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是萍蹤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幾年來為生活南北奔馳，今天不知明天在哪裡。這樣的生活，小孩子終成大累，是以決心将兩個孩子送托外家撫養去了……”在南開大學西南村的一棟普通居民樓裡，88歲的陳志遠用顫抖的聲音念到。
這是一封“托孤”的家書，這封“給三哥、六哥的信”出自陳志遠的父親——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之手，1933年2月，陳潭秋寫完這封家書，奔赴中央蘇區工作，而此時，他的妻子徐全直懷有身孕即将臨産，腹中的那個孩子就是陳志遠。
1943年，陳潭秋犧牲，陳志遠從未見過父親，這封收錄在《陳潭秋文集》裡的《給三哥、六哥的信》，成為這位老人與父親之間最特别的情感連接配接。
（陳志遠老人）
母親犧牲比父親還早
88年過去了，當初那個尚未出生的孩子如今已是耄耋老人，“我在母親懷裡偎依的時間也就兩個月，父親則是一眼都沒有見過”。
雖一生未曾體會到父母的疼愛，但陳志遠每每談起他們，卻總哀思無限，“年輕時，我很少提及父親母親，感情上受不了，那時隻要電台裡播革命烈士回憶錄，我就哭。後來，年齡越來越大，感情慢慢平靜下來，可以面對父母的英年早逝……”
陳志遠出生前夕，中共中央決定調陳潭秋、徐全直夫婦到中央蘇區工作。當時，徐全直産期臨近，于是組織決定陳潭秋先行一步，徐全直生下孩子後再赴蘇區。
夫妻倆決定将前面兩個孩子送外婆家撫養，即将出生的孩子拟送湖北黃岡家鄉。在那封家書中，陳潭秋向他的三哥、六哥“求援”：“這次生産以後，準備托送人，不知六嫂添孩子沒有？如沒有的話，是不是能接回去養?” 就這樣，安排妥兩個孩子和尚未出世的陳志遠的生活，陳潭秋就走了。
不幸的是，徐全直生下孩子後被捕遇難，10年後，陳潭秋在新疆被敵人逮捕殺害，和素未謀面的兒子陳志遠從此陰陽兩隔。
很長一段時間，陳志遠不願觸碰有關父母的一切，它就像一塊心靈上的傷疤，什麼時候碰都疼。
“我4月出生，6月我母親就被捕了。母親把我送到上海工作點一戶姓潘的人家裡，我姨把我接回武漢。到武漢後，是八嬸把我帶回老家的。”陳志遠回憶道，1933年4月，陳志遠在上海出生，此時父親已經奔赴中央蘇區。陳志遠出生兩個多月後，母親因被叛徒出賣被國民黨當局抓捕入獄，次年2月在南京雨花台犧牲，年僅31歲。
陳志遠指着書櫃裡母親的照片，說：“這就是她在獄中留下的最後的樣子。”照片中的徐全直頭發有些淩亂，面容清秀，目光堅毅。“長輩們講我和哥哥都很像父親，我姐姐像母親，我母親挺漂亮的。”陳志遠喜歡用“偎依”這兩個字形容和母親這段短暫的親密時光，盡管記憶殘缺，卻充滿了溫度和質感。
陳潭秋、徐全直夫婦
父親心系國家存亡
陳志遠是伯父伯母撫養長大的。 1953年，陳志遠考入南開大學曆史系，畢業後在南開任教，他一度有意回避研究父親的經曆的，直到後來，意識到烈士的革命精神教育不可或缺，才開啟了他對父母革命歲月和革命精神曆史資料的收集和整理。
陳潭秋原名陳澄，字潭秋，湖北黃岡人，因五哥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同盟會會員，陳潭秋從小便受其革命思想影響。
1916年，陳潭秋考入高等師範學院(武漢大學前身)英語部，成為學校裡的活躍分子，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他是遊行的帶頭人，并被選為武漢學生代表到上海聯絡各地學聯。 通過閱讀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同董必武一道學習馬列主義書籍，陳潭秋在思想上接受了共産主義。同年秋大學畢業後，他擔任了通訊社記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漢中學兼任英語教員。 1921年7月，陳潭秋和董必武一起搭乘輪船，代表中共武漢黨組織，赴上海參加中共一大，中共一大會後，陳潭秋在中共武漢區委分管組織。他以教師身份為掩護，任教于湖北女子師範學校，引導學生反封建、剪短發，讀新書。徐全直在尋找到革命信仰時，陳潭秋也在革命中邂逅了自己的愛情，“女師學潮”中的骨幹徐全直以堅強、勇敢深深吸引了陳潭秋，二人結為革命伴侶。
