說無非“神道設教”的一種手段；所謂鬼神實有且能賞善罰惡，不外乎墨子收拾人心的權宜方法。他是以哲學的标準衡量墨子的鬼神信仰，更重視其宗教制裁的功能性，貶低其哲學價值——“墨子以證明上帝之存在及其意志之如何，其論證之理論，可謂淺陋。不過墨子對于形上學本無興趣，其意亦隻欲設此制裁，使人交相愛而已”。以“宗教制裁”指代“天志主義”，以“政治制裁”指代“尚同主義”，并以墨子“政教合一”将緻君權擴張，“已君主而兼教皇”。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墨之進路，似受梁啟超、胡适之啟發。不同之處在于，依馮友蘭之論，乃不承認墨子真信鬼神；而梁、胡之論，則較為肯定這一點。
郭沫若論墨，一反常見，其言說見于《青銅時代》與《十批判書》，其理路多從宗教次元入手，帶有強烈主觀色彩。他反對清末以降治墨學人以“神道設教”來為墨子鬼神迷信辯護的觀點，指出墨子不但是一個虔誠的信仰者，還是一個“滿嘴王公大人，一腦袋鬼神上帝，極端專制、極端保守”的宗教家，思想帶有鮮明的“反動性質”，絕非“工農革命的代表”。他認為“天志明鬼”不科學、“尚同尚賢”不民主、“非樂輕文”反進化、“節用節葬”反人性、名兼愛而實偏愛、名非攻而實美攻、名非命而實皈命，基本上全盤否定了墨子學說的思想價值，大異彼時墨學複興以正面褒揚墨學為主的學人品味。
郭沫若貶低墨學價值蓋在兩端，一謂墨子迷信，“屈民以伸天”；二謂墨子愚民，“屈民以伸君”。郭沫若謂墨子天鬼觀為宗教迷信的觀點，當時已有學者提出商榷，如侯外廬。他在《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論及墨家部分曰：“（墨子）對于鬼神信仰的程度僅為手段性的方面，若惟鬼神求百福而不自求，卻是他所反對的”、“墨子的天論不是形而上學，而是方法觀”、“墨子的天道觀已經含有義理之天”，僅據墨子尊天事鬼就稱“反動”實未得中心要領。郭沫若之友人，被稱為“墨者老杜”的杜守素，也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他認為“墨子雖然承認有意志的天，但他卻不是無條件的皈依，而是有意識的運用，就是拿天志做衡量言論的尺度，批評政治的标準”。所謂“天志”——天老爺的意志，隻是墨子為了申說友善，為自己主張所披上的一層宗教外衣。由侯、杜兩位學人的論說可見，他們并不認為墨子之提倡鬼神會導緻“屈民以伸天”的迷信。
至于“愚民”一端，和郭沫若一樣以唯物主義史觀來研究墨學的李麥麥、陶希聖、範文瀾，亦持完全相反的見解。李麥麥認為墨子是“古代中國有産階級的宗教的創造者”，是反對周朝貴族政治的代表；陶希聖認為，墨子學說是戰國時代自由民的學說，其“宗教團體及任俠行為确為無産自由民的組織與活動”。範文瀾則認為縱受時代所限，墨家終究是為庶民利益着想，是以才遭受到統治階級的棄絕；後世農民起義中所成立的有宗教色彩的反抗組織，也是受到墨家思想的影響——“統治階級能撲滅墨家，但是農民勞工依時代發展的革命力量，卻永遠不能撲滅”。由李、陶、範三位學人之論說可見，他們并不以墨家具有宗教性質而認為有害其曆史進步性——顯然也不是“屈民以伸君”的。
此外，近代以來，大凡論及墨家宗教形态及墨家宗教教義，學人辄以基督教為墨教之“理型”而比附之。然教會界人士如何看待墨子墨家墨學，學界少有審視。具有基督教信仰認知圖景的基督徒的墨學論述，往往寓“判教”于“比較”，“耶墨比較”與“宣教布道”兼有之。基督徒投注精力于墨學研究，這一方面的原因，固然是墨學複興時期“并提耶墨”之風潮流布教會内外，時人大有将耶墨人格與耶墨學說等同之傾向，甚至以“耶教源出于墨教”，使得教會人士不得不有所回應，以辨明二者在神人特性、教義組織的不同；另一方面則是發現較之權威不再的儒學，正值複興的墨學可資支援彼時教會内部的“基督教本色化運動”，并作為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本土基督教神學的思想素材。基督徒論墨之代表，有吳雷川、王治心、張亦鏡等。（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