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27日，世界外交曆史上傳來一個爆炸性新聞：“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法蘭西共和國一緻決定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兩國将在三個月之内互派大使。”這則簡短的公報，在當時世界的冷戰格局之下無異于一顆核彈爆炸。但時任法國第五共和國總統夏爾·戴高樂的侄子貝爾納·戴高樂對此卻并不感到意外，因為他的叔叔早在數年之前表達了對新中國的友好與向往，并且還在1959年寫給他的家書中這樣寫道：
圖：《國家記憶》節目中，中法正式建立外交關系
“你應該去了解中國，那裡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和西方國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
在中國近代曆史之中，法國曾經作為帝國主義列強國家之一，曾經以越南作為跳闆向中國進行滲透，并且直接參與了第二次鴉片戰争、八國聯軍侵華戰争，可謂是被中國人民恨得咬牙切齒。但俗話說得好“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法國一蹶不振，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法國首都巴黎被納粹德國攻陷，投降速度極快，導緻這位昔日帝國主義列強國家的面子碎了一地。
圖：戴高樂在英國廣播公司進行廣播
法國地位的一落千丈給了戴高樂很大的精神刺激。在青年時期開始，戴高樂一直崇尚着聖女貞德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拿破侖帝國的雄偉壯闊，但自戴高樂誕生之日起，他就從未見過這樣的景色，他往往隻能從“凡爾賽宮優美的黃昏景色”、“巴黎聖母院的甯靜夜景”，或者“飄揚在巴黎殘老軍人院上空的敵軍軍旗”來領略法蘭西帝國昔日的榮光！兩次世界大戰之中，英國、德國和美國等國家先後崛起，而法國隻能苟且偷生于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光環之下，再也不能像數百年前的先祖一樣獨步于天下了。為此，戴高樂決心重振法蘭西共和的榮光，并且終生為這一目标奮鬥不惜。
圖：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戴高樂将軍驕傲地走上街
和丘吉爾所遭遇的尴尬情況一樣，戴高樂在法國戰後的建設之中同當時的制憲議會産生了沖突，為此1946年，戴高樂辭去了臨時總理的職務，從此離開政壇10餘年的時間。然而，由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的卓越貢獻，依然有很多法國人對其愛戴有加，是以他隐居在法國科隆貝的一座教堂之中，但暗中卻随時準備“東山再起”。
圖：1940年7月14日，戴高樂将軍檢閱了首批“自由法國”的戰士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在處理阿爾及利亞的問題上無計可施，讓戴高樂看到了重回政壇的希望，盡管此時他依然處于隐居狀态，卻已經開始暗中與法國政界的要員進行接觸，以确定未來法蘭西共和國的各項政策。
1959年戴高樂擔任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之後，他立刻着手開始實施和美國相抗衡的“戴高樂主義”，首先從北約手中收回了法國艦隊的指揮權，禁止美軍使用法國海軍的基地，并且開始着手準備有計劃的脫離北約組織。在法國脫離北約的計劃有條不紊地實施之後，戴高樂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外交事務上，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
圖：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
在挑選對新中國外交事務的處理人問題上，戴高樂斟酌再三，最終決定起用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這位在法國曆史上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不僅曾經兩次擔任法國總理，并且還曾經在1957年秘密來到中國進行考察。1958年春，賦閑在家的戴高樂偶然讀到了一本名為《蛇與龜》的書，這本書的作者正是富爾，在書中他富有遠見地提出，法國應該和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法國沒有理由繼續奉行‘兩個中國’的政策，除非我們徹底斷絕和台灣的關系，否則我們單方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僅是一種無用的态度，并且還是一種很不友好的行為。”
正是由于富爾的觀點，戴高樂在1963年打算進一步采取行動，恢複中法之間正常外交關系的時候，富爾自然就成為了戴高樂的特使，作為法國代表前往中國進行談判。
圖：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法國總理埃德加·富爾，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等人合影