對于陳潭秋而言，從進步學生到愛國記者，再到中國共産黨創始人之一，在南湖之畔，這個隻有25歲的年輕人完成了人生中最完美的嬗變，并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3年，陳潭秋赴中央蘇區工作，1935年8月，陳潭秋赴莫斯科參加共産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後參加中國共産黨駐共産國際代表團的工作，1939年5月回國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1942年9月17日，陳潭秋被捕，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被敵人秘密殺害，從此，陳志遠和素未謀面的父親陰陽兩隔。
直到國中畢業，陳志遠才第一次見到父親的照片，看着照片中意氣風發的父親，他覺得既熟悉又陌生。“我無法想象，我的父親，竟然有這樣堅定的信仰，有這樣剛烈的氣節。”
長大後，陳志遠慢慢了解了父親，“他顧大局，不計較個人得失，舍小家為大家，是心系國家存亡的共産黨員”。
陳潭秋在天津
1953年，時年20歲的陳志遠考入南開大學，他離開湖北開始獨自一人在天津的求索生涯。
陳志遠早已把天津視作第二故鄉，除了天津見證了自己的青年、壯年、老年之外，還因為這裡曾經是父親陳潭秋工作過的地方。
1928—1929年，陳潭秋作為中央巡視員曾兩次到天津巡視順直省委工作。1928年6月29日，陳潭秋抵達天津，此行他是作為中央駐順直地區特派員，與劉少奇同志一起負責整頓北方黨組織的工作。此時的天津處在白色恐怖中，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
在整頓北方黨組織的工作中，陳潭秋與劉少奇對保定、唐山、北平等地區做了社會調查，還創辦《出路》刊物，專門反映北方黨組織的工作，刊物由陳潭秋主編。“父親在調查中發現，黨員中有人對自己的出路不清楚，群衆也不了解共産黨，是以需要一個刊物來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陳志遠說，《出路》一共出了13期，至今部分儲存在周鄧紀念館裡。
此時，周恩來從上海來到天津，聽了陳潭秋和劉少奇的彙報，十分高興，稱贊他們“用事實講話”的方法好，周恩來還用“伍豪”的筆名在《出路》上發表文章，鼓勵和支援他們的工作。
1928年年底，順直省委擴大會議在天津法租界西開教堂後大吉裡召開，在這次會議上，陳潭秋當選為順直省委宣傳部長。1929年7月中旬，陳潭秋接到中央訓示，回中央工作。
“在天津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我父親寫了9篇文章，主要是工作報告，上報給黨中央，這幾個報告實事求是，對北方黨的前途起到了關鍵作用。”陳志遠說道。
關于陳潭秋在天津的這段革命經曆，陳志遠的了解大部分來自于父親的傳記和相關資料，而對于父親在天津的生活，他卻知之甚少。“當時天津處于白色恐怖的籠罩下，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陳潭秋在内的共産黨員都是喬裝打扮、居無定所。”陳志遠說。
一生尋找父親的足迹
在陳志遠身後的書櫃上，木質相框裡分别擺放着陳潭秋和徐全直的照片，一對紅色戀人竟然沒有留下一張合照，沒有父母的合照，陳志遠就把他們的照片放在一個相框裡。
雖然和父親從未謀面，但陳志遠一生都在尋找父親的足迹。
陳志遠曾多次前往湖北黃岡的陳潭秋故居紀念館，看到有關父親的資料照片，他感慨萬千，“父親思想一直很進步，據說在當時鄉間小村莊裡，父親穿着短褲，剪了辮子，背着書包上新式國小，可謂開風氣之先”。
陳志遠曾三次前往新疆，在父親最後戰鬥的地方緬懷悼念。“在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紀念館，我看到父親書架上擺滿曆史書，我一輩子從事曆史教學研究，也算是跟父親的一種默契和傳承。”2004年，南開大學圖書館第一黨支部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上組織黨日活動，陳志遠的女兒陳學清在紅船上入了黨。陳志遠和女兒一同前往，他不僅見證了女兒入黨的光榮一刻，還登上了承載着民族希望的“一葉紅船”，“我仔細看着父親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尋找着父親在船上的座位，想象着他就坐在那裡。”回憶起這次經曆，陳志遠的内心仍激動不已。
（陳志遠和女兒在嘉興南湖）
受紅色家風的影響，陳志遠年輕時教書育人，退休後的陳志遠經常去講紅色曆史。如今，已經88歲高齡的陳志遠依然堅持每天看書讀報，今年是建黨100年，陳志遠說，多年來，他一直在想，一定要健康地活着，帶着父母的dna看看黨100歲的時候國家是什麼樣子。“我想對父母說，後代沒有辜負他們的期望，國家現在的發展比他們犧牲時有了曆史性的變化，我相信今後會更加輝煌。”
津雲新聞記者 勞韻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