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潰牛頓的鐘表匠

第一部分 奪命的經度

一個讓歐洲人怕了幾個世紀的問題

今天給大家講一個波瀾壯闊的創新故事。

在正式說故事之前讓我們回到1707的英國。話說英國海軍上将肖威爾爵士帶領着他的艦隊在地中海剛剛打赢了法國艦隊後搬師還朝。一場大霧讓整個艦隊失去了航向，這一天是12月22号。

當天晚上10點多鐘，艦隊進入了一個叫錫利群島的地方，這個地方位于大不列颠群島的西南方向。當時所有有經驗的的航海家都知道，一個艦隊一旦走到這個地方，基本上就跟踏入地獄之門是一樣的。這個群島裡面布滿了各種各樣的暗礁。在幾分鐘内，五艘艦船有四艘觸礁沉 沒，兩千多名海員被淹死。

肖威爾爵士非常幸運地被海浪沖到了岸上。但是他也非常倒黴。當地的一個婦女發現了他，并看見他的穿着還不錯，又發現他手上有一個綠寶石的戒指，這個女人二話沒說就把他弄死了。這個事兒後來是怎麼被大家知道的呢？原來這個女人臨死的時候跟自己的牧師忏悔說，自己30年前弄死了一個人，戒指還在這呢。這個事兒才真相大白。當然今天我想跟各位講的并不是肖威爾爵士的悲劇。

在這場海難發生之前的幾個小時，船上的一個船員向肖威爾爵士報告說：我們可能走錯方向了，我們可能正在偏離我們原定的航道。聽到這番話之後肖威爾爵士下令立即把這個船員處死，當場就在這個甲闆上執行了絞刑。你可能會覺得好奇怪啊，怎麼會這麼粗暴呢？要知道這是當時英國海軍條例的規定：任何人隻要是越級向自己的上司，尤其是船長去報告關于船的位置的資訊，這個人就會被按叛亂罪當場處死，沒有什麼可廢話的。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條例呢？原因是當時的航海技術導緻任何船長在茫茫的大洋上行駛的時候，關于到底我們在哪兒這個問題，他們心裡是沒數的。

那整個船上所有船員的性命靠的是什麼？靠的就是船長的經驗，哪怕他的經驗也沒有什麼依據。說得更直白一點，靠的是船長的直覺。而當一個人靠他的直覺在進行判斷的時候，就好像一個沒主意的女孩來到秀水街這種地方，如果她旁邊女伴一直跟她說這件好看、那件好看，她一會兒就糊塗了。是以當時英國的海軍有一個慣例：當船長在判斷位置時，誰都别廢話，廢話就是死。

現在再讓我們回到我們今天這個故事的核心。

在18世紀初年，歐洲在美洲的殖民地已經開拓了，航海的需求非常大。每年從歐洲到美洲的船隻，光是英國就有300多艘。但是在航海時沒有人能夠判斷出自己在大洋上的準确位置。大家知道在大洋上航行判斷位置靠的是緯度和經度。緯度很好判斷，一個有經驗的船長根據季節和每天太陽升起的高度，用一些簡單的儀器一測就解決了。但這也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啊。據我看到的資料來說，在那種象限儀發明之前，20個船長有19個都是因為天天盯着太陽看而變成了獨眼龍。我們在有些海盜電影裡面看到的那些船長都是獨眼龍，你可能總覺得這是海盜的眼睛是被人掇瞎的，其實是因為常年觀察太陽導緻一隻眼睛視力受損。後象限儀發明之後，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可是經度在當時是沒有辦法确定的。緯度它是自然形成的，0度就在赤道嘛，90度就在南北極嘛。可是經度哪是0度，哪是90度？你可以随便定，實際上一直到20世紀的時候法國人都不服，說憑什麼格林尼治天文台那兒叫0度啊，0度應該在法國巴黎啊。還有伊斯蘭學者認為經度應該将0度定在麥加，那是聖地啊，那是人類的中心啊。0度經度定在哪兒一直是争論不休的一個事情。

好，先不管哪裡是0度經線吧。

解決這個經度問題的原理其實特别簡單。實際就是個時間問題。我們以格林尼治時間為例，說這兒是0度，地球是360度，一天有24小時。每15個經度相差一個小時。那怎麼搞清楚經度呢？很簡單，知道格林尼治時間是現在幾點，然後知道我們這個時區同時現在是幾點，一減這個時差再除以15，你就知道我們現在多少度了。