同新中國建交，這是戴高樂所上司的法國政府進行研究之後，對外推行“戴高樂主義”之中富有重要意義的一項行動。雖然從全局問題上來說，戴高樂所要考慮的法國未來的全球戰略方針，自然是維護西歐和法國的利益，但正因為要達到這一目标，他就必須進行謹慎的利益衡量，用來抗衡超級大國——美國的桎梏。
為了能夠同新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戴高樂曾經提出了三種對華建交方案，即：“無條件承認方案”、“有條件承認方案”以及“近期承認方案”。按照當時戴高樂的設想，如果能夠争取立刻實作第一個方案，那是再好不過的，因為這樣既可以避免正式公開聲明同台灣斷交，又可以在英美乃至台灣方面留下回旋餘地。
圖：羅斯福、丘吉爾與戴高樂合影
1963年8月，戴高樂夫婦邀請富爾夫婦共進午餐，在席間，戴高樂委托了富爾作為自己的代表再一次去中國商談中法正式建交這一重要任務，富爾欣然允諾。為了避開當時媒體的視線，富爾輾轉通過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傳達了他想去中國通路的意見，并且在公開場合聲明這次通路純屬“私人通路”。對此，周恩來總理十厘清楚富爾此次訪華的重要使命。同毛主席商議之後，周恩來立刻訓示有關部門：以中國外交協會會長張奚若的名義，邀請富爾前往中國進行私人通路。
1963年10月22日下午，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富爾夫婦準時從一架大型軍用客機之中緩緩走出。為了表示中國方面對此次富爾到訪的重視程度，中國方面特地派出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郭沫若、全國政協副主席包爾汗等同志等有關負責人在機場迎接，雙方熱情握了手，這也是富爾時隔6年之後再一次來到中國大陸進行通路。
圖：富爾正在與周總理交談
10月23日上午，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會見了富爾，進行了中法之間的第一次會談。對此，富爾首先開門見山地對周恩來總理說道：“法國元首戴高樂将軍希望能夠同中國上司人問題進行正式會談。他認為，像我們這樣兩個世界大國，現在依然不能展開正式會談是非常不正常的，是以戴高樂将軍派我來到中國，代表他同中國政府談判。他這樣做，絕非是想掩蓋他對中國人民的感情，而是如果這個消息被公開的話，那麼我們兩國就沒有辦法安安靜靜坐在這裡讨論問題了。不過，這次通路依然是正式的，戴高樂将軍曾經給了我一封親筆信，信中表明了他的态度，你們可以留下來看一看，過兩天再還給我。”
周恩來總理接過信件浏覽了一遍之後，然後就把信件還給了富爾，禮貌地回應道：“從戴高樂将軍的信件之中可以看出，法國方面很注意如何增加兩國之間的關系，很巧的是，我們也一向有這樣的願望。這些年以來，戴高樂将軍當政，做了一些很出色的工作，特别是在維護國家主權方面做出了一些勇敢的嘗試，雖然這會讓有些大國心中不高興，但我們覺得一個國家就應該有獨立自主的外交，一個國家的事情向來隻能由這個國家自己解決。”
圖：周恩來總理（資料圖）
2天之後的10月25日，周恩來總理又和富爾在北京釣魚台國飯店15号樓進行了第二次會談，這次會談之中，富爾将先前戴高樂總統設想的三種方案擺上了談判桌。對此，周恩來總理胸有成竹地回答：“中國政府方面認真地考慮過了這三種方案。基于中法雙方完全平等的地位和雙方積極改善中法兩國關系的美好願望，我們中國政府也提出了一個新的方案，那就是積極并且有步驟地建交的全新方案。”周總理提出的這一建交方案主要有三個步驟：
其一，法國政府向新中國政府提出正式照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并且提議立刻建交，互派大使。 其二，新中國政府複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歡迎法國政府的來照，并且願意立刻建立外交關系。 其三，雙方同時發表以上照會，并且互派大使。
圖：周恩來總理正在工作
周恩來總理提出的這個方案，算是在關于附加條件上進行了一下小小的變通，通過這種方式，法國方面可以不公開聲明“兩個中國”的立場，而是通過照會聲明、法方默許的方式進行代替，同時在斷交和建交誰先誰後的問題還給對方留了一些餘地。
當然，周恩來總理也知道，新中國在原則問題是很難讓步的，但在如何保持原則的具體做法上，他可以考慮退一步，然後看看富爾的态度如何。
毫無疑問，周恩來總理在具體方法上的變通上的态度讓富爾很感興趣，他略微思考之後回答說：“經過研究，法方決定把有條件的承認變為附加條件的承認。戴高樂将軍很清楚，你們的解釋符合國際法，因為主權是不可分割的，法國如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能承認‘兩個中國’的存在。我可以把這一消息向戴高樂将軍報告，中國的這一解釋是國際法的通俗表示方法。”很顯然，富爾也在談判方面退了一步。
圖：1963年10月至11月，周恩來會見戴高樂總統代表、法國前總理富爾(中)
看到法方的态度如此積極，周恩來十分欣慰，很顯然法方的誠意是值得新中國退一步的。于是在後來的會談之中，周恩來總理又提出一個新的方案，那就是“直接建交方案”。11月2日上午，周恩來與富爾在北京和平飯店對這一方案進行最後的研究和讨論。
在最後一次談判之中，富爾坦誠地向周恩來說道：“可否允許法國方面首先同新中國建交，然後再同台灣方面斷交？”
周恩來決定在這個問題上進行程式性的讓步：“考慮到富爾先生在這一問題上曾經多次提出請求，我們中方考慮到戴高樂将軍不支援‘兩個中國’的承諾，以及法台關系之間的一些複雜情況，我們允許法國先和我國建交，然後再通過以此形成的國際客觀形勢，自然而然地結束和台灣的關系，不過法方需要以書面形式表明這一立場。”
