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彬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為儲存中華民族教育精華免遭毀滅，華北及沿海許多大城市的高校紛紛内遷。1938年4月，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遷至昆明，組建西南聯大。
馬芳若作為西遷隊伍中的一員，當時的身份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大三學生。他于事變後的9月21日離開北平，當晚抵達天津，寄宿在同學張其瑾姑母家。11月14日到南嶽，四天後在長沙臨時大學正式上課。1938年2月19日，随遷徙大軍啟程，向昆明進發。
這次遷徙分兩種走法：一為海道，轉香港、安南，入昆明；一為步行入滇，由學校組成“湘黔滇旅行團”。步行大隊計學生兩百八十餘人，分二大隊，一大隊下分三中隊，一中隊下分三小隊。馬芳若被編在第二大隊第二中隊第四分隊。
馬芳若沿途留有日記，以藍黑墨水鋼筆寫在一冊橫格練習簿上，封面題“馬芳若：日記”。内容按地點的轉換可分為四部分：
第一部分：1937年11月18日—1937年12月23日，長沙臨時大學
第二部分：1938年2月19日—4月28日，從長沙到昆明
第三部分：1938年4月29日—5月2日，昆明
第四部分：1938年5月3日—5月21日，蒙自
馬芳若日記原稿封面
馬芳若日記原稿第一頁
其中第二部分，作者以一個普通學生視角，如實記錄長途遷徙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讀來使人如臨現場。同類日記多有刊行，但無論從時間跨度還是從資料的原始性來看，都較《馬芳若日記》遜色。
如錢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裡——從長沙到昆明》（1938年2月19日至4月28日），是将旅途日記稍加整理，編成小冊子，1939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正文分成三十五個小标題，較有系統，文字規整，但失去了原汁原味。
再如餘道南的《三校西遷日記》（1938年2月19日至5月4日），發表時經作者精心修改，文獻價值折損。作者系臨大經濟系三年級學生，北大學籍。此日記的特點是對沿途經過的景點描摹十分詳盡，注重分析政治經濟、社會民風。卷前有1990年夏所作前言，日記後有“滇情紀略”和“結束語”，并附有一份《長沙臨時大學湘黔滇旅行團旅行概況表》，可說是一部精心撰寫的著作。
隻有楊式德的《湘黔滇旅行日記》（1938年2月19日至5月8日）是據原稿整理而成，未加修飾，和《馬芳若日記》性質最近。楊在臨大讀土木系二年級，清華學籍。更難得的是，楊式德和馬芳若同在第二大隊第二中隊第四分隊，一路上大部分時間同行同宿，有過多次交集。
另有臨大化學系二年級學生董奮的《董奮日記》，是份殘稿，存有西遷前和抵達昆明後兩部分内容，但可補馬芳若缺記的部分（1937年12月23日至1938年2月18日）。
上述日記諸作者，由于關注點不同，文風有别，描寫各具詳略，若單看某一種，則難免偏倚之憾。《馬芳若日記》的發現，正可補史乘之阙，對還原這次“文化長征”的整體圖像，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日記》的紀事止于1938年5月21日，此時文化界正掀起讨伐周作人的熱潮：
晚閱報，有武漢文化界聯合會通電讨伐周先生（作人），竟誣為漢奸，使我精神頓受刺激甚深。以為：①周做漢奸不可靠。②武漢所謂文化界不應這樣做，表示中國人之堕落也，專好揭人陰私，污蔑陷害，借公報私。③即做漢奸，有何理論上之根據，必須讨伐。④或為真，而周真做之，則甚人之可悲觀，如周先生亦不能站得住，焉論他人。人人皆靠不住矣，甚覺寂寞，做人真是麻煩透頂而又毫無意思也。