道理原理就這麼簡單，可是怎麼知道這個時間差呢？一旦我們已經到了茫茫大洋之上，我怎麼知道格林尼治時間是多少呢？有人說那不廢話嗎？戴塊表啊！對啊，當時哪有那麼好的表呢？這就是問題。是以怎麼知道時間幾乎已經成為折磨歐洲人幾百年的一個大難題。

沒有一個靠譜的測定經度的方法會導緻什麼情況？第一就會使很多的船長幾乎是靠運氣航行。比如像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這些人的成功基本都是要靠一些運氣的。一旦你要靠運氣的話，你在海上漂泊的時間就不确定，這樣船員的身體，以及整個的後勤儲備等都會出問題。比如當時海員就極容易得一種叫壞血病的疾病。

我們現在知道是因為維生素C缺乏。1773年，英國著名的庫克船長 把一種德國泡菜帶上船，這個問題才基本解決。後來又有人要用檸檬 汁、橙汁代替，說白了就是吃一點水果蔬菜就能解決。但壞血病對于當時的航海家來說是一個天大的事兒，隻要是在海上漂泊超過一定的時 間，船員都會得壞血病，渾身到處都出血，然後内髒壞死。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海盜。在沒有辦法判斷經度的時候，大家都不敢偏離自己的航向啊，是以隻好順着一個緯度走。那這條航線就變成了特别繁忙的航線。那海盜就友善了，我就待這兒等着呗，一看你落了單我就撲上去。是以，當時所有以航海為主要國力象征的這些國家，西班牙、荷蘭和英國都非常頭疼這個問題。

英國的天字一号問題

無數航海家因為這個問題葬身海底。無數的船員由于航海時間過長而被壞血病折磨。當時人們也想出了各種各樣的辦法，可這些辦法後來發現都不靠譜。比如說當時的歐洲人還覺得巫術可能會起作用。最搞笑的是他們發明一種“憐憫之粉”，據說拿一把刀捅人一刀，然後再把這個藥粉撒在這個刀上，受傷的人的傷口就能愈合。順着這個思路，我們可以先弄幾條狗，先用刀給這些狗都捅一刀，然後帶狗上船走，在陸地上每到中午12點整的時候就往這刀上撒一點這藥粉，那在船上的狗不就會因為疼而叫嗎，船上的人聽到狗叫就知道現在是格林尼治時間中午12 點，然後跟自己這個時間一對，就知道自己的經度了。你當然知道這種主意不靠譜。

還有人就提出來這樣一種方法。我們每隔幾百海裡就弄一艘船，每隔一小時就往天空中打一種類似于信号彈的炮彈。這樣整個航線上所有的船都能根據這個信号彈來調整自己的時間。你聽着這個想法好像還很宏大，有點像我們中國古代人發明的烽火台。但後來發現這個想法根本就不可能實施。不說耗資多大，就光說在大西洋當中把一艘船固定在一個位置，當時的技術都做不到。為什麼？因為大西洋的海底太深了，你有什麼辦法能夠讓一艘船在大西洋的中間抛錨？

到最後隻剩下了兩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指向天空。天空的日月星辰，其實也是一個巨大的鐘 表，随着時間的不同天空上的星象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變化。如果有一張表能告訴我們，我們頭上的星空是什麼樣的，對應的倫敦上空的星象會是什麼樣，倫敦的星象所對應的時間是幾點，根據不同的時間的變化一對一測算，這不就可以測算出經度了嗎？這種方法稱之為星象法。

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時鐘法。造兩座靠譜的時鐘把它帶上船，一座對準倫敦格林尼治時間，另一座時鐘使用當地的時間，兩塊表一對就可以測算出經度來。這是兩條不同的技術路徑。

從16世紀開始一直到17世紀的一百多年當中，人類都在為這個事情苦惱，那麼這兩種方法最後誰得勝了呢？

如何在茫茫的大洋上如何為一艘船定位它的位置，找到它準确的經度，這個問題折磨了歐洲人好幾百年。而最早受折磨還不是英國人，而是西班牙人。大家都知道哥倫布是西班牙人，他開創了大航海時代。西班牙的艦隊是最早稱霸大洋的。當時的西班牙國王是菲利浦三世，他說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啊？幹脆懸賞吧。那最早去沖刺這個賞金的是誰呢？就是當時著名的科學家伽利略。