圖：法國總統戴高樂舊照
富爾對這一提議表示肯定，但對于最後需要法方書面表明立場這一問題感到為難，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對法國方面的客觀情況予以了解和照顧。于是，周恩來又提出了一個靈活的解決方案：在法國方面不支援“兩個中國”的前提條件之下，中國單方面發表聲明這一問題，而法國以默許的态度加以支援和肯定。
對于周恩來總理這一無懈可擊的中法建交方案，就連富爾也覺得沒辦法挑出任何毛病，他立刻告訴周總理：“來中國之前，我未被戴高樂授權簽署正式協定，是以我将即刻帶着這份方案向戴高樂将軍複命。”
對于富爾訪華的舉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和台灣當局自然十分警惕，于是在此期間加緊活動，企圖阻撓新中國與法國的正式建交。1963年12月24日，蔣介石給戴高樂寫了一封信，要求澄清法國政府與新中國政府之間的關系。可過了不到一個月之後，戴高樂卻在信中這樣答複：
圖：戴高樂正在發表演講
“我要告訴您的是，法國政府确實要在不久之後同北京政府正式締結外交關系，法國不能長期無視一個已經存在的既成事實。”
很顯然，戴高樂并不打算聽從蔣介石的勸說，但在禮數上還要做得周到一點，他派遣了以前曾經在國民黨方面擔任“大使”的佩切科夫将軍拿着這封親筆信去台北複命。
而美國方面更是反映強烈，不斷向法國政府施加壓力。1964年1月7日，法國外交部約見美國駐法大使波倫，告知他法國已經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的決定。1月16日，美國副國務卿哈裡曼向法國大使送出了措辭十分強烈的反對照會，稱法國的這一舉動違反了“西方自由世界的利益”，對法國方面的舉動表示“深感遺憾和失望”，但這些表态根本無法阻擋中法建交的大勢所趨。
圖：戴高樂彩色照（影視劇資料圖）
富爾回國之後，法國政府繼續派遣外交官員同中國方面進行密切接觸，經過幾輪的協商會議之後，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公報正式釋出，并且聲明雙方将在3月初互派大使，中法關系從此掀開了新篇章。建交五十多年以來，中法共同開創了大國關系的諸多先河：首個和新中國正式建交的國家是法國；首個同中國展開和平利用核能的國家也是法國；中國在西方建立的第一個文化中心最後坐落在巴黎，并且中法還首先互辦文化年……
鑒于戴高樂在中法建交上做出的巨大努力和貢獻，這位法國知名領袖自然逐漸走入了毛主席的視野之中。對于戴高樂這位二戰知名人物，博學多識的毛主席自然是了解的，他不僅讀過《戴高樂回憶錄》，并且毛主席還有着自己獨特的了解能力。毛主席遍讀古今中外的名人傳記，都會認真進行分析，毛主席主張聯系當今中國的實際情況，辯證地看待書中的人或者事情，他總是會一分為二地評價他們在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對于戴高樂自然也不例外。
在當時，毛主席對戴高樂的看法與當時國際評論的看法完全不一樣。他和周總理一緻認為，戴高樂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識很強，有着自己鮮明的個性，敢于擺脫美帝國主義的幹涉，在強權面前絕不屈服。據此，毛主席認為，戴高樂擔任法國總統之後将會對歐洲擺脫美國的控制，維護民族獨立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而後來的曆史也證明了這一推斷。
圖：影視劇《外交風雲》中，毛澤東讓韓素音轉告戴高樂說：随時歡迎他來中國
對于這位“老朋友”，毛主席曾經委托作家韓素英給戴高樂帶話稱：“希望你能夠邀請我的老朋友戴高樂來中國通路，想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來，想去什麼地方就去什麼地方。”誠然，這也是戴高樂将軍的願望，他有朝一日要親自踏上中國這片土地。1970年9月9日，賦閑在家的戴高樂曾經這樣對即将前往中國的侄女瑪麗·科爾比表示：“自然，我需要受到中國政府和毛主席的邀請……如果我有朝一日能夠前往，那麼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便是同毛主席親自交談。”
圖：1970年11月，戴高樂逝世後舉行出殡儀式
戴高樂原本的計劃是1971年正式通路中國，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在他的家鄉突然去世，終年80歲。據他的司機回憶，戴高樂的去世是非常突然的：當天晚上7點半左右，這位年齡已經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正在自己的書房之中玩紙牌遊戲進行消遣，順便收看每天的晚間新聞，但忽然之間，他的房間之中傳出了一聲巨響。等人們沖入他的房間時，這才發現這位将軍已經猝然倒地，地面上還散落着無數的紙牌……後經調查，戴高樂是因為心髒動脈瘤突然破裂才導緻了不幸的發生。
得知戴高樂逝世的消息之後，毛主席立刻向戴高樂的夫人發去了沉痛的唁電：“向這位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表示誠摯的悼念和敬意。”在這一天，北京天安門廣場、新華門和外交部三處全部下半旗緻哀，這是新中國首次對一位外國元首的逝世有着如此之高的禮儀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