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談賈母和王熙鳳”下篇。
人類潛意識中的母親崇拜意識，在明清之際民主啟蒙思潮的啟迪、誘導下得以複蘇，逐漸升華為近代女性獨立主體意識的爆發，這在《紅樓夢》賈母和王熙鳳的藝術形象中也得到了充分展現。
鳳姐嫁進榮府之後，便使當家少爺賈琏相形見绌了。“接管家事”，秦可卿稱她是“脂粉隊裡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她”。
鳳姐首先改變了附屬男權的弱女子的地位，打破了“夫為妻綱”。如秦可卿大喪，甯府混亂不堪，内裡竟無一個人可以料理，賈珍隻有犯愁而已。
寶玉向他推薦了鳳姐，稱：“管保妥當！”賈珍一聽，茅塞頓開，道：“果然妥帖！”因為他知道，鳳姐“從小玩笑時就能殺伐決斷，如今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曆練老成了。”
鳳姐則信心十足，走馬上任。甯府總管賴升連忙傳齊丫頭婆子們警告說：“那是個有名的烈貨”，“翻臉不認人的”！
于是，鳳姐第一次得以在兩府大展才幹、能力與智慧，使上上下下、男男女女都服服帖帖的。
賈母也同時打破了“夫死從子”的封建道德倫理規範。賈赦雖為襲爵的長子，隻能對母親敬而遠之，且另院居住。他心懷不滿，卻無以發洩；滿腹鬼胎，卻不能得逞。
次子賈政是個“酷喜讀書”的封建文人，雖然在工部習學任職，但在老太太面前，他也近乎窩囊廢。他要管束寶玉，但賈母卻管束着他，使他無法對寶玉施加父權的淫威。
當他決心要充當“忠臣孝子”毒打寶玉時，誰也擋不住他，但是賈母一到，他也就隻有叩頭請罪的份兒了。
賈母不但沒有“從子”之意，反而步步進逼，要與賈政分道揚镳。她說：“我們回南京去！”雖屬政策性的威脅之詞，但除了鳳姐，誰敢對男人發出這樣的聲音？
正如曹公所言：“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钗！”
明清之際，随着“男權中心主義”開始衰敗，賈府的爺們都已成為“垮掉的一代”，而女子們卻風生水起了，行止見識皆出于他們之上。
可以說，——賈母就是年老的鳳姐，鳳姐就是年輕的賈母。
鳳姐的掌權持家和賈母對她的有力支援，均可以視為一種曆史前進的意象，象征着女性已具有一種新的曆史向度：不依附男人而獨立施展自己的才智、能力和膽略，實作自己相對獨立、自由、平等的人生價值。
賈府最終走向毀滅，但主要責任人是誰？是爺們還是鳳姐？賈母的态度是很客觀明确的：是爺們！她說：“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與你（即鳳姐）什麼相幹？”
“誰知他們爺兒兩個（即賈珍賈蓉）做些什麼勾當！”是以，最後“散餘資”時，她仍然照顧鳳姐。賈母在思想意識上、實踐行為上的傾向性是并不掩飾的。
“紅顔禍水”論，“女人是罪惡的根源”論和讓女人當替罪羊的傳統文化觀念，在賈母這裡都是受到抵制和反對的。
雖然作為一個老祖母，她的思維和表達方式可能是感情化的、直覺化的，但也是真實的、可敬的。但是，其總體方向是與時俱進的。
亦如明末“秦淮八豔”之一的柳如是，她本名楊愛，因讀宋辛棄疾詞：“我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故自号如是。
柳如是本是中國傳統社會一介風塵女子，卻有着深厚的家國情懷和政治抱負。與其往來的張溥、陳子龍等均是有铮铮鐵骨的民族志士，柳如是常與他們縱論天下興亡。
流寓蘇州時，柳如是曾對張溥說：“中原鼎沸，正需大英雄出而戡亂禦侮，應如謝東山運籌卻敵，不可如陶靖節亮節高風。如我身為男子，必當救亡圖存，以身報國！”