伽利略兩個辦法都想了。一個是鐘表法，有的人可能知道鐘擺就是伽利略發明的。但後來他發現這不靠譜，又轉頭去向星空要他的時間。

他發現木星有四顆衛星，這四個衛星在天空的出沒跟時間之間是有規律可循的。是以無論人們在大洋上哪個位置，他隻要是觀察這四個衛星看出沒的規律就可以定下時間啊。他甚至做了一個叫賽拉通的東西，這東西有點像現在的防毒面具。一個船員戴上那個東西後用一隻眼睛通過一個孔瞄準木星，然後用另外一隻眼通過另一個孔能去觀測木星的衛

星。這個賽拉通在陸地上還比較好用，但是一到船上根本不可能。你想船上是那樣的颠簸，在茫茫的星空中找像微塵似的那麼一個點，還要試圖通過一個小孔把它定位住，這怎麼可能有操作性呢？按當時的人的話來講，就是船員的心跳都可能使那個衛星的小點兒跑出我們的視距。

伽利略雖然從理論上找到了方案，但是實際上沒有解決問題。我們再回頭說這個鐘表法。

到1714年，也就是肖威爾将軍大海難幾年後。英國人覺得這太可怕了，我們是個要靠海洋立國的國家啊，一個艦隊在家門口就這麼報帳掉了，這怎麼行？整個英國上下就把這件事情當作天字一号的事情來對 待，一定要把它解決掉。英國國王就說我們也學菲利浦三世那樣懸賞 吧。于是英國就組織了一個經度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成立的時候還請來了當時已經德高望重德藝雙馨的老科學家牛頓。據說那天牛頓來的時候顯得特别疲憊，他做了一個報告，開篇就講到了這個鐘表法不靠譜。而且他在那篇講話當中也說，不僅我們這代人制造不出來可靠的鐘表，以後也造不出來。

為什麼呢？我們知道鐘表對于歐洲中世紀的匠人來說已經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技藝，像利瑪窦就到中國來給明朝皇帝獻了鐘表啊，我們現在故宮裡還擺了很多清朝時西洋進貢的鐘表呢。這不已經是成熟技術嗎？對，可是你要知道那些成熟的鐘表都是在陸地上，擺那不動的。一到船上，至少得發生兩種情況。第一，船上的颠簸會讓鐘表的走時不準。第二，寒暑交替産生的熱脹冷縮，比如鐘是在熱帶裝船然後往北開，因為熱脹冷縮就會使鐘不準了，因為熱脹冷縮會使鐘表潤滑油的實體性狀發生變化，影響鐘表的準确性。

當時從英國到美洲一個來回大概走多少天呢？40天。那麼如果要精确測定經度需要這個表精準到什麼程度呢？每天誤差不超過3秒，必須精到這個份上。而當時所有的鐘表在船上的那種環境下都不可能達到這種精度。

第二部分 小木匠傳奇

到底是為錢還是工匠精神

牛頓說不可能，但是有一個叫哈裡森的民間人士，就是我們今天這個故事的主角，成為這個說法的挑戰者。這個人實際上還算不上是一個鐘表匠，他是生活在農村裡的一個木匠。但這個人比較喜歡機械，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為他周圍的教堂做過幾個鐘。可他并不懂鐘擺的原理，不懂的人就容易想出一些歪點子，他造出了一種不用齒輪的鐘，這個鐘走得還挺準。他還有一些其他的發明，比如說一個“烤架”式鐘擺，還發明了一種擒縱器系統等，具體技術咱們就不說了，反正他覺得他造的這個鐘是很不錯的。

他就想：我要不我去沖刺一下這個獎金？他動這個念頭的時候是1730年。要知道這筆獎金是很多的呀，當時英國國王設定獎金是2萬英鎊。你聽着好像不多，但兌換成今天的購買力，大概相當于今天的1800萬美金，換成人民币大概1個億左右。隻要你解決經度問題，這筆錢就發給你。而且英國國王專門為這件事情還成立了一個經度委員會，在科學史上這家經度委員會其實是政府資助民間科學研究的第一個案例。

哈裡森說：我發明這鐘表挺準的，我能不能去得這個獎呢？在1730年的一天，他就去找了英國皇家科學會的會長哈雷，哈雷在當時很有 名，著名哈雷彗星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當時是經度局的上司人。因為當時這個問題是亟待解決大難題嘛，一看有人提出方案，哈雷就馬上接見了他。一看他的圖紙哈雷就說，哎呀！我們都不懂。

