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27日，世界外交历史上传来一个爆炸性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一致决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将在三个月之内互派大使。”这则简短的公报，在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之下无异于一颗核弹爆炸。但时任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的侄子贝尔纳·戴高乐对此却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的叔叔早在数年之前表达了对新中国的友好与向往，并且还在1959年写给他的家书中这样写道：
图：《国家记忆》节目中，中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你应该去了解中国，那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西方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
在中国近代历史之中，法国曾经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国家之一，曾经以越南作为跳板向中国进行渗透，并且直接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可谓是被中国人民恨得咬牙切齿。但俗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法国一蹶不振，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法国首都巴黎被纳粹德国攻陷，投降速度极快，导致这位昔日帝国主义列强国家的面子碎了一地。
图：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广播
法国地位的一落千丈给了戴高乐很大的精神刺激。在青年时期开始，戴高乐一直崇尚着圣女贞德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拿破仑帝国的雄伟壮阔，但自戴高乐诞生之日起，他就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色，他往往只能从“凡尔赛宫优美的黄昏景色”、“巴黎圣母院的宁静夜景”，或者“飘扬在巴黎残老军人院上空的敌军军旗”来领略法兰西帝国昔日的荣光！两次世界大战之中，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先后崛起，而法国只能苟且偷生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光环之下，再也不能像数百年前的先祖一样独步于天下了。为此，戴高乐决心重振法兰西共和的荣光，并且终生为这一目标奋斗不惜。
图：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戴高乐将军骄傲地走上街
和丘吉尔所遭遇的尴尬情况一样，戴高乐在法国战后的建设之中同当时的制宪议会产生了冲突，为此1946年，戴高乐辞去了临时总理的职务，从此离开政坛10余年的时间。然而，由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的卓越贡献，依然有很多法国人对其爱戴有加，因此他隐居在法国科隆贝的一座教堂之中，但暗中却随时准备“东山再起”。
图：1940年7月14日，戴高乐将军检阅了首批“自由法国”的战士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处理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无计可施，让戴高乐看到了重回政坛的希望，尽管此时他依然处于隐居状态，却已经开始暗中与法国政界的要员进行接触，以确定未来法兰西共和国的各项政策。
1959年戴高乐担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之后，他立刻着手开始实施和美国相抗衡的“戴高乐主义”，首先从北约手中收回了法国舰队的指挥权，禁止美军使用法国海军的基地，并且开始着手准备有计划的脱离北约组织。在法国脱离北约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实施之后，戴高乐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外交事务上，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图：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
在挑选对新中国外交事务的处理人问题上，戴高乐斟酌再三，最终决定起用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这位在法国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不仅曾经两次担任法国总理，并且还曾经在1957年秘密来到中国进行考察。1958年春，赋闲在家的戴高乐偶然读到了一本名为《蛇与龟》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富尔，在书中他富有远见地提出，法国应该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没有理由继续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我们彻底断绝和台湾的关系，否则我们单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仅是一种无用的态度，并且还是一种很不友好的行为。”
正是由于富尔的观点，戴高乐在1963年打算进一步采取行动，恢复中法之间正常外交关系的时候，富尔自然就成为了戴高乐的特使，作为法国代表前往中国进行谈判。
图：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等人合影
同新中国建交，这是戴高乐所领导的法国政府进行研究之后，对外推行“戴高乐主义”之中富有重要意义的一项行动。虽然从全局问题上来说，戴高乐所要考虑的法国未来的全球战略方针，自然是维护西欧和法国的利益，但正因为要达到这一目标，他就必须进行谨慎的利益衡量，用来抗衡超级大国——美国的桎梏。
