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知天命”,能说老吗?偏就喜欢回忆,其实童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在我陆续见诸报刊的文字中,有十多篇与童年有关。
一
我的童年,是在豫西灵宝市朱阳镇一个叫做北洼的小山村度过的。全村人家不足二十户,与我现在所居住的几百户人家相比,的确小得可怜。就这样一个小村,还是有五省人氏组成的,即: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 地域虽是河南省管辖,但真正的河南人仅有我的左邻,单门独户的“五保”奶奶吕秀英。在我的记忆中,“五保”奶奶有九十多岁,满脸的皱褶像窑后垴盛开的山菊花。看得出她是稀罕娃娃的,遇见就往她窑里叫,要么一把南瓜子,要么几颗酸枣,往你怀里装。母亲不让我吃她的东西,说老人可怜,本来孤儿寡母的过日子就不容易,可儿子十四五岁时突发急症,撇下亲娘提前走了。直到晚年,老人无依无靠,全靠邻里接济,生产队照顾。吃水都是村人轮流去河泊给她挑。好在她一担水吃两三天,不见得多扰人。偶尔轮到哪家忘记了挑水,便会喊我父亲,一是近邻,二是父亲当着村队会计,于公于私都不曾推脱。
我是不愿去她窑里的,觉得阴气重。人好端端的活着,偏弄个大棺材放在窑里,说是什么“老本”,油漆的乌黑锃亮。特别是棺材头上,雕刻一只大鸟(凤),搭上油彩,栩栩如生。张牙舞爪的,似要抓个娃娃扔到棺材里。我庆幸母亲不知道这个秘密,不然我顽皮的时候,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再不听话就把你扔到山神庙后头的大梁上喂狼”,而不是说扔到“五保”奶奶的棺材里喂鬼。倒是我这“娃司令”指挥不灵时,会拿后边这句话恐吓手下的娃娃兵。
棺材上的凤爪是我儿时的梦魇。
记得有一天,我从后沟玩耍回来,大老远看见我家那只大红公鸡,在追琢“五保”奶奶家的黄花母鸡,满院子跑。追上后用嘴叼着黄花母鸡脑后的羽毛,展开双翅腾身跃其背上,身子一阵乱抖。等我想起来驱赶时,大红公鸡已经战斗结束,以胜利者的姿态,抖抖羽毛,就像整理衣冠一样,潇洒的自我活动去了,连看也不再看黄花母鸡一眼,没有一点怜香惜玉的意思,更别说道歉。
我整日忐忑不安,“五保”奶奶家棺材上大鸟,会不会抓我家的大红公鸡扔到棺材肚里,又会不会给我家带来厄运,毕竟欺负了人家黄花母鸡。事实证明,我的担心起纯属多余。最终被抓走的是“五保”奶奶。是否因为我家大红公鸡有着大鸟一样的利爪?这想法困扰我好多年。
二
林忠书是我的右邻,他是什么时候到北洼的,我已记不清楚。在占绝对数的陕西人里,他似乎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应该是老队长,以及严氏家族。
林忠书是村里的饲养员。村里有三头骡子,负责农药、化肥、土杂肥往田地里运送,也负责收获时节小麦、玉米、大豆、红薯、土豆等的回运。林忠书没有老婆,自然也就没有儿女,他感觉最亲的,就是不会说话的牲口————骡子。恰恰就是他认为最亲近的骡子,让他丢了一只耳朵。