因為當時人們所有的思路都是集中在星空上的，是以經度委員會的人基本都是天文學家。是以哈雷說你畫的這個圖我看不懂。他就讓哈裡森去找倫敦當時最著名的鐘表匠格雷厄姆。

哈裡森就抱着一堆圖紙就找到了格雷厄姆。剛開始格雷厄姆也不大看得起他一木匠，因為他已經是成名的名家了嘛。但是一看到他的圖 紙，格雷厄姆覺得靠譜。不僅請他吃了一頓大餐，還從自己家的小金庫拿給他200英鎊，說不急着還，你就用這個錢去造一個這樣的鐘表先來試一試。

好了，花了幾年時間哈裡森終于造出了第一款以自己名字的第一個字母命名的航海鐘——H1。後來這個故事就變得特别的漫長，甚至是冗長。從1730年他扣開了哈雷爵士和格雷厄姆的家門，一直到他1759年他造出第四代航海鐘H4，一共花了29年。這29年哈裡森吃盡了千辛萬苦。

哈裡森這個人很有意思，因為經度委員會不肯把獎金發給他，他就跟經度委員會打官司。他非常憤怒地寫了一本小冊子，罵這個國家的經度委員會。他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有25頁，一個标點符号都沒有。他就這麼一個基本沒有文字表達能力的人。我們不能說他是文盲吧，但至少他肯定不是一個能順利地用文字表達的人。另外他也根本不是主流鐘表行業裡的人。

有趣的是這個人為什麼這輩子要幹這個事？他說他是為了錢，2萬英鎊，那是白花花的銀子啊。他這輩子就就是奔這個錢去的。其實這對當時的歐洲人來說這也沒什麼奇怪的，伽利略那麼偉大的科學家，不也為了菲利浦三世的那個獎金在那兒拼命地死磕嗎？

一個創新者的性格

當時的英國工匠在錢的背後還有種東西非常有意思的精神，就是工匠精神。什麼叫工匠精神？在哈裡森這個人身上展現得就非常明顯。首先他一定要做出一個非常完美的東西，剛才我們說他從H1一直到H4一共四代花了29年時間。其中第三代H3最難，他一共耗費了十幾年的時間。

那這十幾年他靠什麼生活呢？他就不斷地跑到經度委員會去跟人家說：你看我這已經比較靠譜了，你再給我撥點兒款吧！經度委員會就像擠牙膏一樣，每次就給他500英鎊。整個這25年最後總共撥給他2500英鎊，他就靠這個過日子。剩下每天就在自己家裡弄這個東西。其實第一代不就已經挺好了嗎？對，但是他一旦覺得有改進空間，他就會跟經度委員會申請說：要不你再給點兒錢，我再重新弄一版？

在哈裡森做H3的十幾年時間裡，他把給他做助手的弟弟都耗死了，最後讓他兒子給他當助手。當他最終拿到經度委員會發給他的獎金的時已經是1773年。他老人家已經80歲了。你說一個80的老人在拿到這個獎金的時候，還有什麼用處嗎？是以你會發現在他的靈魂深處，除了為了錢，背後還有一種叫工匠精神的東西。

更有趣的是當時法國政府知道他在弄這個科研攻關項目時，就去找他說：要不我們給你錢，你把這技術給我。哈裡森一口就給拒絕了。法國人又說：要不這樣，你就給我看一眼，我什麼都不拿走，我也不用你給我講什麼，你就讓我看一眼，我們花500英鎊，行不行？他還是說不行。

你說他為了錢，他還有民族氣節，當然他有民族氣節也不耽誤他跑到經度委員會去說，你看法國人就找我看一眼就花500英鎊。你們得再給點兒錢，要不然我就給法國人看。他又拿這個去要挾英國人，是以特别逗。你會發現他是财迷、工匠精神和愛國主義者的一種非常奇妙的混合。可能這種性格恰恰是一個創新者的性格。

但是你以為這幾十年間所有英國人都在等着哈裡森嗎？不是。更主要的主戰場其實根本不是他，而是另外一個領域的天文學家們。大家都知道現在的格林尼治天文台，這個地方在倫敦8公裡之外的泰晤士河口。我們所有學地理的人都知道0度經線通過它。