雖然賈母年事已高，不再關心家國大事，但是她教育和培養出來的黛玉、寶玉、探春、湘雲等年輕一輩子孫，在他們的身上，我們是能夠感受到時代氣息和革新精神的。
作為一個八十歲的老太太，她的不同流俗的行為，所展現出的新觀念、新審美、新氣象與即将到來的，清末民初新時代思潮的曆史性進步趨向是一緻的，不應被低估和忽略。
當然，我們不能要求她達到三百年後近現代的女權意識和行為标準，但她在維護賈府的安定和諧，尤其是對鳳姐和一堆孫子、孫女的成長、生活、追求等問題上，她的态度和言行是值得肯定的。
就算她是一個“大家長”，她憑借的不是權力和威嚴，也不是滿腹的心計，更不是自私自利的隻考慮自己的利益，不顧别人的死活。恰恰相反，她以慈善、博愛和平等待人的胸懷、氣度與智慧走完了她的人生曆程，完成了她的曆史使命。
三百年來，對賈母的誤讀、誤解、誤判，原因主要在于後四十回，高鹗的續書嚴重矮化、俗化、醜化了賈母，緻使曹雪芹精心打造的老祖母形象在後來變得面目可憎。
最顯著的敗筆是“掉包計”。這是一個愚不可及的拙劣伎倆，是賈薛兩家都難以接受的，對于寶、黛、钗後果都是極嚴重的。
對此，連襲人都看得十厘清楚并且直說出來了：“……隻怕不但不能沖喜，竟是催命了！”這一後果是人人皆可料及的，怎麼賈母和王熙鳳偏不明白，而且還主持、參與了這樣一件蠢事？
單就賈母棄黛取钗的情節發展而言，纰漏也是很明顯的。
細讀前八十回，和我在“上篇”所闡述的，我根本不懷疑賈母對黛玉的疼愛，對寶黛婚姻的基本态度。但在後四十回，賈母對黛玉似乎是從無親情的，對寶黛之戀似乎是一無所知的。
我們來看看高鹗是怎麼續寫的，書第八十三回，寫探春剛提及黛玉的病，賈母便“心煩”了，并說：“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衆人都不敢答言。
第八十四回，寫賈母要賈政留心給寶玉看個好女孩兒定親，似乎她心目中根本不曾有過黛玉，也從未過問過寶玉的婚事。
第九十六回，寫寶玉寶钗婚事敲定後，襲人把寶玉深愛黛玉的有關情景一一向王夫人說了，生怕消息傳出去寶玉鬧出大事。
王夫人回了賈母，賈母竟說：“别的事都好說，林丫頭倒沒什麼，若寶玉真是這樣，這可叫人作了難了。”這根本不像賈母說出來的話。
黛玉之後聽到了寶玉定親的消息，急怒吐血迷了本性，隻求速死。賈母卻道：“不是我咒她，隻怕難好。”
問了情況後，竟然又說，“孩子們從小在一塊兒玩，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該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兒的本分，若是她心裡有别的想頭，成了什麼人了呢！”
襲人又向她彙報了寶黛素日和現在的情景，賈母又說：“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咱們這種人家，别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着花多少錢都使得；就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
這些言行完全是高鹗的言行，而不是賈母的。賈母與之前判若兩人，這就變成了人物反為情節服務，違背了情節是為塑造人物服務的小說寫作規律。
鳳姐則比賈母走得更遠，她對賈母說：“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張羅，倒是姨媽那邊的事要緊。”