末行又雲：“此冊日記告完，下冊開始。”如今下冊已佚，内容遂無從知曉。所幸除《日記》外，馬芳若聯大期間的作文、論文、聽課筆記，遷徙過程中的行軍路線圖，臨時大學學生名單，以及一份五十年代的手寫材料《重新做人》等，都一并留存至今。利用這些材料，或可約略鈎沉出馬芳若的生平經曆。
鄞縣馬氏
1951年，馬芳若寫過一篇題為《重新做人》的自述，談到自己的身世：
我是浙江鄞縣人，我的曾祖是清朝一個小官僚，大概做過江蘇的蘇州、寶山等縣的縣令。我的祖父後來從事商業。我的幾個叔祖後來有五個在北京的幾個大學裡做教授。我十歲死了父親，十一歲死了母親，他們都病了很久才死去的。父親隻留下了一處租給别人開碾米廠的房産給我們姊弟三人。我的命運本來也隻能找一種行商，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叔祖們的資助，才得繼續求學。等我完成了大學學業而被留作助教，我覺得我可以告慰培植我的長輩，同時對向來歧視我的伯叔和堂兄弟們才敢“分庭抗禮”了。
馬芳若的曾祖馬海曙（1826-1895），早年行商，後從政，先後在丹徒、元和、吳縣、寶山等地任知縣，官至直隸州知州（三品銜），生有九子。其中三、六、八子夭折。祖父馬裕藩（1858-1929）為馬海曙長子，官甘肅鎮原縣知縣，诰授奉直大夫。
馬芳若自述中提及的五個位在北京做教授的叔祖，即時有“五馬”之譽的馬裕藻、馬衡、馬鑒、馬準和馬廉。《日記》中記錄了不少他和馬氏長輩們的淵源、交往。如1938年5月20日：
上午上宋詩時，蘇東坡有《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詩中有一句曰“無限芳洲生杜若”一句，乃出自楚辭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遺兮下女”。餘以為餘名芳若，恐出自此。餘之名乃五叔祖父（季民）所題，一向不知何意，僅知排行芳字輩而已。此若出典，餘甚喜歡也。
馬鑒（1883-1959），字季明，馬海曙第五子，時任香港大學文學院教授。“芳若”的名字即由馬鑒所取。馬芳若對這位五叔祖的事也很盡心，1937年12月17日，北大舉行三十七周年紀念會，“當日下午曾晤羅、魏二師，魏由香港代五叔祖父帶毛衣至蒙叔，由我挂号寄出”。“蒙叔”即馬蒙，馬鑒次子。
在諸位叔祖中，馬芳若和四叔祖馬衡（1881-1955）的關系最為親近：
近日前方仍極不利，聞南京郊外已有戰事，若再不力抗，南京旦夕将不保，四叔祖父未知近況如何，殊以為念也。（1937年12月9日）
抗戰全面爆發後，南京政府下令将文物緊急裝箱，伺機西遷。第一批文物于8月14日在馬衡（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監護下遷離南京，目的地是漢口。後南京淪陷，武漢已無安全保障，又不得已繼續向西，經宜昌、重慶、宜賓，最後抵達四川樂山。
在貴陽，馬芳若巧遇馬衡舊生莊尚嚴，把酒暢叙，得知馬衡已到重慶：
上午起床後，8時集合，團長訓話，十時午餐，十二時前去洗澡，行至中華路革命日報館附近，忽遇故宮莊尚嚴先生，略談一會，知四叔祖父忽往重慶。并承約吃晚餐。他寓四海大酒店，六時至其室，即同吃晚飯，并喝真正茅台酒，味确比昨晚為好。與其談一路經過，及别後情形，蓋莊先生對我等如此長路旅行甚有興趣也，将歸，抄我故宮通訊處二地，均可轉（此處塗去“馬先生”三字）四叔祖父者也。并蒙贈《貴州名勝古迹概說》二冊，其中一冊托我轉贈臨大旅行團者也。據雲，莊先生為北大畢業雲。（1938年3月31日）
抵達昆明次日，即進城為馬衡取信：
今晨起床約七時，昨晚睡尚酣，早餐後與其瑾進城，先至崇仁街46，将自美國寄交四叔祖父之信取來，預備轉寄重慶。（1938年4月29日）
此外，在聯大期間，馬芳若和六叔祖馬權之子馬益（1914-2005）也有通信：
今日星期，忽大雨，緻不克出去遊玩，乃往圖書館看書，并書寫緻益叔及四叔祖父信件，殆書作完已下午四時，又加星期，已不克寄出，乃待明日再說雲。（1938年5月8日）