可是為什麼要設立這個著名的天文台呢？

其實從17世紀開始，絕大多數英國人都跟牛頓一樣，認為隻有讀懂了上帝做的這個鐘表——星空，我們才可能找到精确的解決經度問題的答案。是以，格林尼治天文台其實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設立的。一幫天文學家，前後大概四五代人，耗盡了自己的心血，都是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這兩條路線之争，最後誰勝出了呢？

第三部分 環境如何造就創新

創新的第一個條件

我們先揭曉答案吧：人類造的這個鐘表赢了，哈裡森赢了。

他赢得勝利這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可以給我們今天的人提供一些什麼樣的借鑒的意義？是什麼樣的環境才能造就這種驚世駭俗的創新？

第一條就是有節制的魔鬼。在哈裡森制造航海鐘的過程當中，誰扮演這個魔鬼角色呢？是當時的天文學家們中的馬斯基林。這個人可不是普通的凡人啊，他是英國第五任格林尼治天文台的館長。這個人其實也挺有意思的，他一生都把自己所有的激情和生命都獻給了頭頂上星 空，以至于他把他的婚期推遲到54歲。他就一直看不起哈裡森，說你不就是一個破鐘表匠嗎，人類的智慧能跟上帝比嗎？我們這個研究多麼富有科學的含量啊，你那個東西算什麼東西？

他就是一直緻力于描繪頭頂的星空，并出版的了《航海曆書》，告訴你在什麼時間頭頂的星空會給你什麼樣的星象，然後根據儀器觀測，就能定下來現在的時間。這本書在一直是航海的得力助手。我雖然沒見過，但聽說一直到現在他那本還是每一年再版一次。

當然馬斯基林作為競争者嘛，一方面因為知識的優越感他看不起這木匠，另外一方面也有獎金在作祟的作用。是以他經常會給哈裡森搗一點兒小亂。比如說哈裡森這個鐘造出來了，他就說你得試驗啊！一次試驗不行，得試驗兩次啊！這次試驗不靠譜，再來一次啊！然後他又會欺負人家哈裡森，比如說要求哈裡森把鐘表上交，把圖紙都上交。

但是說實話，我覺得說馬斯基林欺負哈裡森，其實是小說家的筆法。《經度》這本書的作者索貝爾，為了強調戲劇性，他有意識地把馬斯基林描述成魔鬼。

其實能夠擺得上台面的顯示這個馬斯基林對哈裡森的迫害的真的沒有幾件事情。我就說《經度》中寫的迫害哈裡森最過分的一件事吧，有一次經度委員會把哈裡森的航海鐘給沒收了！雖然小說中用的是沒收這個字眼，但真實情況不是沒收。當時經度委員會講，你哈裡森要我們把獎金給你，你總得把東西給我。而且你得告訴我這個東西怎麼制造。如果你不告訴我們，萬一在測試途中你死了，我們的錢又花了，這個謎底永遠是石沉大海了。那怎麼行呢？

經度委員會就要求哈裡森把這個鐘上交，但哈裡森死活不願意。是以馬斯基林帶着逮捕狀就到他們家要運走這個鐘。在把鐘運走的時候，哈裡森就抗議說：你們居然用一個沒有減震彈簧的馬車來運我的鐘，這不成心想把我的鐘颠散嗎？據說在哈裡森家搬運這個鐘的時候，勞工在門口不小心把這個鐘掉地下了，把這哈裡森給心疼的都不知道怎麼形容了。

這就是馬斯基林迫害哈裡森的最大的罪狀。

大家想想，這不就是有節制的魔鬼嗎？馬斯基林從來沒有篡改過哈裡森的試驗記錄和測試資料，也從來沒有對哈裡森進行過人身上的打擊報複。隻是不小心把他的鐘摔地下一回，就成為馬斯基林最大的罪狀。

是以你看，一個好的創新環境一定是這樣：不管競争多麼激烈，不管每個人都揣着什麼樣的心态，在制止别人的創新的時候，這些魔鬼是有節制的。

這是創新的第一個條件。

創新的第二個條件

就像《野百合也有春天》那首歌裡唱的那樣，一個創新的環境，必然要允許山谷裡的野百合也有春天。不管這個木匠幹的那個事靠不靠 譜，講的理念靠不靠譜，當時的整個英國還是以非常嚴肅的态度對待這種邊緣性創新。

這就要說到最後哈裡森是怎麼在1773年拿到這筆獎金的。經度局一直在想法拖延發放獎金，這其中當然有馬斯基林的作用啦。先是讓哈裡森把鐘做出來，然後去測試，測試完了又要求把原理告訴我們，把原理告訴我們後還不行，你還得再做兩台，我們得確定你這個東西可以複制。

