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7日淩晨，一個男人急匆匆地從上海一家小旅社走了出來，他快步走向在旅社斜對面的汽車出租公司，這個男人微胖，帶着厚厚的眼鏡，表情嚴肅，步履堅定。僅僅在這兩天裡，他就向汽車出租公司跑了好幾趟，而這一次，他終于找到了當時的中共特科負責人陳赓，陳赓定睛一看，來的人竟是當時打入國民黨中統局的李克農，但今天并不是他們約定好的接頭時間，陳赓意識到一定是有什麼大事發生。聽完李克農帶來的這個消息後，陳赓頓時緊皺眉頭，雙手緊握。這消息究竟是什麼，竟能讓他們全都慌了神？
在南京到上海的第一班車到站後，一個年輕男子連忙下了車幾經輾轉之後來到一家隐蔽的小旅社。在聽到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後，李克農趕忙去開門，一見是錢壯飛的女婿劉杞夫來了，便知道一定有什麼新的情報。接着劉杞夫說道：“中共特科最高負責人之一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國民黨武漢特務緝查處處長蔡孟堅連續向徐恩曾發出顧順章叛變的六封特急電報，巧合的是，徐恩曾在周末去上海遊玩了，這六封電報都被錢壯飛截獲了下來。”
在第六封電報裡還明确說了，中統局内部有共産黨，而身居要職的顧順章還知道所有潛伏人員的資訊，是以錢壯飛知道自己肯定已經暴露了身份，但在此時，錢壯飛哪裡還顧得上自己的安危，如果不盡快采取行動，将會有衆多潛伏的共産黨員被國民黨逮捕，于是他立即派遣聯絡員把這一件事通知給李克農，而當時李克農的單線聯絡人是陳赓。
是以李克農目前主要任務是找到陳赓，再由陳赓将此事通知給周恩來和中央上司，把這個十萬火急的消息傳遞給其他同志們，可是到哪裡去找陳赓成了李克農的一大問題。這天是4月26日星期六，按照約定，星期一才是他們約定的碰頭時間，情急之下他不得不打破正常，先找在上海的江蘇省委，通過江蘇省委，他得知了陳赓的住處，這就是出現在我們開始的那一幕。
陳赓聽到這件事後非常擔心他們的同志的安危，于是立即和李克農去找周恩來，周恩來聽到這個消息後，果斷采取措施。他和李克農火速給遠在天津的胡底發出電報，“胡底克潮病笃”，“克”即李克農，“潮”即錢潮是錢壯飛的化名，“病笃”就是出事了，趕緊撤離的意思。
随後，錢壯飛四處奔走，以最快的速度将這一消息通知同志們，李克農突然想起暴露身份的錢壯飛的妻子張振華還不知情，于是他匆匆趕到他居住的甘習東路，但這時已夜深人靜，貿然敲門，無疑會驚動很多人。
于是，李克農急中生智，用嘩嘩嘩的流水聲驚動了張振華，張振華一看是李克農，就趕緊打開大門迎接，李克農告知張振華事情的原委，并告知她此地不宜久留，讓她趕快離開。
4月27日，顧順章到達南京，陳立夫，徐恩曾當即帶着顧順章及大批軍警連夜趕往上海，4月28日早上一場瘋狂的大搜捕開始了，但結果确使他們大失所望，一個個據點已是人去樓空，中央機關剛燒完的檔案此時還冒着縷縷青煙。
“把茶葉交給克公同志，把茶葉交給克公同志，把茶葉交給克公同志。” 這是在電視劇《潛伏》中，餘則成口中反複提到的神秘人物克公同志，而他的原型就是給被毛澤東戲稱為“中共大特務”，被周恩來稱作“龍潭三傑之一”的李克農。
早在1928年，中國共産黨員李克農在從事了黨組織的一些宣傳工作後，便被國民黨緊盯，一直遭到國民黨的追捕。1928年的一天，李克農正在回家途中，突然有一對警察帶着槍把道路給完全封鎖，嚴查過路人身份。一看這個架勢，李克農便覺察到事情不妙，并意識到這對警察大機率是為抓自己而來，于是李克農迅速脫下長袍，戴上一頂剛剛在路邊撿到的破氈帽，一路哼着安徽小調，像流浪的醉漢一樣搖搖晃晃的走出胡同。
路口的警察拿着槍，眼睜睜地看着這個喝得爛醉如泥的流浪漢從自己面前大搖大擺地走過，直至慢慢消失在他們的視野中。路口的警察就被這樣一個共産黨“演員”蒙蔽了雙眼，李克農蒙混過關後，就立馬乘火車前往南京，本以為躲過了搜捕的李克農，剛出南京車站，就又遇到了險情，才得知原來南京也在追捕他，危機之時刻不容緩，李克農立刻轉過身去上了火車，他輾轉幾方，隐姓埋名，最後成功逃到上海潛伏了下來。