賈母竟又贊同說：“你說的是！”之後，黛玉的病日重一日，賈母也不關心，其他人也無一個問起。黛玉死了，賈母竟說：“這個丫頭也太傻氣！”并向薛姨媽說，“我看寶丫頭就好！”
賈母、鳳姐如此前後沖突的表現令人吃驚！這個賈母還是黛玉親愛的外祖母麼？
按這樣的邏輯倒推的話，賈母是絕對反對寶黛相愛的，甚至她早早的就屬意寶钗了，那就無法解釋、照應前面書中賈母對寶黛、寶钗的态度和言行。
我在“上篇”已提到這個關鍵問題，下面我們繼續探讨。
直到第八十四回，賈母還在薛姨媽面前比較钗黛二人：“林丫頭那孩子倒罷了，隻是心重些，是以身子就不大結實了，要賭靈性兒，也和寶丫頭不差什麼。”
黛玉生日那天，鳳姐還當着衆人和賈母說寶黛：你兩個哪像天天在一塊兒的？倒像是客，有這些套話，可是人家說的“相敬如賓”了。說得大家都笑了。
她們豈能不知“相敬如賓”是什麼意思？且王熙鳳在早先給黛玉送茶葉時，就當衆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你既吃了我們家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做媳婦呀？
這難道不是賈母默許的？不是王熙鳳已然了解了内情了？不然王熙鳳不會輕易開這樣的玩笑，她是已經摸透了賈母的心思，才敢這樣說的。
對于寶黛戀情，賈府上下人等也是知道的。如第六十六回，興兒就對尤二姐說：“将來準是林姑娘定的了，再過兩三年，老太太便一開口，那是再無不準的了。”
興兒是賈琏的心腹，他的資訊自然來自鳳姐、賈琏，其準确性、可靠性不言而喻。
襲人是最關注寶玉娶親的，第八十二回，寫她内心很不安，想道：“素來看着賈母光景及鳳姐往往露出話來，自然是黛玉無疑了。”
連薛家來潇湘館送荔枝的婆子也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這麼天仙似的姑娘，除了寶玉誰擎受得起呢？”直到第九十回，還寫侍書對雪雁說：“……老太太心裡早有了人了，就在咱們園子裡。”
此時，寶钗早已搬出大觀園，她們說的自然是黛玉；侍書又交代得很清楚，她是聽鳳姐和平兒說的。這些無不表明：賈母、王熙鳳都是寶黛婚姻的知情者和支援者。
但高鹗續書完全背離了賈母性格的基本特征，是與賈母的态度發展邏輯亦完全相悖的，更是與曹雪芹創造的老祖母形象的美學理想，乃至贊美與啟發中國女性之獨立覺醒的深度思想完全背道而馳的。
也就是說，這是續寫者不了解乃至根本誤解、曲解曹雪芹的創作思想而強加給《紅樓夢》的。尤其是黛玉死後，賈母那些公開貶斥黛玉的話，是十分令人驚詫的。
外孫女屍骨未寒，如果是一個有起碼的親情和人性的外祖母，是不可能說出那些中傷性的話來的。
她也沒有任何理由“狠毒冷淡”（紫鵑語）到如此地步。退一萬步說，即使賈母内心有這些想法，她也不至于向外人道，這樣做無異于自己打自己的嘴。
賈母不但喪失了博大的母愛情懷，喪失了那種大家風範、人生修養和通達的情懷，而且變成了一個俗裡俗氣的老太婆，倒真有些“狼外婆”的氣味了。
我在《談薛寶钗和林黛玉》一文中也曾提及，對林黛玉的結局，高鹗的續書寫的精彩卻也庸常。賈母從未厭棄過黛玉，王熙鳳也沒必要煞費苦心的弄個精明的“寶情婦奶”來威脅自己管家的地位。
似乎高鹗隻是為了極力渲染黛玉的孤絕慘死，與寶、钗那廂的鮮花着錦形成鮮明的戲劇沖突，賺足讀者的眼球。隻寫了個慘劇，而非悲劇。
小說即是一個民族的野史。縱觀中國曆史，也許總有人習慣于把一些大關節、大文章、大革變歸咎于一些個人的力挽狂瀾或毀于一旦，這是文化的問題，價值觀念的問題。
承載于小說中，成為小說家言亦如此，但這絕非曹雪芹的本意和筆意。我認為，這隻是高鹗作為一個封建落第文人，借對賈母形象的刻意反轉來宣洩他自己陰暗龌龊的心理世界。
