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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非常英俊，他身材高大，性格豪爽，对一切人和事，都严肃认真，却又胸无芥蒂。他那爽朗的笑声，温和的眼神，刚健的体态，都给人以活力。他学识渊博，心怀坦荡，为人单纯朴实，而又富于感染力，从来不掩饰内心真实的感情，给人看到的永远是一颗胸怀坦白是非分明的赤子之心。
外曾祖母郭宝娟、外公郑振铎、外婆高君箴、母亲郑小箴与舅舅郑尔康的合影
我非常爱我的外公，在别人眼里他是大文豪、大作家、大收藏家，可在我眼里，他就是疼我爱我的外公。现在家中见过外公的晚辈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残存有一点点记忆，而大部分外公的故事还是我母亲告诉我的。
外公与我
在生活中，外公特别喜欢孩子，那时舅舅还没有结婚，当然也就谈不到下一代了，于是我和姐姐就成了他特别疼爱的第三代。五十年代初建国伊始，外公在文化部任副部长，工作特别忙，但他只要是在北京，只要是晚上没有工作，下班后他就会先到我家来看看我和姐姐。而且每周六都会接我去他家住一个晚上。但我妈妈却不愿意我去，因为每次只要我一去外公外婆家住，回来准生病。因为他们太宠着我了，要什么给什么，吃得太多了。倘若哪一周我没去他家住，外公周日就会抽时间，哪怕是一会儿，也要到我家来看看我们。我小的时候长得可爱，非常讨人喜欢，所以外公对我也就格外的宠爱。
小时候的我
他会让我骑在他身上，他在地上当大马。现在回想起来，有几个孩子能有我这么幸福？外公因为工作经常出差，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回京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来看我们，并且每次都会给我们带礼物。记得有一次我和姐姐同时生病住院，不知道外公从哪儿出差回来，一听说马上就来医院看我，为了这件事儿姐姐不高兴了好一阵子。还有一次，外公从国外回来，给我带了一个穿纱裙子的洋娃娃，给姐姐带了一个穿民族服装的娃娃，没有我的娃娃好看，姐姐就很妒忌我。外公去世后，我们都长大了，每每谈起外公，姐姐还常常提起这件事。在外公给我父母的每一封信中，几乎都要提到我们。
外公抱着我在黄化门家中 摄于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二日，他在捷克的布拉格，给我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小箴……你和妈妈，都不赞成我多买玩具给孩子们，我在国外老是想念他们，见了玩具怎能不买些给他们呢？我零用钱不多，不能买贵重的东西，只能买些玩具，新旗（姐姐萨新旗）和点儿（我的小名），有想公公来没有？我是天天想着他们，你告诉他们，公公回国来的时候有不少玩意儿给他们呢，新旗的一个手提包很好，可用到十多岁，点儿的小手提包也很有趣，还有好玩的洋娃娃呢。」一九五八年的信中是这样写的：「小箴……你想念我们了吗？（那时我母亲在农村）我们是天天在想念着你呢，点儿活泼可爱极了，什么都懂，什么话都会讲，并且会讨人喜欢，会招呼人，像这样的孩子实在少见。」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外公在给我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小箴……我后天（十七日）一大早就要动身去阿富汗了，是经苏联走的。……点儿可爱极了，说出话来，逗人喜欢，并且也很听话，新旗很用功。……我们是正在走向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呢，怎能不多出一把力，多流几滴汗呢……」从这几封家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外公对家庭的温情与关怀，对晚辈的爱怜和疼惜，以及对祖国建设美好前景的信心。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外公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外公、母亲、姐姐与我在黄化门家中的合影 摄于一九五六年
再有的记忆就是外公的书房。那时外公家住在东城区景山后街的黄化门，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儿，一溜北房，两间西房，两间南房，东房只有一间，那就是外公的书房了。印象中那个房间没有窗户，但屋子很高，三面墙都排满了书架，书架有三米多高。书架上的书琳琅满目，有横放的，也有竖放的，有线装书也有外文书，当然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是小人书。屋里有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一盏台灯，一把木头的带扶手的椅子，靠在门边儿上还有一架木制的小梯子。因为书架很高，外公在找书时经常要用到那个梯子。当时因为我们都还小，所以很少被允许进到那个书房里去。
外公与外婆
外公逝世后，外婆遵照外公的遗愿，将全部藏书—中文线装书和外文书籍—共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四部，计九万四千四百四十一册，全部捐献给了国家（现在在国家图书馆保存）。那些书架也就空了。但之后，我却跟那些书架有了很亲密的接触。
外公、姐姐和我 摄于一九五六年
一九六六年......搬到了文化部安排的和平里文化部的住所，在新化西里的单元楼里。由于楼房太矮，三米多高的书架根本就放不进去，而我家住的是平房，房子比较高，所以这些书架就都搬到我家来了。我家同样书很多，因为我的父亲也是做文化工作的，这些书架大约有十一二个，在我家也摆满了各种书籍：文化的、历史的、世界名著和各种工具书，我们也经常遨游在这书海中。这些书架也就成了我家书房里最珍贵的家具，一直在我家放了三十八年。直到二〇〇四年，外公的祖籍福建省长乐市为我外公建立了纪念馆，希望家属将外公用过的物品捐献给家乡。至此，这些书架才离开我家，摆放在了福建长乐郑振铎纪念馆中。
外公、外婆、母亲、舅舅与姐姐在黄化门家中 摄于一九五四年
外公与母亲
还有一件事儿是值得一提的，就是建国后，成立了国家文物局，我外公是文物局第一任局长，当时文物局收购的和接受私人捐献的图书和文物越来越多，为了国家的文物不流失、不损坏，由外公主持制定了《文物保护条例》和《文物工作人员守则》。在《文物工作人员守则》中，有一条就是：「文物工作者个人不得收藏买卖文物。严禁利用职权在文物征集收购工作中，为自己和他人留存文物。」这一条守则，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改变。记得罗哲文先生在世时，几次遇到我，都跟我说着同一句话：「就是因为你外公定的规章制度，让我们这些做文物工作的人都不能收藏文物。」
外公与父亲萨空了等合影
外公将收到的文物，在团城承光殿或北京图书馆的展览室先办一些小型的展览，如书画、陶瓷或善本图书，并为每件都写好说明卡，凡是私人捐献的，都在卡片上仔细标明，招待有关人士参观。这样，关心文物保护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捐献家藏文物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外公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一九五二年，外公将他在解放前收集购买的大批陶俑明器约五百七十余件，全部捐献给了中央人民政府。外公常说，要热爱祖国，要懂得祖国的历史，文物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文化艺术水平高低的见证人，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我们应该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的祖国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勤劳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绚丽的文化。
文化部颁发给外婆、母亲、舅舅的褒奖状
外公在世的时候，我还很小，我是从母亲的讲述和众多的回忆文章中认识我的外公的，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向我展现了外公的人生，也从不同的角度，让我看到了外公那伟岸的身影、宽广的胸怀、不懈的追求和那一颗为祖国奉献一切的赤胆忠心。
萨社旗二〇一八年八月于家中
原文作者：萨社旗（作者系：郑振铎先生外孙女） 原文来源：《紫禁城》2018年11月刊《我的外公郑振铎》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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