生产队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一个字:“忙”。人忙,牲口也忙。除非下大雨不能进地的时候,才能喘口气。一旦雨下多了,人烦,牲口也不安,“咴儿咴儿”的叫。待天一放晴,林忠书牵骡子出窑放风,泥红骡子似要挣脱缰绳般往外冲。林忠书说:“看把你狗日的骚情的,想女人哩!”霓虹骡子对着林忠书“噗”的打个响鼻,水沫星子喷他一脸。林忠书一边擦脸,一边紧紧拉着缰绳。泥红骡子挣不脱,便乌龙摆尾似的扭动腰肢,紧接着后腿腾空而起尥了个蹶子。林忠书忽觉眼前黑影一闪,急忙转身躲避,还是晚了一步,“哎吆”一声惨叫,趔趄着摔倒在地,半个耳朵已飞出一丈开外。霎时间,鲜血染红了多半个脸。林忠书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当儿子喂养多年的骡子,会对自己下狠招。泥红骡子知道玩笑开大发了,不再蹦跳,瞥一眼哀嚎不止脏话连连的林忠书,慢悠悠的去吃我家篱笆院子跟前的狗尾巴草。
林忠书从医院回来,头上裹着纱布,衣袋里装着用报纸包着的半个耳朵。因为其时天气较热,村人慌乱中不懂得处理,到县城时已严重感染,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无法做对接手术。下院的嫂子看见了,开玩笑说:“你不在医院里当下酒菜,带回来喂狗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可乱抛?可见林忠书是个孝子。
我想,不知他要把残耳藏在何处,要是被我家的“四眼”狗发现了,在那个贫瘠的时代,定是一次美餐。
林忠书不愿再做饲养员,捡回来的这条命得珍惜。闲暇的时光他就抽叶子烟,“呼喽呼喽”响。他用的是铜管水烟袋,据说是用半口袋玉米换来的,金光明亮。抽完后拔出烟管,在烟管后屁股“噗”的一吹,烟嘴里的灰烬就飞出老远。不像旱烟袋,抽完后把烟锅在鞋底或炕沿上“梆梆”的硬磕。让我弄不明白的是,明明听得有水响,咋就吸不到嘴里。
一日林忠书上街,我从窗洞潜入他家,在炕头上拿起羡慕已久的黄铜水烟袋,人模狗样地学着抽。先是轻轻地吸,不见有水声,继而用力吸,仍不见水音。出于好奇,我将烟袋倒过来一看究竟。没料到一股黄水披头盖脸浇下来,一直流进脖颈里,并伴有烟叶丝辛辣的苦味。
我在门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漱口,而后找毛巾擦脸。无意间发现他炕台上有一个小木匣子,上面挂着锁。匣子也上了一层黑漆,但不如“五保”奶奶棺材上的黑漆亮。想到棺材,一个人在这昏暗的窑洞里,浑身起鸡皮疙瘩。黑匣子里会不会装着那半个耳朵?我连滚带爬从窗洞跌下来,一瘸一拐地跑了。
母亲揪着我的耳朵说:“以后还敢翻窗去人家吗?”我说:“以后不再翻窗去林叔家了。”母亲又说:“谁家都不能翻窗去,做贼似的,要去就光明正大去。”我说:“要去就光明正大去。”儿时的教育影响我一生。直到现在去谁家,我都不会贸然而入,而是先在门板上敲击几下,得到应答方才进去。
北洼的夏日不像苏北这样热,它与东面的伏牛山似乎牵连不大,应该是秦岭山脉的东麓。许是受山道的影响,夜晚常有风轻轻刮过,送来丝丝清凉。
那时候还没有电视,甚至都没听说过。收音机也很少有,只有在朱阳街偶然见一回。因此左邻右舍吃过晚饭就聚在我家院子里,听我父亲说新闻。父亲是村队会计,村里订的《人民日报》、《河南日报》都送我家。也很少有人要看,即使偶尔有来要报纸的,无非是给家人剪个鞋样,给娃包个新书,或者是准备结婚装饰新房糊墙糊顶棚。
