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在南开大学西南村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88岁的陈志远用颤抖的声音念到。
这是一封“托孤”的家书，这封“给三哥、六哥的信”出自陈志远的父亲——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之手，1933年2月，陈潭秋写完这封家书，奔赴中央苏区工作，而此时，他的妻子徐全直怀有身孕即将临产，腹中的那个孩子就是陈志远。
1943年，陈潭秋牺牲，陈志远从未见过父亲，这封收录在《陈潭秋文集》里的《给三哥、六哥的信》，成为这位老人与父亲之间最特别的情感连接。
（陈志远老人）
母亲牺牲比父亲还早
88年过去了，当初那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如今已是耄耋老人，“我在母亲怀里偎依的时间也就两个月，父亲则是一眼都没有见过”。
虽一生未曾体会到父母的疼爱，但陈志远每每谈起他们，却总哀思无限，“年轻时，我很少提及父亲母亲，感情上受不了，那时只要电台里播革命烈士回忆录，我就哭。后来，年龄越来越大，感情慢慢平静下来，可以面对父母的英年早逝……”
陈志远出生前夕，中共中央决定调陈潭秋、徐全直夫妇到中央苏区工作。当时，徐全直产期临近，于是组织决定陈潭秋先行一步，徐全直生下孩子后再赴苏区。
夫妻俩决定将前面两个孩子送外婆家抚养，即将出生的孩子拟送湖北黄冈家乡。在那封家书中，陈潭秋向他的三哥、六哥“求援”：“这次生产以后，准备托送人，不知六嫂添孩子没有？如没有的话，是不是能接回去养?” 就这样，安排妥两个孩子和尚未出世的陈志远的生活，陈潭秋就走了。
不幸的是，徐全直生下孩子后被捕遇难，10年后，陈潭秋在新疆被敌人逮捕杀害，和素未谋面的儿子陈志远从此阴阳两隔。
很长一段时间，陈志远不愿触碰有关父母的一切，它就像一块心灵上的伤疤，什么时候碰都疼。
“我4月出生，6月我母亲就被捕了。母亲把我送到上海工作点一户姓潘的人家里，我姨把我接回武汉。到武汉后，是八婶把我带回老家的。”陈志远回忆道，1933年4月，陈志远在上海出生，此时父亲已经奔赴中央苏区。陈志远出生两个多月后，母亲因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次年2月在南京雨花台牺牲，年仅31岁。
陈志远指着书柜里母亲的照片，说：“这就是她在狱中留下的最后的样子。”照片中的徐全直头发有些凌乱，面容清秀，目光坚毅。“长辈们讲我和哥哥都很像父亲，我姐姐像母亲，我母亲挺漂亮的。”陈志远喜欢用“偎依”这两个字形容和母亲这段短暂的亲密时光，尽管记忆残缺，却充满了温度和质感。
陈潭秋、徐全直夫妇
父亲心系国家存亡
陈志远是伯父伯母抚养长大的。 1953年，陈志远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南开任教，他一度有意回避研究父亲的经历的，直到后来，意识到烈士的革命精神教育不可或缺，才开启了他对父母革命岁月和革命精神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陈潭秋原名陈澄，字潭秋，湖北黄冈人，因五哥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陈潭秋从小便受其革命思想影响。
1916年，陈潭秋考入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成为学校里的活跃分子，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是游行的带头人，并被选为武汉学生代表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 通过阅读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同董必武一道学习马列主义书籍，陈潭秋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同年秋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了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 1921年7月，陈潭秋和董必武一起搭乘轮船，代表中共武汉党组织，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中共一大会后，陈潭秋在中共武汉区委分管组织。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任教于湖北女子师范学校，引导学生反封建、剪短发，读新书。徐全直在寻找到革命信仰时，陈潭秋也在革命中邂逅了自己的爱情，“女师学潮”中的骨干徐全直以坚强、勇敢深深吸引了陈潭秋，二人结为革命伴侣。