为了能够同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戴高乐曾经提出了三种对华建交方案，即：“无条件承认方案”、“有条件承认方案”以及“近期承认方案”。按照当时戴高乐的设想，如果能够争取立刻实现第一个方案，那是再好不过的，因为这样既可以避免正式公开声明同台湾断交，又可以在英美乃至台湾方面留下回旋余地。
图：罗斯福、丘吉尔与戴高乐合影
1963年8月，戴高乐夫妇邀请富尔夫妇共进午餐，在席间，戴高乐委托了富尔作为自己的代表再一次去中国商谈中法正式建交这一重要任务，富尔欣然允诺。为了避开当时媒体的视线，富尔辗转通过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传达了他想去中国访问的意见，并且在公开场合声明这次访问纯属“私人访问”。对此，周恩来总理十分清楚富尔此次访华的重要使命。同毛主席商议之后，周恩来立刻指示有关部门：以中国外交协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前往中国进行私人访问。
1963年10月22日下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富尔夫妇准时从一架大型军用客机之中缓缓走出。为了表示中国方面对此次富尔到访的重视程度，中国方面特地派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汗等同志等有关负责人在机场迎接，双方热情握了手，这也是富尔时隔6年之后再一次来到中国大陆进行访问。
图：富尔正在与周总理交谈
10月23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富尔，进行了中法之间的第一次会谈。对此，富尔首先开门见山地对周恩来总理说道：“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能够同中国领导人问题进行正式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世界大国，现在依然不能展开正式会谈是非常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派我来到中国，代表他同中国政府谈判。他这样做，绝非是想掩盖他对中国人民的感情，而是如果这个消息被公开的话，那么我们两国就没有办法安安静静坐在这里讨论问题了。不过，这次访问依然是正式的，戴高乐将军曾经给了我一封亲笔信，信中表明了他的态度，你们可以留下来看一看，过两天再还给我。”
周恩来总理接过信件浏览了一遍之后，然后就把信件还给了富尔，礼貌地回应道：“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件之中可以看出，法国方面很注意如何增加两国之间的关系，很巧的是，我们也一向有这样的愿望。这些年以来，戴高乐将军当政，做了一些很出色的工作，特别是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做出了一些勇敢的尝试，虽然这会让有些大国心中不高兴，但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就应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一个国家的事情向来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
图：周恩来总理（资料图）
2天之后的10月25日，周恩来总理又和富尔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进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之中，富尔将先前戴高乐总统设想的三种方案摆上了谈判桌。对此，周恩来总理胸有成竹地回答：“中国政府方面认真地考虑过了这三种方案。基于中法双方完全平等的地位和双方积极改善中法两国关系的美好愿望，我们中国政府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那就是积极并且有步骤地建交的全新方案。”周总理提出的这一建交方案主要有三个步骤：
其一，法国政府向新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提议立刻建交，互派大使。 其二，新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并且愿意立刻建立外交关系。 其三，双方同时发表以上照会，并且互派大使。
图：周恩来总理正在工作
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这个方案，算是在关于附加条件上进行了一下小小的变通，通过这种方式，法国方面可以不公开声明“两个中国”的立场，而是通过照会声明、法方默许的方式进行代替，同时在断交和建交谁先谁后的问题还给对方留了一些余地。
当然，周恩来总理也知道，新中国在原则问题是很难让步的，但在如何保持原则的具体做法上，他可以考虑退一步，然后看看富尔的态度如何。
毫无疑问，周恩来总理在具体方法上的变通上的态度让富尔很感兴趣，他略微思考之后回答说：“经过研究，法方决定把有条件的承认变为附加条件的承认。戴高乐将军很清楚，你们的解释符合国际法，因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法国如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我可以把这一消息向戴高乐将军报告，中国的这一解释是国际法的通俗表示方法。”很显然，富尔也在谈判方面退了一步。
图：1963年10月至11月，周恩来会见戴高乐总统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中)
看到法方的态度如此积极，周恩来十分欣慰，很显然法方的诚意是值得新中国退一步的。于是在后来的会谈之中，周恩来总理又提出一个新的方案，那就是“直接建交方案”。11月2日上午，周恩来与富尔在北京和平饭店对这一方案进行最后的研究和讨论。
在最后一次谈判之中，富尔坦诚地向周恩来说道：“可否允许法国方面首先同新中国建交，然后再同台湾方面断交？”
周恩来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程序性的让步：“考虑到富尔先生在这一问题上曾经多次提出请求，我们中方考虑到戴高乐将军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承诺，以及法台关系之间的一些复杂情况，我们允许法国先和我国建交，然后再通过以此形成的国际客观形势，自然而然地结束和台湾的关系，不过法方需要以书面形式表明这一立场。”