父亲说:“x地一家夏日贪凉,晚上睡觉不关门,被贼偷了一袋子高粱。”下院嫂子说:“贼娃子抓到判刑不?”父亲说“:“判。偷东西就得判。”林忠书一手托着铜管水烟袋,一手捏着烟媒子,不怀好意的看着我说:“小朝(我的乳名),听到没?”我急赤白脸的说:“谁偷你东西了,你才是贼。”林忠书诡异的笑着说:“是谁动了我的烟袋?”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我生气地说:“呸,谁稀罕你的臭烟袋,又苦又辣的马尿味。”一院子的人“哄”的都笑了。下院嫂子用手戳着我的额头,笑着说:“你个瓜娃子!”北洼人不说人傻瓜,而是把两个字分开,单说后面一个“瓜”字。其实,我不知道,母亲已经向林忠书道过歉。现在看来,我那时是真的“瓜”。
林忠书后来搬出了北洼村,据说搬到了阳坡垴。搬走的原因众说不一。有的说是偷了骡子精料被人发现,没脸再住下去。也有说是看上了阳坡脑某女人,图个方便。皆无可考。
三
我与保证是近邻,相隔几个窑洞。他大我几岁,几岁呢?现在已记不清楚。我除了带同龄的娃娃们和尿泥打“哇呜”外,就喜欢跟他耍。下院嫂子说我像保证的尾巴。保证聪明,会用硬铁丝握弹弓,还会自制木柄钢管的手枪。当年,我很崇拜他。
打“哇呜”是七十年代豫西少儿常耍的游戏,方法很简单。用水将土洇湿(也有用尿的,所谓的和尿泥),揉捏成鸡蛋大的泥团,感觉软硬合适时,就将其握捏成中间凹薄,周圈厚实成罐头瓶盖样的形状,再往里吐口唾沫,举起来让对方看。
问:“哇呜哇呜透明不?”
答:“不透明。”
问:“哇呜哇呜有缝不?”
答:“没有缝。”
问:“打烂给赔不?”
答:“赔。”
对方一个“赔”字刚出口,问方已迅速用力将“哇呜”向对面墙上甩出,让哇呜正面触及墙壁,使气流冲破“哇呜”凹薄处,发出“啪”的一声,音响亮穿透底部者为胜。对方则揪一块泥巴作为补偿。
每当耍得多了,感觉没新意,便去找保证。保证有一把自制的仿真手枪。试枪时为防备意外,将手枪捆绑在一棵斜放着的槐树主干上,然后点燃火药媒子,围观者迅速撤离。“嘭”的一声枪响,紧接着听到窑洞垴矮树丛,像落了一层碎石子,唰唰响————手枪射出的散砂。麻雀惊叫着呼啦啦四下里飞,却不见跌落一根羽毛。
记忆中保证似乎有很多事要做,不像我上洼下洼村前窑后瞎窜游,甚至牛圈旮旯里都有我的足迹。即使保证在家,他也不许我动他的手枪。看到他斜挎在身上显摆,用现在的话说,我是羡慕嫉妒恨。嫌他小家子气,不够哥们意思。但又不敢表现在脸上,而是极尽谄媚的表情讨好他,以期他高兴恩准我放一枪。
机会终于来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打枪。假若那天出现意外,今天就不会有我坐在这里敲击键盘,做什么纪事。
太阳端端走到正南坡(相当于十二点左右),保证的父亲从地里回来,在窑门外灶棚下做饭,我与他打个招呼进了窑。保证父亲说:“保证还没回来,你要看小娃书(连环画)你自己取,在抽屉里。”
北洼村民风淳朴,睦邻友好,不论谁家娃儿来,都视同己出。我在短文《故乡人》里,曾罗列了他们诸多优良品德,发表在《中国社会报》。
自小在他家耍,环境不生疏。拉开抽屉,惊喜使我屏住了呼吸。手枪,木把钢管的手枪,就端端放在抽屉里。我仔细端详,蓦然发现扳机下压着火药媒子。我不加思索,张开机头,左手持枪,斜对地面,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膛里射出的架子车轴钢珠,从坚硬的地面弹跳到北墙放着的梧桐板箱上。保证的父亲惊慌失措跑进窑,搂着惊呆了的我,连声问:“伤者没?伤者没?”镇定后我说:“看到了火药媒子,没想到枪膛里也装了药!”保证父亲比我都吓得很,脸色煞白,连连说:“看我回头收拾他!看我回头收拾他!”