1929年的一天，時任中共滬中區委宣傳委員的李克農，偶然碰到了在蕪湖認識的老鄉胡底——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情報人員。胡底提到的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其實就是國民黨的一個特務機構，由中統特務頭子陳立夫的表弟徐恩曾擔任局長。
一天李克農去到胡底的攝影棚，一個戴着眼鏡，看着文質彬彬的男子碰巧也在這裡，于是，在一個隐秘的角落裡，胡底把雙方拉過來介紹他們互相認識，李克農這才得知眼前的人正是當時打入國民黨中統内部的中共特科情報人員錢壯飛。
李克農在聽了錢壯飛講述了自己在國民黨特務機構的情況後沉默了片刻，并在屋子裡來回踱步，過了一會兒，他跟錢壯飛說到：“現在還有沒有辦法再插個釘子進去，你一個人在裡面不好周旋。”錢壯飛思忖了一會說：“眼下正好有個好機會，現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正在擴大人員公開招聘。”
李克農立刻把這個情況彙報給了上級上司，周恩來得知此事後認為機會難得，他們一緻認為可以趁着這個機會打入國民黨特務機構的内部，是以周恩來決定立即組成直接歸中央特科單線上司的特别黨小組，小組由李克農、胡底與錢壯飛組成。後來，三人組成一個“鐵三角”——李克農以應考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成為了上海方面的重要負責人；胡底則被調任天津，成為天津方面的重要負責人。三人由此打進了國民黨的情報系統，而國民黨中統局局長徐恩曾也對這個“招考的狀元“十分欣賞。
徐恩曾作為國民黨的高層，對一切人都格外的小心謹慎，當然，對李克農也不例外。徐恩曾派人對李克農觀察跟蹤很長時間，發現這個人沒有問題後，漸漸地徐恩曾把李克農當作自己的心腹，之後李克農便升職當了特務股股長。李克農心裡明白潛伏在這個特務機構，稍有馬虎就可能招緻禍端，是以他在管理局内如履薄冰，謹小慎微。“你睡糊塗了，你快下車啊”。
電視劇潛伏裡面，黨組織為了友善餘則成的潛伏工作，派來了一位潑辣耿直的女遊擊隊長翠平做餘則成的假夫人，這樣一來，翠平不僅能掩護餘則成的身份，還能協助他一起完成黨組織派下來的任務。電視劇潛伏中，餘則成找了個“假夫人”，而現實中的李克農卻找來了真夫人。
根據黨的訓示，在1930年上半年，李克農不得已寫信請夫人趙瑛帶孩子到上海團聚，掩護自己的工作。“我的母親帶着我的大哥，李力和我到上海，掩護父親的工作，幫助我父親除了照顧生活料理家務以外，幫助抄寫材料傳遞資訊，聯絡同志，放哨。”李克農的兒子回憶道。
為了使李股長這個身份更顯得真實，在妻子趙瑛到上海後，李克農特意在上海租了一處地理位置較好的房子，還帶着妻子購買了新家具。
不僅如此，他還常常故意顯示出國民黨中層官員的派頭，要麼是西裝革履，要麼是長袍馬褂，手戴金戒指，頻繁出入酒館，茶樓，高傲的樣子讓人不敢怠慢，為了友善工作，黨組織還派遣地下交通員宋治家到李克農家裡裝作“傭人”，在工作日，“傭人”小宋經常要給李克農送飯，李克農經常裝出國民黨官員很高傲和霸道的模樣，不僅對送來的飯挑三揀四，時而還會氣急敗壞地臭罵小宋一頓，小宋被罵得哭哭啼啼，但他心裡明白李股長一假裝生氣便是有新的情報來了。
1930年8月份的一天，國民黨無線電管理局李克農又像往日絲毫不顧及衆人就發起脾氣來了，說小宋拿來的飯太硬，菜燒得又鹹又苦，簡直不是人吃的，說着便從口袋中拿出一張鈔票，呵斥小宋出去重買，又被罵得哭哭啼啼的小宋這就出去給他重買飯菜，出了大樓之後，小宋偷偷來到了一個弄堂裡，把鈔票拿出來一看，原來上邊寫了四個字“會不能開”。這是怎麼一回事兒呢？
原來，中共上司要召開的會議時間地點都被敵人獲悉了。緊接着小松就迅速地把這個情報傳出去，他們的情報就是以這種方式傳遞的，是以他們在晚上回到家後，他們二人便會興奮的慶祝他們兩個的默契配合。