我說過，賈府就是一個封建政治社會的濃縮版，那麼賈母毫無疑問是塔尖人物，王熙鳳就相當于她的左右手。
高鹗讓她們搞什麼“調包計”，棄黛娶钗，幹出這樣沒智商也不符合邏輯的事來，完全就是續作者一廂情願的杜撰，其唯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借此發洩對皇帝乃至朝廷當權派的不滿。
曆來封建文人寫詩寫文諷喻朝政的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隻不過是逞口舌之利罷了。高鹗也不例外，他不顧賈母形象的發展和寫作小說本身的雙重邏輯，直接将賈母和王熙鳳“黑化”了。
最後，又弄出個什麼賈母“散餘資”，賈府“蘭桂齊芳”來，更是完全颠覆了整個《紅樓夢》的寫作基調和曹雪芹寫作這本書的核心原旨、根本價值觀和思想深度。
反過來，薛寶钗反倒成了被迫嫁給寶玉的，是去“沖喜”的。無形中拔高了寶钗的形象，讓人不禁同情、憐憫起她來，仿佛她倒成了一個比林妹妹還要悲慘的犧牲品。
在前八十回，她和薛姨媽，這對商人母子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根本不用我再去贅述了。
當然，由于時代、階級的局限，環境的變化以及自身處境的不斷變化，賈母晚年對寶黛婚事的态度是有可能發生變化的。
但她是一個有權威、有才智和卓越能力的老人，她要改變初衷是必須有其充分嚴密的邏輯依據與逆轉過程的。
在前八十回書裡，賈母是注意到薛家的争婚意向的，包括賈元春的态度。她意識到這場家族内部的争鬥是非同小可的，但其尖銳性被掩蓋着，長期處于内緊外松的狀态。
賈母是必須審慎籌劃的。她反複強調她的擇媳标準，尤其是關于不論女家貧富的聲明，不是無所指的；同時，她又采取了各種拖延的政策，似乎是為了給自己留下運籌的餘地。
有時又故意透露一點消息，比如她在向薛姨媽誇說寶钗時，是把寶钗排在“我們家四個女孩”之外的（黛玉則成了“我們家四個女孩”之一），用心可謂良苦。可後來又說，黛玉畢竟是“外人”，很明顯前後沖突。
當然，由于王夫人暗中聯合薛姨媽，薛家日益占據上風，“金玉良緣”逐漸形成不可逆轉之勢。此時，王家正如日中天，王夫人的靠山不隻是娘家還有賈元春。但賈府卻已日趨衰落，賈母自己年事已高，鳳姐亦随家運衰落和身體狀況不佳而漸漸失勢。
王夫人越來越有恃無恐，不但從黛玉進賈府之日起，她的态度就是冷淡的；寶黛在潇湘館大吵摔玉剪穗子，王夫人就已經對林黛玉不滿了；“繡春囊事件”發生後，她曾毫無顧忌的把黛玉與重點懷疑對象晴雯相并列，想把寶玉挪出園外。對此王熙鳳是不以為然的，隻是沒有明顯的抗争而已。
且在賈母過八十大壽那一天，面對邢夫人的無理刁難，又當衆不給鳳姐面子，賈母通過和鴛鴦的對話表達了對邢、王的不滿。這些表現，無疑是王夫人即将決定卸磨殺驢，走向前台主宰家事和無情幹預寶黛婚姻的重要信号之一。
王夫人也早就和薛姨媽密謀取寶钗為媳，而且薛姨媽“早應了”；她對王熙鳳的利益捆綁遠大于親情關系，與賈母和王熙鳳之間的真情實感有本質差別。
大房那邊也開始蠢蠢欲動。邢夫人又和賈赦串通一氣，企圖納鴛鴦為妾達到人财兩得的目的。
因為，邢夫人也知道鴛鴦在賈母的默許之下，将“金銀家夥”運出來一箱子給鳳姐應付已“入不敷出”的家事管理狀況。她自然不服，且一直就因為賈母“不作興”她而暗暗不滿，随時伺機報複和也為自己“撈一筆”。
誠如探春所說：外人不知道賈府内部錯綜複雜的沖突，不知他們何等快樂，“殊不知我們這裡（有）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厲）害！”