雖然馬芳若自稱幼時受到伯叔和堂兄弟們的“歧視”，但從他個人成長經曆來看，無論學業還是事業，多少都得益于他“鄞縣馬氏”的身份。1947年，馬芳若曾介紹聯大同學劉鴻逵（原杭州藝專學生）到故宮博物院駐重慶辦事處工作，主管人事及文書。此事無疑動用了他和馬衡的關系。
初露鋒芒
民國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印制的《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學生名錄》中載有馬芳若的資訊：
馬芳若，浙江鄞縣，廿三，男，北大，中三，北大。
《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學生名錄》
由此可推出馬芳若當生于1915年，“中三”系“中國文學系三年級”的簡稱。馬芳若在十歲、十一歲兩年之間，父母雙雙病故。姐弟三人靠父親留下的一處房産出租度日。馬芳若憑借自身努力，在幾位叔祖的資助下完成學業。
二十歲那年，馬芳若編過一冊《中國文化建設讨論集》。此書于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由上海經緯書局出版，分上中下三編，各編前都有編者前言，相當于導讀。何炳松在該書序言中對馬芳若的選題眼光和編輯能力都很推崇：
青年會全國協會的馬芳若先生是一位沉潛好學的青年，他近來在公餘之暇，把所有全國賢達讨論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文字，廣事搜羅，加以整理，獻給國人，以備參考；使得讀者開卷之餘，對于現代中國文化建設問題可以一目了然，确是一件極有價值的工作。尤其馬先生自己在本集中，别無成見參雜其間，見智見仁，一聽讀者的自擇，此種合理态度尤足令人佩服。
該書還收有馬芳若民國廿四年（1935）六月作于上海的一篇“編者序言”，其第二段雲：
有一天早晨，龍文書店許晚成先生到我的公事房來，因為他最近緻力調查工作，為編印各學校、各圖書館、各報社的調查錄，和我有所商讨。我們就談到最近的文化問題，我就把我所搜集的文章給他看，不料他看了以後，興緻高起來，表示龍文願意出版。我們就把出版的事說妥。此後，我一有餘暇，就到各圖書館去搜集材料。經過兩月的努力，在材料方面總算是相當完備整齊的了。
據上述文字推測，馬芳若其時可能在上海某出版機構從事編務工作。假如他同年9月考入北大的話，到1937年9月随部入滇，則正好是大三。多年後，當有人無意中提及他早年編就的“少作”，馬芳若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自得：
今日在上孟子（先秦文）課時，同學周定一告我，謂其在同鄉同學之床上看見《中國文化建設讨論集》一書，為餘所編也。言談之下，頗露欽佩。餘則一聞書名，頗有親熱之感，且引以為榮幸也。（1938年5月19日日記）
然而馬芳若一門心思隻想留在大學教書、研究學術，編輯事業止步于此。
由湘入滇行軍圖圖紙
聯大群像
在長沙和蒙自，馬芳若親臨諸多名教授課堂，《日記》中記下了朱自清、聞一多、浦江請、馮友蘭、鄭昕等人授課時的風貌，誠為不可多得的文學史料。
《日記》開篇第一條為1937年11月18日，當天正式上課：
到南嶽已四天了，今天才正式上課，上午三堂：中國文學史（浦江請）、中國哲學史（馮友蘭）、陶淵明（朱自清），俱清華教員也，講法尚佳。
對這些“名教授”的教學水準，馬芳若并非一味奉承，而是如實記下自己的觀感和評價，有時言辭頗為尖刻：
上午有課四堂，計鄭昕先生之哲學概論，聞一多先生之楚辭（二堂），朱自清先生之宋詩，聞與朱甚滿意，對哲學概論因授者口齒遲慢，音調低雜，聽時甚覺費耳。若能音調稍高而有條理，則成矣。下午讀馮著中國哲學史一至三章，尚佳，惟講當時社會情況一節（即上古史時一段）稍有不得要領之嫌。去年北大錢穆先生講中國通史時則較高多多。惟馮為哲學研究者，錢則為中國史家，各有短長，則馮不如錢亦宜矣。（1937年11月19日）
上午有課四堂，鄭昕先生之哲學概論最不惬，對聆一小時，簡直不知所雲。既無統系，又乏組織。有退選之意，後數日再定可也。