对于陈潭秋而言，从进步学生到爱国记者，再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南湖之畔，这个只有25岁的年轻人完成了人生中最完美的嬗变，并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3年，陈潭秋赴中央苏区工作，1935年8月，陈潭秋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9年5月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被敌人秘密杀害，从此，陈志远和素未谋面的父亲阴阳两隔。
直到初中毕业，陈志远才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照片，看着照片中意气风发的父亲，他觉得既熟悉又陌生。“我无法想象，我的父亲，竟然有这样坚定的信仰，有这样刚烈的气节。”
长大后，陈志远慢慢理解了父亲，“他顾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舍小家为大家，是心系国家存亡的共产党员”。
陈潭秋在天津
1953年，时年20岁的陈志远考入南开大学，他离开湖北开始独自一人在天津的求索生涯。
陈志远早已把天津视作第二故乡，除了天津见证了自己的青年、壮年、老年之外，还因为这里曾经是父亲陈潭秋工作过的地方。
1928—1929年，陈潭秋作为中央巡视员曾两次到天津巡视顺直省委工作。1928年6月29日，陈潭秋抵达天津，此行他是作为中央驻顺直地区特派员，与刘少奇同志一起负责整顿北方党组织的工作。此时的天津处在白色恐怖中，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在整顿北方党组织的工作中，陈潭秋与刘少奇对保定、唐山、北平等地区做了社会调查，还创办《出路》刊物，专门反映北方党组织的工作，刊物由陈潭秋主编。“父亲在调查中发现，党员中有人对自己的出路不清楚，群众也不了解共产党，因此需要一个刊物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陈志远说，《出路》一共出了13期，至今部分保存在周邓纪念馆里。
此时，周恩来从上海来到天津，听了陈潭秋和刘少奇的汇报，十分高兴，称赞他们“用事实讲话”的方法好，周恩来还用“伍豪”的笔名在《出路》上发表文章，鼓励和支持他们的工作。
1928年年底，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法租界西开教堂后大吉里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陈潭秋当选为顺直省委宣传部长。1929年7月中旬，陈潭秋接到中央指示，回中央工作。
“在天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父亲写了9篇文章，主要是工作报告，上报给党中央，这几个报告实事求是，对北方党的前途起到了关键作用。”陈志远说道。
关于陈潭秋在天津的这段革命经历，陈志远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父亲的传记和相关资料，而对于父亲在天津的生活，他却知之甚少。“当时天津处于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潭秋在内的共产党员都是乔装打扮、居无定所。”陈志远说。
一生寻找父亲的足迹
在陈志远身后的书柜上，木质相框里分别摆放着陈潭秋和徐全直的照片，一对红色恋人竟然没有留下一张合照，没有父母的合照，陈志远就把他们的照片放在一个相框里。
虽然和父亲从未谋面，但陈志远一生都在寻找父亲的足迹。
陈志远曾多次前往湖北黄冈的陈潭秋故居纪念馆，看到有关父亲的资料照片，他感慨万千，“父亲思想一直很进步，据说在当时乡间小村庄里，父亲穿着短裤，剪了辫子，背着书包上新式小学，可谓开风气之先”。
陈志远曾三次前往新疆，在父亲最后战斗的地方缅怀悼念。“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我看到父亲书架上摆满历史书，我一辈子从事历史教学研究，也算是跟父亲的一种默契和传承。”2004年，南开大学图书馆第一党支部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上组织党日活动，陈志远的女儿陈学清在红船上入了党。陈志远和女儿一同前往，他不仅见证了女儿入党的光荣一刻，还登上了承载着民族希望的“一叶红船”，“我仔细看着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寻找着父亲在船上的座位，想象着他就坐在那里。”回忆起这次经历，陈志远的内心仍激动不已。
（陈志远和女儿在嘉兴南湖）
受红色家风的影响，陈志远年轻时教书育人，退休后的陈志远经常去讲红色历史。如今，已经88岁高龄的陈志远依然坚持每天看书读报，今年是建党100年，陈志远说，多年来，他一直在想，一定要健康地活着，带着父母的dna看看党100岁的时候国家是什么样子。“我想对父母说，后代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国家现在的发展比他们牺牲时有了历史性的变化，我相信今后会更加辉煌。”
津云新闻记者 劳韵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