直至王夫人“抄檢大觀園”，這一事件可謂賈府運勢的轉折點，探春的話更加振聾發聩：“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
賈母正處于“煩難”的中心。這位已曆經了八十餘年人生風雨的老人，是不能不審時度勢的。是以，在後來王夫人和賈元春的軟硬兼施之下，客觀的講，她是有可能做出違背初心的事來的。
遺憾的是，高鹗不但沒有寫出賈母思想變化的曆程，和有可能改變初衷時她内心的極度沖突與痛苦，隻是硬性的編造了一些極不合情也不合理的，更不符合小說藝術創作規律的故事情節，嚴重損害了賈母形象的完整性、一貫性、啟發性，進而嚴重幹擾與誤導了後世讀者對賈母及王熙鳳形象的鑒賞與研究。
在我看來，曹雪芹的原筆原意絕不可能讓賈母和王熙鳳來玩什麼“調包計”，悲劇也不是這麼寫的。這完全是編故事，不是悲劇的寫法。
我認為：賈母肯定還會堅持一貫的态度，與王夫人、薛姨媽虛以委蛇，繼續采取拖延戰術。
直至賈元春薨，薛姨媽也因薛蟠再次入獄，夏金桂無事生非，搞得家破人亡之後，王夫人失去了靠山和臂膀，無法再繼續逼迫賈母和往前推進“金玉良緣”。
但是，恰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賈府突然事發，被皇帝下旨抄家，賈母是以一病而死，也根本來不及安排身後事。最重要的，是無法最終促成寶黛婚姻。這時候鳳姐的“下紅之症”也日趨嚴重，也根本不能參與理事了。
王夫人則“因禍得福”，趁勢收回管家大權，明目張膽的逼迫寶玉娶寶钗為妻，黛玉才是以徹底絕望，病重而死，也可能是自殺身亡，這也符合了“玉帶林中挂”的判詞寓意。
若情節如此發展，才符合王夫人的人設，也符合藝術創作“一波三折”的規律，進而充分揭露出王夫人、薛姨媽及賈元春才是真正的“封建大家長”，“幕後黑手”，“封建專制的代言人”，是最後毀滅寶黛愛情的真正的劊子手！
連高鹗自己好像也覺得這麼寫，确實不大能說得過去，于是，他又設計出賈母種種後悔和懊喪的情節，如去潇湘館說，“是我弄壞了你了！”又囑咐賈琏一定要将黛玉的靈柩送回南去，等等。
賈母“散餘資”這場大戲，同樣是高鹗回過神來，刻意逢迎封建專制統治者的奴性心态的具體表現，以及作為他這樣一個封建文人自身的本質展現罷了，并非是出于完善賈母藝術形象的考慮。
王熙鳳的結局也是被曲解和篡改的，鳳姐隻是絕望至死，平兒被扶正，也非曹雪芹的本意。
王熙鳳“掃雪拾玉”的情節被删去了，抄家之後，在獄神廟和賈寶玉同被關押，受盡屈辱和磨折的故事也沒了。高鹗僅僅出于“因果報應”的寫作邏輯，寫死了鳳姐，仍不過是膚淺的解讀罷了。
對于王熙鳳這一《紅樓夢》經典藝術形象，我們也不應該僅從“毒設相思局”整死賈瑞，逼死尤二姐這些故事中，得出一個臉譜化的結論，就把她也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她的所作所為也都有其時代特征、客觀環境和背景因素的綜合影響。且她的手段雖毒辣，但皆有其外在的原因，她也是為了争取屬于自己的權益和女性的尊嚴。
高鹗的“調包計”更加使鳳姐背上了曆史性的黑鍋，這都是不應該的。曹雪芹濃墨重彩的創作出鳳姐這樣一個當家少奶奶的典型人物，在她的身上也是賦予了一定的積極意義和藝術價值的。
隻不過，後四十回真實的故事情節，其中涉及鳳姐有無産生什麼樣的思想、心理及行為的改變，我們看不到了。高鹗不過是将鳳姐自私貪婪、熱衷權力、賣弄才幹等這些消極的一面繼續“發揚光大”，一黑到底。
這不僅不是一個成熟睿智的作家會這麼來寫人物，更非曹雪芹耗費了大量筆墨和心血，結果難道就是要達到這樣的藝術效果與思想表達？
解讀曆史也好，文學創作也罷，某些人物、事件可以定性，因為是非自有公論。但是，像王熙鳳這樣的代表着近現代曆史進步性的，女性價值觀之獨立與覺醒的典型藝術形象，不可以一概而論的。