在無線電管理局裡，李克農這種故意裝扮的官僚習氣，經常被負責監視的下屬一字不漏地反映到局長徐恩曾那兒，而徐恩曾并沒有批評或責罵他，反而是以對他更放心了。雖然徐恩曾對李克農很是信任，但放在自己貼身的小口袋裡的小本子從不輕易示人。徐恩曾貼身收藏的小本子正是國民黨進階官員之間互相發電報的密碼本。為了弄到密碼本，李克農和錢壯飛動了不少腦筋，想了不少辦法，卻一直沒有得手。
然而，有一天機會終于來了，關于這李克農的兒子李力在《懷念家父李克農》一書中描述了這次機會的來龍去脈：“徐恩曾性情放縱，喜好女色，平日裡在南京正常上班，但每逢周末就要到上海吃喝嫖賭，這幾乎已經成為了慣例。父親則投其所好在上海幫他租了一套房子，這讓他感到安全又友善。有一次錢壯飛陪同徐恩曾來到上海開會，在吃飯的時候，徐恩曾又盯上了一位好看的姑娘。父親便暗示道，去那種地方，你最好不要帶什麼貴重物品，錢也最好不要帶，一切還是小心一點好，徐恩曾覺得有道理正在沉思，錢壯飛便順勢指着他身上，提醒，那個密碼本你可千萬收好，萬一丢失或者洩露機密，上司追查起來，你可擔待不起。”
徐恩曾一下子警覺起來，在思忖片刻後便将密碼本交給了錢壯飛讓他暫時儲存。等徐恩曾離開後，父親與錢壯飛在興奮之餘，也不忘立即用相機将這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得到的密碼本整體仔細地翻拍了一遍。而正是這個翻拍的密碼本在關鍵時候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之後李克農上司的西安情報機構更是使出渾身解數，大範圍裡搜集國民黨的情報，并及時向黨中央報告了胡宗南軍隊進入延安以及陝北的具體情況，使中共中央對胡宗南的行動了如指掌。
當時有句戲言，說：“蔣介石上午在重慶罵了娘，晚上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裡就知道。”由于胡宗南部隊大兵壓境，敵衆我寡，力量懸殊，如果真的打起來，估計沒有多少勝算，中共中央在慎重考慮後決定主動撤出延安，與此同時，還要引誘敵軍進入延安。撤離延安前夕，保衛中共中央機關和毛澤東安全的重任就落到了李克農的肩上，而此時胡宗南大兵繼續壓境，形勢十分危急。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的部隊兵分兩路進攻延安，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在延安以南運動防禦開始了延安保衛戰，掩護中央機關和大部隊安全轉移，共殲滅敵軍5000多人。
3月18日，毛澤東等人帶領部隊迅速撤離延安，當蔣介石的王牌軍胡宗南到達延安，延安已經成了一座空城，這讓敵軍感到氣急敗壞。有條不紊地撤離延安，無疑這是因為李克農及時獲得了情報，正是情報的準确才讓“空城計”實施的完美無瑕。而這情報正是李克農早已經安排打入國民黨胡宗南内部的中共情報人員巧妙擷取的。
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情報部成立時，李克農就開始未雨綢缪，加強了對西安情報機構的建設。派人打入胡宗南總部，西安情報組織人員熊向晖，是周恩來早在抗戰初期就安插進國民黨内部的共産黨員。
周恩來的精密安排使熊向晖成了中共在胡宗南身邊最重要的情報人員之一。熊向晖跟随胡宗南到達西安後，胡宗南便将自己的所有作戰計劃全都告訴了熊向晖并讓他畫出作戰草圖，熊向晖立即将這一情報告知西安情報組織。
正是因為這些情報人員不懈的努力，轉戰陝北的周恩來才會驕傲地說道：“我們在西北戰場上，每天都有能用的東西，使我們對敵情了解得很清楚。”
在黨中央轉戰陝北後，熊向晖陸續向胡宗南的情況彙報給李克農，便由此胡宗南部隊在陝北的大量軍事情況被偵獲，中共中央能夠總攬全局，在險象環生的陝北戰場上，屢戰屢勝，除了前線戰場上的将士的奮不顧身，李克農上司的情報組織也功不可沒。
1949年，國民黨已經敗退台灣，可是他們并沒有完全就此罷手，戴笠的接班人毛人鳳和他帶領的軍統特務組織開始展開各種破壞活動。