聞一多先生之詩經則甚佳，材料既豐富，教授法亦極高明，為初學設想之處甚多也。
朱先生之宋詩則平平。（1937年11月24日）
上午有課四堂，以浦之課為最糟，朱自清甚厭之，以其講全無系統也。又錢穆、湯用彤、賀麟三先生昨日來校，其所（設）科目，或與時間沖突，或在下午，殊為不便，無法添修。（1937年12月7日）
哲學概論，愈講愈不懂，徬徨于退選與不（否）之中，因退選理由，甚難措詞，豈以為聽不懂為理由而出之餘口哉！是豈可乎，是豈可乎？（1937年12月10日）
馬芳若自陳在聯大期間深受聞一多賞識，師生之誼最為相契。在聞一多的指導下，他以《淮南子》助讀《楚辭》，頗見成效；他在聯大的畢業論文也得到聞一多的認可：
聞一多先生曾經贊許我的《蘇李詩制作時代考》，認為“考證周密，且方法甚新，允稱佳作”。（緻羅常培先生書中語，留有原稿）并且稱道我在《大公報》發表的散文。（馬芳若《重新做人》手稿，1951年）
聞一多評語
《蘇李詩制作時代考》的指導老師是羅庸（1900-1950），西南聯大公認最為叫座的講課人。在中文系教師當中，他也是開課最多的一位，開設公共課和專業課共十四門。馬芳若到蒙自後選修了羅庸的課，對這位老師的第一印象尚佳：
上午有文學史，浦先生上課，即将（講）南北朝之民歌，第三堂為朱自清先生之中學國文教學法，為繼陶淵明而開者也。本學期功課照常，惟多羅庸先生之杜甫及先秦文，餘俱加選之。下午一二兩堂即上課，講得尚好，此聲久矣夫不聞矣。（1938年5月5日）
羅庸在學術上對馬芳若的幫助可能更為切實。現存的論文原稿封面留有羅庸親筆批語：“評定八十分，二十八年七月廿日，羅庸。”此書經修改後，于民國三十三年（1944）一月由商務印書館在重慶出版，草紙本一冊，署名“馬雍”。羅庸為作《題辭》：
《蘇李詩制作時代考》一卷，鄞馬君芳若之所作也。芳若曩肄業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治漢魏文學史甚勤。既卒業，本其心得，以成此編；未敢自足，藏之箧笥數年矣。教課之暇，屢有補綴。今将授梓，屬弁一言。餘惟史料考證所據以論定者，有本證，有旁證，有内證，有外證，而文學史所需以内證者尤多。蓋時代風會，自有限齊，歲逾五世，則罕能相貿。晉宋以降，拟古之作，縱極模繪之工，終鮮刻楮之績者，時代為之也。文學史本以明制作體式之變遷，自用字遣言，比詞隸事，以逮寄興寓思，皆體式之是以變；于此無精審之統理，而徒博征舊說，資為外證，猶買椟而還其珠也。芳若此編，雖僅及蘇李贈答，而其比次詞類句法意境之異同，于内證之應用，殆已盡其能事。異日推廣此義，使遍及于曆代篇章，豈獨久懸疑谳，得獲剖白，将通變之由，悉能質證。是則區區小冊，于未來之文學史，将有筚路藍縷之功，固不僅結河梁送别之案而已。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羅庸書于昆明寄寓之習坎齋。
《蘇李詩制作時代考》論文原稿封面，留有羅庸親筆批語
沖突體
馬芳若性格内向，除了讀書，對别的事漠不關心，和周圍的人事總是顯得格格不入。正如他自己所說：“我隻是努力讀書，希望能在大學裡站得住。我成為一個孤僻、驕傲而倔強的人。”（馬芳若《重新做人》手稿，1951年）
每次參加完學生會的會議或活動，總是滿腹牢騷：
晚學生會學術股有所謂國防教育座談會之召集，參加者甚寥寥，餘曾往一聽焉，場中高調滿堂，可歎也。（1937年11月22日）
今晚有南嶽文藝社（同學組織）所辦之所謂詩歌朗誦會，除朱自清讀馮友蘭詩，沈有鼎讀杜甫詩以外，同學均以自己所作讀之，自拉自唱，何其肉麻也。（1937年11月29日）
晚上學生會又時事座談會之召開，出席者寥若晨星，餘一度往聽，多半高調，我不知這些人何以思想也。（1937年12月4日）
因時局日緊，學生會晚又召集大會，讨論工作與停課問題，高調疊出，無可理喻，且又互相辯難，出言不遜，餘甚厭之，中途退席。（1937年12月10日）
下午原由羅常培先生召集國文系師生在蓮島開談話會，餘因讨厭這些人，及開會等等故未去。（1938年5月21日）