鳳姐死了，高鹗還把平兒扶正，就如平兒這樣的，隻知對主子忠心耿耿，八面玲珑的奴才，曹公會讓她心滿意足的和賈琏過上小日子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尤二姐就應該從墳裡跳出來了！
對于高鹗這個人，我覺得他要麼是在現實生活中也有一個“妻管嚴”的老婆，要麼就如寫《水浒傳》的施耐庵一樣，極度仇視既長得漂亮又有才幹的女子，必欲毀之而後快。也唯有像薛寶钗這樣的“賢妻良母”，平、襲這樣順從聽話的小老婆們，才符合他們這些封建文人的龌龊口味罷！
俞平伯先生曾指出：“作者所要說者，無非始于榮華，終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緬古歡，绮夢既闌，窮愁畢世。寶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出家一節，中舉一節，鹹非本旨矣。”
又評曰：“由盛而衰，由富而貧，由绮膩而凄涼，由嬌貴而潦倒，即是夢，即是幻，即是此書本旨……”
亦正是以賈母也好，王熙鳳也罷，乃至于寶、黛、湘、探她們亦不能徹底的打破與颠覆賈府乃至封建社會的根本桎梏。
但是，曹雪芹結合了曹家家史，自身的成長與蛻變，深刻的把握到了人生的底蘊和世道的真相，最清醒的認識到了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制度對人性的壓迫、改造，終于獲得了全面認知與解構中國人及其生存規律的契機和視角。
他寫紅樓發生在中國曆史的最後一次“盛世”，——雍乾年間，這是清帝國的最盛期，也是開始沒落的時期。
中國的封建文化與制度，從東周開始，經曆了近三千年的流傳，到這時候，一面仍放射出刺眼的光芒，一面呈現出“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的晚景。《紅樓夢》就誕生在這一中國曆史即将發生大轉折前夕的時代。
盡管曹雪芹沒有擺脫宿命觀，一定程度上的曆史局限性和對于人生無常的一種幻滅感，諸如“運終數盡，不可挽回”“事有前定，無可奈何”等等這些無奈與悲傷的基調。
但正是通過塑造出了賈母與王熙鳳這樣的不同于以往的女性藝術形象，着重描繪了一個貴族之家的無力挽回的衰敗與毀滅，也極力探求着在封建禮教之外，中國人還可能有一種什麼樣的更合乎人性與情感的生活方式。
曹公充分表達了對人間真情的依戀，對知識女性的迷戀，對美的追求，對男權禮教文化的否定，對人情社會的否定，對中國人現實生存方式的暴露與批判。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他不再相信任何盛世可以永久持續下去，不再相信個體的人生隻能是國家與社會劃定的那個“三綱五常”，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價值觀”。
曹雪芹在這部“十年辛苦不尋常”的長篇巨著裡，既宏大深刻又細緻入微的昭示出中國封建社會的極端腐朽與必然崩潰性，尤其是在揭示其文化與制度的深層本質核心上，亦通過在書中塑造出的一系列敢于嘗試與舊制度、舊文化、舊習俗相抗争的女性人物形象，呐喊出了人的精神，時代的精神與呼喚根本性變革的超前意識。
撇開高鹗的僞續，這方是《紅樓夢》這部現實主義小說作品，其文學性與思想性“雙峰并矗”的偉大成就之深層價值與意義。
張鋒 辛醜初冬寫于大理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