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的时代与《伪君子》何以成为经典？

6月23日下午，天桥艺术中心举办了以“透过莫里哀看现代《伪君子》”为题的大咖讲座活动。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沈林、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教授彭涛、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副教授罗湉及主持人安妮，在不到2小时的活动时间里，围绕《伪君子》文本及戏剧，进行了一次有趣又有营养的精彩对谈。

以下是本次讲座的精彩摘录

莫里哀的时代与

《伪君子》何以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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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副教授罗湉

实际上早在1928年的时候，焦菊隐先生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对莫里哀这个名字听得太熟悉了，他在我们的历史中几乎成为喜剧的代表符号了。也就是说20世纪初年莫里哀到中国的时候，戏剧界已经尽人皆知。莫里哀达到这样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喜剧确实雅俗共赏，老少咸宜，非常机智幽默。而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生活在法国喜剧艺术百废待兴的时代，所以他能够领风气之先。

我们知道在17世纪戏剧地位相对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喜剧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悲剧已经成为相对主流的文学形式，可喜剧算什么呢？没有像样的文本，插科打诨，开各种粗俗的玩笑，所以很多人瞧不起喜剧。直到莫里哀出现，喜剧的地位才真正的改变。他觉得悲剧算什么，哭天喊地、装腔作势，一天到晚的就说人类的苦难，谁不知道人类的苦难呢，他觉得这不算什么，喜剧才厉害，喜剧是什么样的？通过一种滑稽的表演，漫不经心、不着痕迹的把人类共同的弱点呈现出来，他说这是高明的。而且不仅如此，更高明的一点是在当时要求得体克制的审美氛围之下，我一边嘲笑你、讽刺你，一边还要让你看得高兴，一点不觉得自己被骂，一点不会生气，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喜剧作家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

△《伪君子》剧照

所以莫里哀觉得喜剧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莫里哀创作出了今天我们谈论的《伪君子》这部戏，《伪君子》这部戏今天被看作是古典主义喜剧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形式上的原因。这部戏形式上严格遵守古典主义法则，古典主义戏剧法则说起来非常复杂，我们今天简单地总结一下。首先看过剧本的朋友都知道，这本戏分了五幕，五幕结构是古典主义悲剧要求的最基本的经典结构，地点一直是在奥尔贡他们家的客厅，时间就在一天之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没有超过24个小时，情节一直是围绕答尔丢夫骗局展开的，没有太多的枝节，可以说严格遵守了时间、地点、情节统一的三一律法则，作为一部喜剧它的语言非常好，可惜我们在译本是看不出来的，它的原文是12音节的亚历山大诗体，严格遵守了古典主义要求的诗体格式，而且情节逼真合理，人物举止有度，非常得体，可以说完美执行了古典主义的形式规范。

第二点他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他在遵守这种古典法则的同时，开放性吸收了意大利即兴喜剧和法国传统闹剧的很多技法，所以表现手法非常丰富多面，充满了机智的喜感。我们知道意大利即兴喜剧中有个词lazzi，按中文说叫做耍宝、搞笑，实际上它是一整套风格非常鲜明的文字游戏，经常包含文字游戏，情色的暗示、杂耍，肢体动作，所有这些耍宝在一起，来辅助情节的发展，形成非常强烈的喜剧效果。

第三点就是《伪君子》是以经典人物塑造出名，它的人物层次非常丰富，现在答尔丢夫已经成为伪君子的代用词，就像我们中国人说你就是个岳不群，就是个伪君子。实际上答尔丢夫的形象不是那么单一简单，他不是个纯粹的坏人，或者说他作为坏人很丰富。他骗术很多，能屈能伸，有时可恨有时可笑，我们看到剧本的每一幕每一场都把他的性格丰富性又加深了一步。这个人步步为营，打得一手精彩组合牌，而且八面玲珑，形象特别生动丰满。在此之前，这种细腻深刻的喜剧人物在整个法国戏剧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表现出莫里哀非常深刻的生活阅历和观察能力。

《伪君子》对当下中国的意义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教授彭涛

目前我们针对莫里哀的文本来说，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假如有一位中国导演来排演《伪君子》，面临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是要认清伪善。在现实生活之中，伪善或许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在我们阅读《伪君子》这个剧本的时候，你可以从第一幕就知道答尔丢夫的真面目，他是一个以虔诚信徒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他内心充满了各种阴暗的欲望。在莫里哀的剧本中，善与恶的对立，对读者来说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所谓的伪善如果是一目了然，他就不是伪善了。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分辨伪善的真面目。所以对于当下，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莫里哀的这个剧本，最有积极意义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能够反思或者意识到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哪些伪善的人和事。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隐藏在伪善背后的真相，正因为它不那么一目了然，所以才会造成你的困惑，你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你的立场。

莫里哀说：“如果喜剧的目的就是鞭打人类的弱点，那我看就没有理由让哪一个阶层的人幸免。这种特别的缺点，在一个国家，其影响远比其他的缺点要危险。”莫里哀指的是什么缺点？就是伪善。莫里哀说：“戏剧在纠正错误方面是最有效的手段。在道德上，一本正经最好的说教常常不如讽刺作品的俏皮有力量，要批评大部分人，没有什么东西赶得上把他们的缺点刻画出来。让这些缺点受到公众的嘲笑，这是打击恶习最有效的方法。……人们宁愿是坏人，却绝不肯让人讥笑。”因此，实际上莫里哀是把喜剧当作了一种斗争的手段，他是在与生活之中像答尔丢夫这样的人以及事进行斗争。

如果说，一个中国的导演今天去排《伪君子》，我觉得同样也是需要勇气的，他需要有勇气指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伪善隐藏在哪里，而这个一针见血的戳破是会刺激到某些人的。严格来说，我们每个人自己在嘲笑答尔丢夫的时候，我们也会反观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他这样的地方，不能说我们像他，但是我们在某些时候是不是也有着同样的，所谓被莫里哀所抨击的恶习呢？我们有没有勇气去面对生活中的伪善并且和它做斗争呢，我觉得这是这个剧作对于当下的中国观众有现实意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