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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探戈》 在幻滅後重新思考自我與生命

作者:玉峰 說
《撒旦探戈》 在幻滅後重新思考自我與生命

《撒旦探戈》

作者: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譯者:餘澤民

版本:譯林出版社

2017年7月

《撒旦探戈》 在幻滅後重新思考自我與生命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匈牙利作家。2015年布克國際獎得主,代表作《撒旦探戈》、《反抗的憂郁》等。風格特點為複雜的長句和後現代的結構形式。

《撒旦探戈》 在幻滅後重新思考自我與生命

《撒旦探戈》譯者餘澤民

緻敬辭

在浮躁的當下,《撒旦探戈》是一本抵抗時代的作品。我們緻敬它,因為它維護了文學閱讀與創作的尊嚴。作者用綿延的長句挑戰着讀者的耐性,表現着人類心理那些極緻而細微的變化,相比之下,那些碎片化的、快速的閱讀顯得無比蒼白。同時,在讀者向既成的知識尋求答案的今天,克拉斯諾霍爾卡伊依然用藝術的虛無性呈現着另一種答案,依靠長句的挖掘,他讓我們意識到現實背後的真實。他毫不留情地擊碎所有平庸生活的幻想,讓我們在幻滅後重新思考自我與生命,這是真正藝術永無止境的使命。

我們緻敬《撒旦探戈》,緻敬作者,也緻敬這本書的譯者餘澤民,是他完成了一項幾乎無法完成的任務。他在艱澀的匈牙利原文和漢語間跋涉,最後翻譯出一本無損于原著的《撒旦探戈》,讓我們真正感受到文學的無國界性和它對全人類共同命運的反映。

往昔

初遇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

新京報:你是如何發現《撒旦探戈》這本書以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這位作家的?

餘澤民:我最早知道這本書,是在二十五年前,不過那時我還不會匈語,這得從我跟拉斯洛的交往說起。閱讀《撒旦探戈》于我,本身就是一個文學成長的過程。我第一次見到拉斯洛是在1992年4月,在塞格德一位名叫海爾奈·亞諾什的朋友家。亞諾什當時在塞格德大學曆史系教書,是文化名人,編雜志,還搞出版,他在我最落魄時接濟了我,把我接到家裡住,是以在他家,我結識了許多作家和藝術家。我清楚地記得,在拉斯洛登門之前,亞諾什就跟我介紹了他,說他認為拉斯洛是匈牙利當代最好的作家之一,他寫的《撒旦探戈》是部傑作,并從書架上抽出來給我看。我對那個黑色、有抽象圖案的封面記憶很深,可惜那時我剛到匈牙利半年,連匈語字母還沒認全,但朋友的話我百分之百相信。《撒旦探戈》,這個書名很好記。

拉斯洛來了,他見到我很興奮,原因是他去中國不久,并寫了一本遊記《烏蘭巴托的囚徒》。我們用英文交流,他很耐心,善解人意,我們談得很愉快,他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喜歡李白。當天晚上,他開了四個小時車帶我回家,邀在布達佩斯北部的一個小山村裡住了一個星期。在那家裡,他也跟我講起了《撒旦探戈》,甚至還講了關于這本書寫作的一些細節。

回到布達佩斯,我對拉斯洛的作品産生了興趣。那時我已随亞諾什一家搬到了布達佩斯,亞諾什剛出版了拉斯洛的短篇小說集《恩慈的關系》,順手給了我一本,我便搬着字典開始讀起來。讀得非常吃力,但非常認真,後來幹脆花了一個月時間翻譯了一篇《茹茲的陷阱》,可以說那是我的文學翻譯處女作。我一下子被拉斯洛作品的語言、結構、主題和思想性擊中了。那兩年,反正我也是無業寄居在朋友家,是以一頭紮進了匈牙利文學裡,瘋狂閱讀,翻譯成瘾。大概在2005年,我開始閱讀《撒旦探戈》,由于語言過分黏稠,讀起來很吃力,時斷時續地讀了兩三年,清楚地記得讀完最後一頁時的震撼:感覺到死寂中長長的窒息,脊背竄涼,仿佛自己就是那個将門窗釘死的醫生。當時我就動了翻譯的念頭,并向幾家出版社推薦,但都沒有結果。