这时才明白,保证为什么不让我随便动他的枪。
后来去保证家,再没看到手枪。再后来,听说保证把枪拆成了零件。
四
喜欢去保证家,不单是为了耍枪,还有一个原因,也是重要的原因————为了看书。前面我说过,北洼村不大,就那么十几户人家。文化水平最高的也就读过初中,还没念完。自然藏书者极其稀罕。即使谁家有那么一本半本的,也大多在单调无聊得日月中,变成了消遣时光的卷烟纸。更甚者,撕扯下来揩屁股。在人们看来,书本既不能管吃管喝,也不能顶工分。保证却例外,在那个干一天活挣两分工的年代,他却能够藏有《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欧阳海》《金光大道》《艳阳天》,以及我最爱看的《智取威虎山》等小人书。
《智取威虎山》在村里热议时,我已上小学,虽说文字不能全识,但与栩栩如生的画本对照,也能明白些许。因此常常去保证家蹭书读。一本《智取威虎山》我蹭了多日也没读完。后来逢他高兴,允许我带回家读。我在放学后,伴着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一连看了多遍。那会儿不敢往学校带,一怕大学生娃抢走,二怕老师没收。回忆起来,这大概是我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
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已不满足连环画的阅读。我渴望有一本自己的书。
山里娃有学上,已是幸事,那还有钱给你买闲书,简直是扯淡。好在门前窑后山坡上有的是草药,黄芩、柴胡、沙参、血参、苍术、地丁、半夏······等。把这些采挖回来,晒弄干净,背到朱阳街收购站,就能换钱。这也是村人种地挣工分以外,贴补家用的途径。
比我大的学生,逢星期天就会挎着紫穗槐条子编的篮子,扛着镢头,上山采药,兑换铅笔、本子、橡皮什么的。为拥有一本自己的书,我加入到采挖中草药的队伍。
门前南坡多有黄芩、柴胡,偶尔还看得见血参。一天,家庆家余兄弟约我们几个同学搭伙采药。在一半山洼,家庆说:“你看这棵黄芩多大!”家余说:“避开。”随即抡起镢头挖了下去。看到挖的不彻底,家庆俯下身去用手拔,没想到家余第二镢头紧跟着就下来了。发现时已迟,紧缓慢缓,还是落在了家庆头上。“妈呀”一声,家庆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们围上去,发现家庆头上的帽子有一道口子,血往外涌。“弟啊!早饭———呜呜———多咬你半个饼———呜呜,你就记下了———呜呜———这回往死里挖我!”七十年代,在那个贫瘠的小山村,半个饼子足以让人耿耿于怀。此时的家余,傻乎乎的站在那里,手足无措。一个大些的同学抓一把沙土按在家庆头上,再用破帽子捂住,急忙送家庆去大队卫生所。想想,真是后怕。幸亏家余力气小,又缓了些劲,要不然家庆的脑瓜就开了瓢。
父亲给我5毛钱,不让再去采药。那时,5毛钱能买两三本连环画。我在朱阳街供销社柜台前来回走了好多遍,纠结着是买两本连环画,还是买一本小说。最终,我怀着挨骂的风险向同学借了7分,花5毛7分捧回一本儿童小说《朱小星的童年》。
我终于有了一本自己的书。从那时起,我越来越喜欢读书,渐渐地养成了习惯,这习惯一直至今。每去一个地方,首先要找的不是大型超市、购物中心,而是书店。
今天,当我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寄托对童年的怀念时,我想,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北洼村的娃们,已经无需再靠采挖草药买铅笔、本子了。毕竟,我所记录的,都是七十年代的北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