图：法国总统戴高乐旧照
富尔对这一提议表示肯定，但对于最后需要法方书面表明立场这一问题感到为难，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对法国方面的客观情况予以理解和照顾。于是，周恩来又提出了一个灵活的解决方案：在法国方面不支持“两个中国”的前提条件之下，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这一问题，而法国以默许的态度加以支持和肯定。
对于周恩来总理这一无懈可击的中法建交方案，就连富尔也觉得没办法挑出任何毛病，他立刻告诉周总理：“来中国之前，我未被戴高乐授权签署正式协议，因此我将即刻带着这份方案向戴高乐将军复命。”
对于富尔访华的举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和台湾当局自然十分警惕，于是在此期间加紧活动，企图阻挠新中国与法国的正式建交。1963年12月24日，蒋介石给戴高乐写了一封信，要求澄清法国政府与新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过了不到一个月之后，戴高乐却在信中这样答复：
图：戴高乐正在发表演讲
“我要告诉您的是，法国政府确实要在不久之后同北京政府正式缔结外交关系，法国不能长期无视一个已经存在的既成事实。”
很显然，戴高乐并不打算听从蒋介石的劝说，但在礼数上还要做得周到一点，他派遣了以前曾经在国民党方面担任“大使”的佩切科夫将军拿着这封亲笔信去台北复命。
而美国方面更是反映强烈，不断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1964年1月7日，法国外交部约见美国驻法大使波伦，告知他法国已经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的决定。1月16日，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向法国大使提交了措辞十分强烈的反对照会，称法国的这一举动违反了“西方自由世界的利益”，对法国方面的举动表示“深感遗憾和失望”，但这些表态根本无法阻挡中法建交的大势所趋。
图：戴高乐彩色照（影视剧资料图）
富尔回国之后，法国政府继续派遣外交官员同中国方面进行密切接触，经过几轮的协商会议之后，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公报正式发布，并且声明双方将在3月初互派大使，中法关系从此掀开了新篇章。建交五十多年以来，中法共同开创了大国关系的诸多先河：首个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是法国；首个同中国展开和平利用核能的国家也是法国；中国在西方建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最后坐落在巴黎，并且中法还首先互办文化年……
鉴于戴高乐在中法建交上做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这位法国知名领袖自然逐渐走入了毛主席的视野之中。对于戴高乐这位二战知名人物，博学多识的毛主席自然是了解的，他不仅读过《戴高乐回忆录》，并且毛主席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能力。毛主席遍读古今中外的名人传记，都会认真进行分析，毛主席主张联系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辩证地看待书中的人或者事情，他总是会一分为二地评价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戴高乐自然也不例外。
在当时，毛主席对戴高乐的看法与当时国际评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他和周总理一致认为，戴高乐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很强，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敢于摆脱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在强权面前绝不屈服。据此，毛主席认为，戴高乐担任法国总统之后将会对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维护民族独立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推断。
图：影视剧《外交风云》中，毛泽东让韩素音转告戴高乐说：随时欢迎他来中国
对于这位“老朋友”，毛主席曾经委托作家韩素英给戴高乐带话称：“希望你能够邀请我的老朋友戴高乐来中国访问，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诚然，这也是戴高乐将军的愿望，他有朝一日要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1970年9月9日，赋闲在家的戴高乐曾经这样对即将前往中国的侄女玛丽·科尔比表示：“自然，我需要受到中国政府和毛主席的邀请……如果我有朝一日能够前往，那么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便是同毛主席亲自交谈。”
图：1970年11月，戴高乐逝世后举行出殡仪式
戴高乐原本的计划是1971年正式访问中国，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在他的家乡突然去世，终年80岁。据他的司机回忆，戴高乐的去世是非常突然的：当天晚上7点半左右，这位年龄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正在自己的书房之中玩纸牌游戏进行消遣，顺便收看每天的晚间新闻，但忽然之间，他的房间之中传出了一声巨响。等人们冲入他的房间时，这才发现这位将军已经猝然倒地，地面上还散落着无数的纸牌……后经调查，戴高乐是因为心脏动脉瘤突然破裂才导致了不幸的发生。
得知戴高乐逝世的消息之后，毛主席立刻向戴高乐的夫人发去了沉痛的唁电：“向这位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在这一天，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和外交部三处全部下半旗致哀，这是新中国首次对一位外国元首的逝世有着如此之高的礼仪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