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學者高田時雄先生發表《新發現的王國維緻羅振玉信劄》一文，披露了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石濱文庫所藏王國維緻羅振玉手劄三通。據高田先生介紹，這三通手劄是石濱純太郎舊藏，乃石濱氏生前，羅振玉長孫羅繼祖贈給他的。手劄的内容都比較豐富，無疑是研究王國維、羅振玉生平學術的重要材料。高田先生在該文中公布了手劄的圖版，同時又作了錄文，并對信中所涉人物作了簡略的注釋。至于它們具體寫作于什麼時間，又有什麼特殊價值，高田先生未作更明确的提示。茲不揣淺陋，對這三通手劄的寫作時間稍作考訂，并對其價值略作提示。
下文稱引這三通書劄，次序皆按高田先生大作之原序。由于後二劄署有明确的日月，考證的難度較小，故先及之。最後再考證第（一）劄的寫作時間。
王國維緻羅振玉第（一）劄
王國維緻羅振玉第（二）劄
王國維緻羅振玉第（三）劄
第（二）劄中所言“報載昨日選舉，東海已膺選”乃指徐世昌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二任大總統事。徐于民國七年9月4日當選（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第二卷277頁，中華書局1987年），陰曆為戊午七月廿九日，而該年七月小盡，第二日即是王氏此函所署之時間——八月朔日，故函中稱“昨日選舉”，與史實若合符契。則此第（二）劄之寫作時間必是戊午（1918）八月初一日。
第（三）劄署“十一月望日”，信稱“寐叟處前日以送密教史往，歡語如昔”。考《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以下簡稱《羅王書信》，王慶祥、蕭文立校注，羅繼祖審訂，東方出版社2000年，425頁）第547号羅緻王信之附函稱：“《密宗發達志》一部，已寄季英處，此書乃贈乙老者，到祈轉交。”此處王函所稱之“密教史”，蓋即彼羅信所謂之《密宗發達志》。今核書名，實當作《密教發達志》，是書乃日人大村西崖所著，羅振玉署端。羅氏于該附函中又稱“尊處存書中，如有《流沙墜簡》，祈付一部與景叔，乃易明鏡者”，是顯與王氏此信末尾“景叔所易鏡之《流沙墜簡》，緯君處亦無之”一語相關聯。《羅王書信》第547号正函署“十月廿四日晨”，校注者将該函系之戊午歲（1918）。
又，該信稱“矛、劍拓本謝謝”。蓋是王國維向羅振玉索要相邦矛拓本，羅氏即寄與者，同時附贈一古劍拓本。這在《羅王書信》中也有反映。第549号王緻羅：“公新得相邦矛，拓本祈賜一紙”，第553号羅緻王：“承索相邦矛墨本，又劍拓一，謹寄奉，祈檢入。”第549号王原署“廿六日”，校注者系之戊午十月。第553号原未署時日，校注者系之戊午十一月十三日（淵案：年月當無問題，日期則非，說詳下）。
又，該信提到沈曾植及商務印書館所藏的朱熹《論語注》手稿。《羅王書信》第559号羅緻王：“來書所雲朱文公《論語注》（即四十餘行者），弟已托丁輔之購得之，幸勿與他人道及。”顯然是對此信之答複。第559号羅署“廿七”，校注者系之戊午十一月廿七日。
綜上，此王國維緻羅振玉第（三）劄所署之“十一月望日”必是戊午十一月望日。
第（一）劄僅署“初六日”，年月皆無，最難考定。信中稱“挽富岡一詩錄奉教”，高田先生指出，此處之“富岡”指富岡謙藏，富岡氏卒于1918年12月23日，陰曆是戊午十一月廿一日。然則此函之“初六日”至早亦為戊午十二月之初六日。
又，信稱：“金價至今仍未長，不知明年如何。明年恐尚需用中币三百元，不知爾時日币價能增長否，折以日币，恐須五百元以上矣。”考《羅王書信》第566号羅緻王“所須日币五百當攜滬不誤”蓋即是對此事之答複。第566号又稱“大章拜誦，為之動我睽孤之感矣”（“睽孤”二字原釋作“懼愧”，茲據《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中華書局2017年版所收羅振玉該手劄圖檔校正，羅氏此信見該書第三冊1213頁），所稱“大章”蓋即此王氏第（一）劄所稱“挽富岡一詩”，亦即收在《觀堂集林》卷二十四中的《器富岡君撝》一詩（《觀堂集林》卷二十四12b-13a頁，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影印《海甯王靜安先生遺書》本）。然則，第556号羅緻王當是對此王氏第（一）劄的覆書。第556号原署“十八日”，校注者系之戊午十二月十八日。
然則，王氏于此信所署之“初六日”必是戊午十二月初六日無疑，合陽曆已是1919年1月7日了。
這三通書信的史料價值當然是很高的，其中最為直接的是可以用來比定其他羅、王間的往來書信。茲舉二事。
第（二）劄謂“昨晚書至此，今日接廿三、廿五二書，敬悉一切”，所接到的羅氏廿三日信當是《羅王書信》第526号。在該信中羅氏謂：“日來以阿苌入院醫治，心境略清，病勢日有減還之象，請放心。”此王氏第（二）劄答曰：“君楚入院後漸快，甚慰。”羅信謂：“少泉已愈否？”王答曰：“抗父近尚佳。”（“少泉”、“抗父”皆指羅、王友人樊炳清。）一一若合符契。第526号原署“廿三夕”，《羅王書信》系之戊午七月，當無問題。然而，王氏在同一天收到的羅振玉“廿五（日）”所寫之書信又是哪一通呢？細繹《羅王書信》，實為第516号。此王氏第（二）劄中“丁輔之處前已告以公款已付緯君處，想已去取。《雪堂叙錄》亦已于前日函緻緯公，照公所屬裝釘矣”諸語，實乃答複第516号羅緻王中“丁君印書款已彙緯君處百餘番”“拙著上卷印成，祈先寄草訂二部”諸語。第516号所署時間适為“廿五日”。然則王國維于戊午八月朔日一同收到的羅氏二信，除第526号外，另一函必是第516号。而《羅王書信》将第516号系之戊午六月，顯然不對，當改系至戊午七月。
又，《羅王書信》第553号羅緻王原未署時日，校注者不知何據，将其系定在戊午十一月十三日。按：據上文所考，知此處王氏第（三）劄乃答複第553号者，王氏于該信開頭稱“今日接手書”雲雲，所接蓋即第553号。倘第553号為戊午十一月十三日所寫，而此處王氏第（三）劄為戊午十一月望日燈下所寫，兩者僅相距三日，以當時中國上海與日本京都兩地之郵程言，似為絕不可能之事。筆者研究羅、王往返書信有年，知彼時自京都寄信到上海最少也要五日。然則第553号最晚也晚不過戊午十一月十日。考羅氏是年十一月五日緻王（即《羅王書信》第551号）稱：“弟到城崎七日……大約再一星期，即歸東山寓居矣。”而羅寫第553号時已從城崎歸京都寓中，其距十一月五日亦不得太近，姑系之戊午十一月十日為是。
蕭文立《永豐鄉人書劄釋文》對《羅王書信》之系年多有修訂，其于上所考第516号無異說，于第553号則改定為十一月初八日，不知何據（蕭文立《永豐鄉人書劄釋文》第322b-323a、249a-250a頁，西泠印社2005年《羅雪堂合集》本）。
就高田時雄先生披露之石濱文庫所藏王國維緻羅振玉手劄三通，予所考論者如上，凡有未谛諸處，還望同道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