雙親早逝，備嘗人情冷暖，也造成了他敏感、自卑的性格。《日記》中經常可以看到自我否定、宣洩苦悶的段落：
雖說這是我每天可以訴說的一個地方，可是有許多心中的苦酸也無法叙述出來，亦不知道為了什麼，真沒法子。
我近來逾（愈）覺得自己将來如何了結，雖說也很用功，可是終還覺得用功不夠，與人較，就相形見拙了。
日子毫不留情地一天一天地過去，對鏡自照，鬍髭亦濃起來了，檢討一下，究有什麼本領可以給人家稱贊妒嫉的呢？
鐘擺滴得，深噬吾心，痛苦不能忍矣。
今晨起床甚早，精神舒暢，允宜繼續如此。此間數日來陰晴，太陽久不露面，今日高天無雲，遍地朝光，景色醉人。如此天地，何稀一廢物，趕快努力罷！（1937年11月30日）
在朱自清的課上，他會因答不出問題而無地自容：
上午全有課，上宋詩一堂，朱先生問我一題，我回答不出，甚是慚愧。（1938年5月11日）
個人理财也非其所長，故時時陷入日用告急的窘狀：
自平出後，一路上千辛萬苦，至此始稍安定，然一月後經濟将感困難，奈何。（1937年11月18日）
今天是到南嶽以後過的第一個星期日，毫無精彩，下午給長壽伯母寫信，請她寄款。（1937年11月21日）
錢已用完，奈何，已分函蒙叔、梁其瑾，不知有望否？（1937年12月23日）
明日起将自掏腰包吃飯矣。睡甚早，然輾轉不能成寐，甚以經濟壓迫為慮也。（1938年4月29日）
不久後，在樊際昌的照顧下，馬芳若得到一份為學校刻印講義的工作，滿心以為經濟之累可稍得緩解，不料未滿一周，即告解職，生活再度一籌莫展：
日來為學校抄講義，初以為必是長久之計，今日因學校在昆明招考之書記已來，注冊組将我等解職，以後生活如何解決？當找谒樊先生一談之。（1938年5月20日）
馬芳若是個沖突體：自卑又自傲，憤世嫉俗又渴望關注，一心想做學問又不得不疲于應對生活上的種種捉襟見肘。“我隻是跟着學校跑來跑去，一心想成為一個大學教授、文史學者，在考證辨僞裡打發日子。”（馬芳若《重新做人》手稿，1951年）他的志向，注定在現實的土壤裡找不到根基。
餘音
馬芳若畢業後即留校任助教。1944-1945學年，曾與沈從文合上中文系大一必修課“國文壹B（讀本）”。所用教材校方請馬芳若作注，但最後未能使用：
敬啟者：前承為大一國文選作注解，花費許多時間，不勝紉感。現因實際困難，已不能付印，特将原稿奉還，希鑒原為荷。
此緻馬芳若先生
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
建國初期，馬芳若繼續任教于北大，課餘時間經常出入于四叔祖馬衡居所。馬衡對這位侄孫非常信賴，隔三差五留他在家小酌，還帶着他和諸兒孫一起遊玩、觀影、逛街。從《馬衡日記：1948-1955》所展現的狀态來看，馬芳若在北大的學術之路走得并不順暢。這在他的自述中也能窺見一二：
因為北大究竟教授多，我隻有先到太原來賣身。到太原後不久，感謝山西文聯，讓我出席了文代大會，我在會場裡看見了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工作者……（馬芳若《重新做人》手稿，1951年）
1949年8月20日，“聞山西大學已決聘芳若，為之稍慰”（《馬衡日記》）。10月17日，馬芳若正式上崗。文字學家楊樹達緻信馬芳若，信封上的文字是：“山西大學九樓六号馬雍先生收”，自此“馬雍”成為其常用之名。這或可視作馬芳若“重新做人”的外在表現。
“芳若”的名字在公布的《馬衡日記》中共出現五十三次，最後一次為1955年1月16日：
下午芳若來自太原，将赴武漢相親。
此時的馬芳若已屆不惑，尚未成婚。馬衡之孫馬思猛在《馬衡日記》的注釋中寫道：
馬雍，字芳若，浙江鄞縣人。系統馬衡遠房侄孫輩，備受馬衡關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在太原山西大學、杭州浙江大學任教。
則馬芳若在浙大也有過教學經曆，隻是他自1955年之後的人生軌迹，已無從追索。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