1946年12月6日，一列火車從北京出發，駛往莫斯科。而毛澤東就坐于此趟列車中，可就這輛列車開出北京不到兩個小時，解放軍就截獲了一條神秘電報，破譯電報後得知，原來國民黨軍統特務打算再次對毛澤東實施暗殺行動，并計劃在他回國的途中下手，如果破不了案，後果将不堪設想。
毛澤東當即把這件事兒交給了負責全國反特的情報部長李克農，李克龍立即成立了偵查小組，與時任警察局局長楊奇清上司這次事件的偵破工作，李克農為了找到潛伏在北京的神秘電台，抓獲特務頭子，在精密的安排和布置後，情報小組展開了24小時的全天候監控。
沒過多久，在天津，偵查員便查到，近來有兩筆大額彙款，均是從香港轉到天津最後再轉到北京的，連他們的收款位址也一模一樣，都是北京和平門外梁家園東大院甲7号沈宅，計愛琳是兩筆彙款的收款人。但令人疑惑的是，這筆錢為什麼非要到天津兜個圈才轉到北京來？為什麼不直接寄到北京呢？
于是，偵查員連夜傳回北京進行調查，與此同時，李克農也在電台上截獲了幾封電報，他和偵查員仔細分析了這些電報以後，發現電報中多次提到了同一個人，一個神秘的姓計的女人。這個神秘的計小姐會不會就是偵查員在天津查到的神秘收款人？
李克農上司的偵查小組決定以這個計小姐作為破案的突破口，經查，在北京和平門外梁家園東大院這一家，有三個姓計的女人，但卻沒有一個叫計愛琳的，到底哪個才是計小姐？
這讓偵察小組犯了難，于是，李克農上司的偵查小組對這三個姓計的女人挨個分析，第一個是這個家的妻子計緻玫，她已經35歲了，是三個孩子的媽媽，整日圍轉在孩子之間以至于她沒有時間到處奔波，是以是她的可能性不大，而計緻玫的母親計趙氏年齡太大，也不可能是電報中所說的計小姐，在對計采男的調查中，調查小組發現，此人身份不明，這個人最有可能就是那個取款的計小姐，而且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她沒有工作，賦閑在家，卻打扮時髦，出手闊綽。
于是小組對他做了全面檢查，查出她還有一個哥哥和弟弟，弟弟早已不在人世嗎，而哥哥就是傳說中的掌握北平秘密電台的計兆祥。不久，情報員們便在北平偵測到電台所處的位置，警察局立即派人抓獲計兆祥。此時李克農讓計兆祥用他原來發電報的技術和手法呼叫台灣保密局毛人鳳，不久，靜待電報消息的毛人鳳收到這樣一封電報，電報中說道：“毛人鳳先生，被你們反複吹噓的萬能潛伏台已被起獲，少校台長計兆祥已被我們抓捕，告訴你，發報的報務員就是計兆祥，你們若識趣，就趕緊繳械投降，這樣我們或許饒你們一命。”
看到這個電報，毛人鳳惱羞成怒，毛骨悚然，他氣急敗壞地叫道：“李克農，又是李克農!”一場由國民黨保密局精心策劃的刺殺毛澤東的驚天陰謀，就這樣被李克農偵破，毛人鳳也成為繼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和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之後，又一個李克農的手下敗将。
李克農因操勞過度，常年四處奔波勞累，身體已經被嚴重拖垮，中共中央決定讓他離任好好休養身體，但李克農卻說，自己是毛驢子，馱慣了東西，突然不馱了是不舒服的，自己能馱多少就馱多少。在病重的情況下，克農依然惦記着曾經跟他出生入死的情報工作者們，病情稍有好轉就立即給楊尚昆，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希望可以使過去在隐蔽戰線鬥争的英雄死有所圖，老有所歸，幼有所寄，鳏寡孤獨，各得其所。”
為了情報工作，他不惜忍痛跟妻兒分離多年，而那些年，妻子獨自一人帶着兒女回到老家，受盡當地人的白眼，過着貧寒的生活，多年未見，以至于當他回家後，孩子把他錯認成了要債的，不讓他進家門。為了情報工作，他的雙眼幾乎全部失明，1962年，李克農永遠地結束了他三十多年的情報偵探工作，但他對黨的忠誠和對人民的巨大貢獻卻是永留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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