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形象，尤其是在普羅大衆、升鬥小民心中的形象大多是妖魔化的。這與長期以來中國的排外思想有關，也與各曆史時期内的統治需要有關。但今天，我們不應該再帶着有色眼鏡去看待他們。
誠然，有一部分的傳教士或主觀或客觀地起到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先鋒官的角色，但更多的是為中國帶來了許多先進的思想、文化、科技。一起來簡單的回顧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曆史，去了解一下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成果和為中國帶來的影響。
中國似乎很能包容外來宗教，無論是佛教還是伊斯蘭教，都可以在中國生根發芽。中國的佛教徒是世界上數量最大的佛教徒，許多帝王将相也是虔誠的佛教修行者。梁武帝數次把自己舍身到寺院内，要大臣們捐款贖身來供奉佛祖；武則天宣布自己是彌勒佛轉世下凡，并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一尊彌勒佛巨像；南唐後主李煜親手為僧侶制作如廁用的竹片，還用自己的面頰來檢驗是否有毛刺……
伊斯蘭教在中國影響巨大，在西域、河西走廊更是成為當地遊牧民族的精神信仰，數不清的古國和部落世世代代供奉着真主。而與佛教、伊斯蘭教相比，基督教在中國的起步似乎很晚，影響也很小。人們大多認為基督教是晚清時才傳入中國的。而事實上，基督教在唐朝就傳入到了中國。
據史料記載基督教正式傳入中國是大唐貞觀九年，當時的傳教士們帶着經書來到長安，由丞相房玄齡迎接并引薦，獲得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親自接見，禦賜稱号“阿羅本”，意為“神差遣的使者”。後世稱其為“景教”。
但景教并未在全國範圍内開展廣泛的活動，主要原因是景教内部存在鬥争，隻在高層人士之間活動，并沒有深入到民間。唐武宗時，曆史上著名的“滅佛”運動将景教也牽連在内。之後雖然仍有傳教士來到大唐傳教，但随着唐末戰亂，景教在中國式微。可以說景教在中國的傳播是伴随着大唐的命運而轉折。
元朝時由于大批色目人在中國活動，使得景教在中國重新獲得活力。據馬可波羅和西方中世紀學者的文獻記載，當時中國境内有大批景教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母親唆魯禾帖尼别吉。根據考古發掘發現，當時的泉州是元時中國南部的活動中心。大量傳教士遠渡重洋來到中原，中國的許多景教徒也遠赴歐洲，為當時中西方交流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大多是以本國外交使者的身份參加這些活動的。
而景教似乎是一個輪回，再一次伴随着元朝命運的變遷而轉折。元末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戰争爆發，泉州景教主教雅格波在動亂中被殺，景教動蕩嚴重。明朝建立時廢除元朝“四等人”制度，将景教視同外族事物予以取締。至此，傳教士們在中國的活動再次被中斷。
明朝中期開始實行閉關鎖國，外國人未經允許堅決不許進入中國。嘉靖年間，在南亞、東南亞、東亞等地積極傳播基督教的傳教士沙勿略來到中國廣東的上川島，希望能進入中國傳教，被拒絕後病死在上川島。他像是一顆小小的石頭，在死水一潭之中激起微波，卻最終激發了歐洲大量傳教士遠涉重洋來到中國。
羅明堅，著名傳教士、翻譯家。萬曆年間來到中國廣東傳教，将大量基督教經文翻譯為中文。由起翻譯并撰寫的《天主聖教實錄》是基督教第一本中文書籍。該書十分适合中國人，書中思想與中庸之道甚為契合，能使人明黑白懂善惡，有豁然開朗之感。羅明堅還将中國典籍《四書》翻譯為拉丁文，并在歐洲傳播朱熹的理學思想。另外最早的《葡漢字典》也是羅明堅編寫的，其使用拉丁字母編訂的漢語拼音，核心内容至今仍有極大影響。
利瑪窦，與羅明堅同時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窦來華後學習并精通漢學，在士大夫階級中被贊譽為“泰西學士”。利瑪窦與中國的朋友徐光啟合作，翻譯并出版的《幾何原本》的部分，創造了許多漢語的詞彙和幾何術語并延用至今。
例如：星期、點、線、面、直線、曲線、直角、鈍角、銳角、平面、垂直、平行線等。中國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也是利瑪窦制作的，為中國第一次帶來了“全世界”的概念。中文許多地理名詞也來源于此，例如：南極、北極、地中海、日本海等。利瑪窦開啟了中國文官學習西學的風氣，當時共有一百五十多種西方典籍被翻譯成中文并出版。
艾儒略，被稱為“西來孔子”，精通中文及中國文化。在中國傳教的過程中，撰寫并出版了二十餘本著作，涉及天文、地理、數學、哲學、醫學等方面，是當時西學東漸的重要人物。其在中國傳教時多在民間活動，傳教期間發現大量景教遺址及遺物，對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曆史“溯流求源、尋末求本”。
湯若望，從明末到清初共在中國生活四十七年，是傳教士在中國擔任官職最高的一位。在華期間因準确計算出日食的時間而獲得清攝政王多爾衮的信任，被啟用修訂曆法。憑借天文曆法方面的知識和技能主編修訂了比大統曆和回回曆還要精準的《時憲曆》。時憲曆為陰陽合曆，至今仍在使用的農曆就是以時憲曆為基礎的。後長期擔任欽天監監正，并被順治稱為“通玄教師”。
可以說，明末清初的衆多傳教士不光是宣教，也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基礎。正是他們為中國帶來了西方文化，也将中國文化傳到了西方。許多科技交流也是這一時期産生的。明末清初的一系列火炮火器、天文曆法的突飛猛進、全球地理等都是此時交流的結果。對于中國和西方都産生了深遠地影響。
可惜随後的傳教士們逐漸淪為統治者消遣的伶人和專門技術人員，沒有被重視起來。康熙自傳教士處學習到大量西方數學、天文、地理等知識，卻隻是當做個人消遣和愛好，并阻止向基層傳播；雍正、乾隆多以傳教士的繪畫和建築才能見用，對于學習并傳播西方文化毫無興趣及傾向。
之後更是加重閉關鎖國。随着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日益萎靡，中國人也逐漸回到了對世界蒙昧無知的時代，道光時已經不知英吉利為何國了。當大量的傳教士卷土重來時，中國已經被動的被拉入到全球時代，也開啟了中國屈辱的近代史。
可以确切地說，中國在明末清初時錯失了一次重大的曆史機遇。當時許多西方的天文、地理、醫學、數學、哲學等都已經通過傳教士傳入中國，卻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形成應該有的影響。而與之相反的，西方通過傳教士學習到的中國文化，如科舉制度引申發展成了近現代的官員選拔體系、借鑒内閣大學士制度發展的議會制度等都使歐洲乃至全世界發生了重大變化。曾幾何時随着中國王朝命運變化而變化的來華傳教士們，也将自身命運的轉折變成了中國文化的命運變化。
從唐朝起開始在中國出現并活動的傳教士們，或主觀或客觀地起到了溝通東西方文化紐帶的作用，發展到明末清初時引發了當時“西學東漸”的風氣。遺憾的是，随着統治者的短視和閉關鎖關政策的執行，中國并沒有趕上時代的浪潮，随後被歐美遠遠的落在了身後。當中國統治者還在做着“天朝上國”的美夢時，并不知道全世界範圍内已經開始發生了日新月異的千古之變。
參考文獻：
《新唐書》
《元書》
《明史考》
《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