後來

翻譯的艱難與快感

新京報: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和最強烈的快感來自哪裡。

餘澤民:《撒旦探戈》從着手翻譯到交稿大概有三年。由于讀過兩遍,跟拉斯洛又有長期的交往,對他的語言風格已經熟悉,對内容了解上也無障礙,如果說困難,就是對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式長句的處理和對詞彙的準确選擇。

在這裡我得解釋一下,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式長句分兩種:一種是名副其實的長句,比如開篇的第一句,由于匈牙利語的文法特殊,一句話裡可以帶許多個複句,這種長句與中文的相容性較差,需要反複組織;另一種不是文法上的長句,而是由許多短句組成,重要的在于掌握叙事的節奏和向前滾動的語感,好似小酒館裡的酒鬼,話簍子一旦打開,即便說話吃力,氣短,講述的慣性不容人打斷。是以在翻譯的過程中我要一遍遍地念,念了譯文,再譯原文,對照閱讀的語氣、語調、語速和音色感覺是否一緻。

至于快感,恰恰來自對困難的克服。當我讀譯文的時候聽到了拉斯洛的嗓音,那種快感是難與人共享的。如果把閱讀《撒旦探戈》比喻成蹦極,那麼翻譯它體驗的則是“慢放的蹦極”。

當下

純文學作品的價值

新京報:作為一部純文學作品,你認為《撒旦探戈》對中國讀者有什麼獨特的意義。

餘澤民:我覺得意義在于,為我們讀者提供了全新的文學閱讀體驗:文學還可以這樣寫!文學的隐喻功能竟能如此強大,對思想的觸動能如此深刻!它的閱讀難度雖然很大,同時也意味着很耐讀,你一旦适應了作者的叙事節奏,沉浸到他刻畫出的氛圍裡,你的情緒和思想就會随着情節展開,潛到角色的内心深處,無論絕望還是希望,都是由衷的。

通常,中國讀者更習慣跟現實貼得很近的傳統叙事,紀實一般的現實,說白了就是講故事,故事裡講出來的,基本上就是想講的,更少能深刻到哲學層面。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小說不然,雖從現實入手,但通過特殊的——文學性,音樂性和戲劇性——結構實作了極深的隐喻性,荒誕的現實,殘酷的虛幻,絕望的戲劇,滑稽的悲劇,将這個反烏托邦故事講得繪聲繪色,令人毛骨悚然。

新京報:在未來,你還會繼續翻譯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的其他作品嗎?

餘澤民:當然還會翻譯,即便出于對朋友的責任感我也還會,拉斯洛也最信任我的翻譯。下一步計劃翻譯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抵抗的憂郁》,并與一位年輕譯者合譯他的短篇小說集,書名暫定《恩慈的關系》。

答謝辭

很高興得知《撒旦探戈》入選年度好書獎!我作為譯者,代表原著作者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先生表示感謝。這部小說,無論拉斯洛寫它,還是我翻譯它的時候,都清楚這書出版後不可能暢銷,即便獲了國際布克獎。要知道,就是在匈牙利母語世界,《撒旦探戈》也是出了名的“難讀的書”,其翻譯難度不言而喻。對這種作品來說,重要的不在于有多少人讀,而是什麼人讀。

我想強調的是,《撒旦探戈》是作者三十歲時寫的,那時候他就看透人類自欺欺人的烏托邦夢想。人類以為自己很強大,強大到能夠掙脫上帝,但他們逃不出魔鬼的圈套,所有自以為聰明的努力不過都是在跳撒旦探戈,在原地踯躅。無路可逃!這是作家對整個人類提出的警示。不過,也恰恰由于作品的殘酷和不留出路,為喚醒個體對普世的思考提供了一種嚴肅的可能。也許,有人覺得《撒旦探戈》過于黑色,但它的黑色,是能照亮我們思想的黑色的光;也許,有人受不了它的黏稠,但這種通過文學達到的窒悶感,恰恰是人醒來并轉向個體之外、轉向人類史的過去和未來。好的文學能讓人看得更遠,想得更遠,所喚起的絕望感即責任感。《撒旦探戈》就是一部這樣的好書。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宮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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