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十一屆first影展請來了匈牙利電影導演、劇作家貝拉·塔爾擔任訓練營導師，剛一上任他就以“午餐/晚餐”為題，以颠覆和重新創造電影的創作方式，讓學員觸摸電影語言的本質。
昨天他又與導演婁烨展開了一場“另類電影教育”的電影論壇，探讨電影的非典型教育方式，更讓到場的媒體及從業者收獲頗豐。
獨樹一幟的影像風格，标志性的長鏡頭，哲學沉思嵌入影像媒體……讓貝拉·塔爾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後一位真正的電影大師，電影藝術的“珠穆朗瑪峰”。
如果說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最擅長表現長鏡頭的詩意，羅伯特·布列松有着最幹淨、最簡潔的美學風格，約翰·卡薩維茨對場面排程和人物面孔的刻畫具有着與生俱來的靈感，那麼，貝拉·塔爾則是三人的延續，同時又是集大成者。
而他個人的經曆以及在藝術上的執着追求，也都為貝拉·塔爾增添了生命中濃厚的傳奇色彩。
說不盡的長鏡頭
提到貝拉·塔爾就不得不說到他标志性的長鏡頭，這些長鏡頭讓一些影迷如癡如醉，回味無窮。但也曾讓劇組陷入巨大的資金困難，以至于逼到制片人上吊自殺。
貝拉·塔爾的電影一般都緊随着某個人物展開，鏡頭默默的拍攝着人物的一舉一動。
如喝酒、抽煙、發呆、行走等，這樣的鏡頭往往持續數分鐘甚至十多分鐘。而且人物在鏡頭中的行為也大多是單調的、重複的。這種對人物表層行為的關照，類似于動物學研究中對動物“刻闆行為”的記錄。
人物在鏡頭前面被剝離的隻剩下最簡單的站、坐、卧、走，與動物全無二異。他們失去了宏觀意義上的期待與遐想，僅在生存的層面上匍匐前進。
此外貝拉·塔爾還擅長運用極小景别的長鏡頭來拍攝室内戲，使單調的場景也具有了運動性。衆所周知，拍攝室内戲尤其是對話戲是令每個導演最為頭疼的項目。因為對話戲裡人物的動作少，畫面容易變得呆闆。貝拉·塔爾的方法是将景别縮小，也就是把畫面縮小。這樣人物很小的動作也會顯得充滿動勢。
貝拉·塔爾這種小景别、長鏡頭的方法被新生代匈牙利導演拉斯洛.傑萊斯學習後，拍攝出了2016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索爾之子》。而拉斯洛.傑萊斯以前正是貝拉·塔爾的助理。
另一位美國導演格斯.範.桑特也受到了《撒旦探戈》的啟發，拍出了金棕榈獲獎影片《大象》。《大象》以單個人物的視點展開，鏡頭跟随一個個分散的人物目睹整場事件。這與《撒旦探戈》的思路如出一轍。
權利控？暴君？
如果說匈牙利在米克洛斯·楊索之後還有什麼藝術電影的雄辯者的話，那麼貝拉·塔爾就是唯一的候選人，這個瘋颠颠的家夥絕對是一個天才。
早期的貝拉·塔爾喜歡拍攝“虛構紀實片”，使用令人頭暈作嘔的手提式攝影、拍攝大量的特寫鏡頭，影片呈現出的是粗粝甚至是粗糙的風格（寫實三部曲）；
到了後期，他卻“正經”了起來，開始使用不得了的長鏡頭。在長達7個半小時的《撒旦的探戈》中，他隻拍攝了區區150個鏡頭。
《鲸魚馬戲團》前後制作長達四年，隻有39個鏡頭，卻與七個不同的攝影師合作，從美國、匈牙利、德國、法國等，以不同攝影師的獨特風格創造出不同的精采片段。
劇情以輪轉式的從某一個角色的觀點遊移到另一個角色，鲸魚馬戲團在小鎮上的出現，超過六百名的非職業臨時演員，融合了早期紀錄劇情片式的真實，加上精準的場面排程及強烈的視覺風格，以表現出東歐社會的現況，一塊身處在歐洲社會的中央，卻是國際社會最邊緣局外的景況。
《鲸魚馬戲團》為貝拉·塔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聲譽，但在電影問世後的5年間，他卻再沒有新片面世。
貝拉·塔爾對電影對媒體的更疊也有着極大的警覺性。他不僅對21世紀以來全面普及的“數字攝影”嗤之以鼻，而且比很多“膠片控導演”更為苛刻的是，塔爾甚至對上世紀80年代柯達對彩色膠片的改進都無法認同。
塔爾在每次專訪時都不斷用挂在嘴邊的“合成色”和“塑膠感”形容着這類彩色膠片；而在此之後塔爾的五部長片電影也一律為黑白片。
和大多數歐洲文藝片導演一樣，貝拉·塔爾是一個對錢沒有概念的主，他可以用20萬歐元去拆掉一個礙眼的腳手架，為的就是“好看”。
影片《來自倫敦的男人》開拍前，歐洲電影的各界精英為貝拉湊集了數百萬歐元的經費，著名制作人赫伯特·巴尚更是傾囊全出，把自己的所有财産都拿去做了抵押。
可是大手大腳的貝拉在開拍沒有幾天後就将這筆錢花了個精光。眼見自己破産的巴尚走投無路，在自己的辦公室裡自缢身亡。要藝術不要商業？事實證明這會害死人的。
息影之後仍在探索
2011年的紐約電影節一個釋出會上貝拉·塔爾宣布息影：“我不再是個電影人了。”
在受訪時表示自己計劃在薩拉熱窩建造一所電影學校：“我有種完事兒了的感覺，沒有理由再重複什麼了，沒有理由再去制造關于我們語言或情感的拷貝了。我想把它們保護起來，遠離包括我在内的一切。我真心想把它送給你。我們創造、掌控并從中抽離。就是這樣。我覺得這對我而言已經足夠。”
從16歲起因拍攝紀錄片入獄起，為着真實的影像，“保持憤怒”的貝拉·塔爾從未停下。時至今日，他依然以一己之力，以電影為刃，給予社會、給予人性，給予觀者、給予後輩影人以力量。
三十多年間，他一步步地接近一部純粹而極簡的電影。
“我想拍出不可缺少的東西，告訴你人生如此簡單，每天不斷重複，但又截然不同。如果日複一日、天天如此地過，你我的生活就會越來越輕飄，直到最終消失。沒有什麼末日，也不像電視秀，什麼都不是，隻是消失了。這是我想告訴你的，就像遺言一樣。”
這些充滿禅意的話從貝拉·塔爾口中說出，倒是挺一本正經的……
徹底放棄執導電影後，塔爾轉而向藝術展、舞台劇、大師班等事業上靠攏，而六年前的《都靈之馬》也自然成為大師最後的銀幕大作。不知貝拉·塔爾今後又會以何種方式來讓人們感覺生命，接近真理。
無論如何，祝福這位影壇上獨樹一幟的“20世紀最後一位電影大師”早日實作自己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