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裡哀的時代與《僞君子》何以成為經典？

6月23日下午，天橋藝術中心舉辦了以“透過莫裡哀看現代《僞君子》”為題的大咖講座活動。中央戲劇學院教授沈林、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教授彭濤、北京大學外語學院法語系副教授羅湉及主持人安妮，在不到2小時的活動時間裡，圍繞《僞君子》文本及戲劇，進行了一次有趣又有營養的精彩對談。

以下是本次講座的精彩摘錄

莫裡哀的時代與

《僞君子》何以成為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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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外語學院法語系副教授羅湉

實際上早在1928年的時候，焦菊隐先生就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他說我們對莫裡哀這個名字聽得太熟悉了，他在我們的曆史中幾乎成為喜劇的代表符号了。也就是說20世紀初年莫裡哀到中國的時候，戲劇界已經盡人皆知。莫裡哀達到這樣的成就，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喜劇确實雅俗共賞，老少鹹宜，非常機智幽默。而另一方面就是因為他生活在法國喜劇藝術百廢待興的時代，是以他能夠領風氣之先。

我們知道在17世紀戲劇地位相對有所改善的情況下，喜劇的地位是比較低的。悲劇已經成為相對主流的文學形式，可喜劇算什麼呢？沒有像樣的文本，插科打诨，開各種粗俗的玩笑，是以很多人瞧不起喜劇。直到莫裡哀出現，喜劇的地位才真正的改變。他覺得悲劇算什麼，哭天喊地、裝腔作勢，一天到晚的就說人類的苦難，誰不知道人類的苦難呢，他覺得這不算什麼，喜劇才厲害，喜劇是什麼樣的？通過一種滑稽的表演，漫不經心、不着痕迹的把人類共同的弱點呈現出來，他說這是高明的。而且不僅如此，更高明的一點是在當時要求得體克制的審美氛圍之下，我一邊嘲笑你、諷刺你，一邊還要讓你看得高興，一點不覺得自己被罵，一點不會生氣，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喜劇作家能夠達到的最高水準。

△《僞君子》劇照

是以莫裡哀覺得喜劇是很不簡單的一件事情，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莫裡哀創作出了今天我們談論的《僞君子》這部戲，《僞君子》這部戲今天被看作是古典主義喜劇的裡程碑式的作品，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是形式上的原因。這部戲形式上嚴格遵守古典主義法則，古典主義戲劇法則說起來非常複雜，我們今天簡單地總結一下。首先看過劇本的朋友都知道，這本戲分了五幕，五幕結構是古典主義悲劇要求的最基本的經典結構，地點一直是在奧爾貢他們家的客廳，時間就在一天之内，發生了這麼多事情沒有超過24個小時，情節一直是圍繞答爾丢夫騙局展開的，沒有太多的枝節，可以說嚴格遵守了時間、地點、情節統一的三一律法則，作為一部喜劇它的語言非常好，可惜我們在譯本是看不出來的，它的原文是12音節的亞曆山大詩體，嚴格遵守了古典主義要求的詩體格式，而且情節逼真合理，人物舉止有度，非常得體，可以說完美執行了古典主義的形式規範。

第二點他之是以成為經典，就在于他在遵守這種古典法則的同時，開放性吸收了意大利即興喜劇和法國傳統鬧劇的很多技法，是以表現手法非常豐富多面，充滿了機智的喜感。我們知道意大利即興喜劇中有個詞lazzi，按中文說叫做耍寶、搞笑，實際上它是一整套風格非常鮮明的文字遊戲，經常包含文字遊戲，情色的暗示、雜耍，肢體動作，所有這些耍寶在一起，來輔助情節的發展，形成非常強烈的喜劇效果。

第三點就是《僞君子》是以經典人物塑造出名，它的人物層次非常豐富，現在答爾丢夫已經成為僞君子的代用詞，就像我們中國人說你就是個嶽不群，就是個僞君子。實際上答爾丢夫的形象不是那麼單一簡單，他不是個純粹的壞人，或者說他作為壞人很豐富。他騙術很多，能屈能伸，有時可恨有時可笑，我們看到劇本的每一幕每一場都把他的性格豐富性又加深了一步。這個人步步為營，打得一手精彩組合牌，而且八面玲珑，形象特别生動豐滿。在此之前，這種細膩深刻的喜劇人物在整個法國戲劇史上還沒有出現過，表現出莫裡哀非常深刻的生活閱曆和觀察能力。

《僞君子》對當下中國的意義

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教授彭濤

目前我們針對莫裡哀的文本來說，我認為，在今天的中國，假如有一位中國導演來排演《僞君子》，面臨的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是什麼呢？第一是要認清僞善。在現實生活之中，僞善或許不是那麼一目了然的。在我們閱讀《僞君子》這個劇本的時候，你可以從第一幕就知道答爾丢夫的真面目，他是一個以虔誠信徒的面目出現的，但是，他内心充滿了各種陰暗的欲望。在莫裡哀的劇本中，善與惡的對立，對讀者來說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我覺得所謂的僞善如果是一目了然，他就不是僞善了。很多情況下，我們很難分辨僞善的真面目。是以對于當下，對于中國的觀衆來說，莫裡哀的這個劇本，最有積極意義的一點是什麼？就是讓我們能夠反思或者意識到我們現實生活中存在着哪些僞善的人和事。正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很多時候，我們看不到隐藏在僞善背後的真相，正因為它不那麼一目了然，是以才會造成你的困惑，你不知道該如何選擇你的立場。

莫裡哀說：“如果喜劇的目的就是鞭打人類的弱點，那我看就沒有理由讓哪一個階層的人幸免。這種特别的缺點，在一個國家，其影響遠比其他的缺點要危險。”莫裡哀指的是什麼缺點？就是僞善。莫裡哀說：“戲劇在糾正錯誤方面是最有效的手段。在道德上，一本正經最好的說教常常不如諷刺作品的俏皮有力量，要批評大部分人，沒有什麼東西趕得上把他們的缺點刻畫出來。讓這些缺點受到公衆的嘲笑，這是打擊惡習最有效的方法。……人們甯願是壞人，卻絕不肯讓人譏笑。”是以，實際上莫裡哀是把喜劇當作了一種鬥争的手段，他是在與生活之中像答爾丢夫這樣的人以及事進行鬥争。

如果說，一個中國的導演今天去排《僞君子》，我覺得同樣也是需要勇氣的，他需要有勇氣指出我們現實生活中的僞善隐藏在哪裡，而這個一針見血的戳破是會刺激到某些人的。嚴格來說，我們每個人自己在嘲笑答爾丢夫的時候，我們也會反觀我們自己身上有沒有他這樣的地方，不能說我們像他，但是我們在某些時候是不是也有着同樣的，所謂被莫裡哀所抨擊的惡習呢？我們有沒有勇氣去面對生活中的僞善并且和它做鬥争呢，我覺得這是這個劇作對于當下的中國觀衆有現實意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