一直拖到哈裡森多大了？80了。老頭最後實在氣得不行了說：我不跟你們廢話了，我直接找國王去。當時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正好也是一個天文迷，他在自己院裡還搞了一個皇家的禦用天文台。他拿着哈裡森的鐘表測試後，覺得靠譜，就跟哈裡森說我挺你！給他出了一份試驗數 據。哈裡森就拿着這份資料跑到經度委員會去。最後經度委員會終于承認了這個東西。

有國王的這種重視，再加上經度委員會遵守規則，也有整個英國社會當時對這個事情的重視，最後才讓哈裡森的發明釋放出它的光輝。

最後哈裡森他拿到這獎金其實都不是經度委員會掏的，而是國王掏的。國王說：你别跟他們廢話了，這幫經度委員會的天文學家不可理 喻。這樣吧，他們不是還欠你一萬多英鎊嗎？你給我打個折，我掏8千多英鎊給你。

這事就算結束了。雖然哈裡森拿到的這筆獎金也不是正式的從經度委員會拿的，但這個故事就是這麼結束的。

創新所需要的第二種環境是：不論你出身如何，整個社會它有一種機制來公正的認可你的創新成果。

創新環境的第三個條件

創新環境的第三點是整個社會要對創新的種子有一種培育的能力。具體到這個航海鐘就是：怎麼讓這個航海鐘變得便宜而且可以量産。要知道哈裡森造這個鐘花了2500英鎊和十幾年時間。後來有人測算一下一個航海鐘的成本是500英鎊。這在那個時代可是巨款啊，沒有哪個船長買得起。

可是你看馬斯基林搞的星像法：一套《航海月曆》加上一個象線儀，20英鎊搞定了。這套方法雖然比較傷眼睛，但畢竟便宜呀。

一個産品是怎麼做到價格便宜的呢？就是産量得大，技術上可以複制。這考究的是一個國家的工業能力。哈裡森死後，關于他的鐘表原理的書籍也出版了。當時所有的英國的鐘表匠就撲上去進行研發、改進，然後量産。随着産量越來越大，這款航海鐘的價格就從500英鎊最後一直降到50英鎊左右，幾乎所有的人都開始買得起了。而做到這一點是要憑借一個國家的總體的制造業的實力的。

到1815年的時候，這種航海鐘全世界大概有5千多個了，這個問題船基本上就解決了。我還記得達爾文乘坐那個小獵犬号（小獵犬号是在1831年出航去考察，最後誕生進化論的那艘船），那個船長一艘船上就帶了20多個航海鐘。是以我們可以判斷在那個時間，價格問題已經徹底解決了。

量産展現了一個國家的工業實力，其實也反應了一個國家的經濟需求。我們都以為創新是一個白胡子老爺爺穿着白大褂在實驗室裡幹的事情。錯了！創新往往是市場給你提出來巨大的問題，倒逼當時的有創新能力的人搞出來的一個成果。你拿我們中國來說，我們中國現在修橋、修路和修隧道的能力和技術一定是世界第一。為什麼？遇到的情況多 嘛。再比如說我們中國移動2G的技術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原因也很簡單啊，遇到的情況多，需求量大。需求量大它就會倒逼創新。

故事說到這兒，我們不妨來總結一下從這個故事當中發現了什麼。當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特别渴望我們擁有創新的時候，我們就得想一想，我們有沒有像哈裡森這樣的既具備财迷精神，又具備工匠和愛國精神的創新者？我們具不具備一個對所有邊緣性的當時看起來不靠譜的技術投入足夠關注的社會和寬容的環境？我們整個的創新的知識系統，是不是像馬斯基林那樣，雖然心懷惡意，但是扮演的是一個有節制的魔鬼？我們的社會能不能為一種創新成果提供足夠的社會配套設施和足夠的需 求？

是以不要怪那些科學家不創新，也不要怪有些中國企業不創新。如果說中國現在距離我們所期待的創新還有些距離，我們都不妨想一想，這個故事中呈現的我剛才說的那個清單。創新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兒，創新是一個國家和社會的事兒，創新從來也不是一個企業的事兒，它是一個制度的事兒，甚至是一個社會經濟的事兒。

這就是我們今天給大家奉獻的關于經度的這個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