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怎样炼成的？他是天才吗？我想，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没有人天生就是大科学家。钱学森能取得伟大的成就，除了他过人的天分和勤奋外，还有不少人深深影响了他，教他做人，传他知识，这才有了这位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钱学森
钱学森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列出了一份名单，名单上按时间顺序列出了对自己有深刻影响的17个人。研究这份名单，会给人一些启发。
名单上的前两位，是钱学森的父母——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钱学森的父母是称职的“第一任老师”，这自不必说。
名单上的最后三位，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钱学森1955年归国后，在他们的领导和支持下，完成了载于史册的功绩。其中，聂帅是钱学森的直接领导，对钱学森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钱学森手迹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间的那12位。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钱学森的老师，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留学都有；在12人中，有8位是中小学老师，占了三分之二。
可见，一个人中小学时期接受的教育，会影响他的一生。
那么，钱学森读小学、中学时的老师，对他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不妨介绍其中的几位。
1920年，9岁的钱学森转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读书，遇到了他的级任老师（即班主任）于士俭。钱学森认为，他对自己的影响是“广泛求知、写字”。钱学森回忆说，于士俭老师教书法课，让学生们自己选择欧、颜、柳、赵等人的字帖临写，如果看学生写得不太好，就坐下来一笔一画地教，“于老师写什么体的字，就像什么体的字，书法非常好，使你不得不喜爱书法艺术”。于士俭这种耐心地、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岂不是很能培养孩子的求知欲吗？于士俭教过的学生中，除了钱学森，还有比钱学森小2岁的电子信息工程专家罗沛霖院士。
在钱学森列出的名单中，有7位是他在师大附中时（1923年至1929年）的老师。
附中主任（即校长）林砺儒。钱学森认为，他对自己的影响是“伦理学（社会发展）”。林砺儒是著名的教育家，他提倡平民教育、人格教育，主张中学教育的任务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到各方面去”，倡导中学时期要对学生进行“全人格教育”。钱学森回忆说，林砺儒“确实把师大附中办成了第一流的学校。这真是了不起！很不简单！”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林砺儒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了国家教育部副部长。
林砺儒
林砺儒是钱学森父亲的朋友，父亲带钱学森到林家，通过严格的考试，拜林砺儒为师。学什么呢？学伦理学。奇怪吗？“补课”不是为了考级考证，而是学习怎么做人。钱学森考入附中后，林砺儒又担任了他的伦理课教师，用自编讲义《伦理学要领》为学生们讲课，告诉学生“道德生活之内在——良心”，提倡学生培养“节制、勇敢、公正、明德的美德”，引导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观。钱学森晚年回忆说：“林砺儒的课讲得好极了．他完全是从唯物史观来讲伦理学的。”
国文（即语文）老师董鲁安（又名于力）。他1920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时，曾参加“火烧赵家楼”的行动。钱学森认为，董鲁安对自己的影响是“国文、思想革命”。他回忆说，董老师“思想进步，常在课堂上议论时弊，厌恶北洋军阀，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教我们读鲁迅的著作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到了高中三年级时，我对用文言写文章、小品特别感兴趣”，“董老师实际上把这个课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讲了许多大道理。我们这些学生也就从那个时候懂得了许多道理，我们要感谢董老师”。董鲁安还曾断言，钱学森如果学问，一定能成为大作家。
董鲁安
钱学森是理工科“学霸”，却有着深厚的文史修养，能写一首漂亮的文章，和董老师的影响不无关系。同时，董鲁安还启发了学生的爱国、救国思想，钱学森的爱国情怀，和董老师的影响也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后来，董鲁安担任过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坚决拒绝与日伪合作，遭到软禁。1942年化装离开北平，奔赴晋察冀边区，加入到抗战队伍中去，1953年病逝于北京，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钱学森回忆说：“全国解放以后，我在报纸上见到了董老师的名字，他是河北省委的负责人之一。我1955年回到祖国时，董老师已经故去了，没有能够再见到他。”
美术老师高希舜，熟悉国画界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陌生，他是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伟人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同班同学。他从湖南一师毕业后，又考入北京的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到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任教，成为钱学森的美术老师。钱学森认为，高希舜对自己的影响是“绘画、美术、音乐”。他回忆说：“我们的美术老师高希舜，暑假里开办暑假绘画训练班，教画西洋画，父亲很支持我去。我买不起油彩就用水彩学画，也学中国画，后来我画得还不错。”那时，钱学森在绘画上下了很大工夫，他的两幅画作还被学校作为“范作”保存起来。他的族弟钱学文曾在香港一位朋友家看到过一幅他的画作，当时想高价买下来，但画主认为那是无价之宝，不卖。
高希舜
在高希舜等老师的影响下，钱学森对音乐也很有兴趣。那时，老师会在音乐课上用手摇机械唱机给学生们放唱片，教大家欣赏各种乐曲、学唱中外名曲。他回忆说：“后来，贝多芬憧憬世界大同的声响，一直在我心中激荡。”钱学森写过不少关于艺术、关于艺术与科技结合的文章，倡导用艺术修养打开人的思维。1994年，钱学森出版《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一书，提倡用高新技术为文化艺术活动服务，体现了这位大科学家在美学、艺术领域的探索。没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是很难写出这样的著作来的。
钱学森是大科学家，他深厚的科学功底也是在中学时期奠定的。在对他影响最深的7位中学老师中，有4位是理工科老师。
傅仲孙
几何老师傅种孙，讲课非常言简意赅、深入浅出，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钱学森认为，傅种孙对自己的影响是“几何（数学理论）”。比如，傅老师告诉学生，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是根据科学、根据逻辑推断出来的。在课堂如此，到外面如此，中国如此，全世界如此，即使到火星上也是如此！数十年后，钱学森回忆起当年在傅老师课堂上的情景，他说：“他把逻辑推理讲得透彻极了，而且也现代化”，“听傅老师讲几何课，使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严谨科学”。
生物老师俞君适，培养了钱学森的动手能力。俞君适在教钱学森之前，先在家乡江西任教，教过的学生有方志敏、邵式平等著名革命家。钱学森记得，俞老师喜欢带学生到野外去，捕捉动物、采集标本，并教他们如何解剖青蛙、蚯蚓等。有一次，俞老师给了钱学森一条蛇，让他制成标本，并对他说，制标本的事，第一要胆量，第二要技术。
1985年钱学森给俞老师的亲笔信
新中国成立后，俞君适在江西大学生物系任教，与钱学森常有书信往来。1982年2月5日，钱学森在给俞老师的信中，还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情景：“随老师到北京天坛采昆虫标本；在老师住所槐庐吃饭有蛋和豆腐羹；蒙赐玻璃酒精瓶装蛇等。我对老师的教诲是感激不尽的！我若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皆与老师教育不可分！”
化学老师王鹤清，教给了钱学森化学知识和注重科学实验的思想。半个多世纪后，钱学森还记得王鹤清讲的“化学键是由原子外壳层形成的”等知识，在20世纪20年代，这算是最“现代化”的化学知识了。王鹤清在给学生们讲授原理的同时，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做实验能力。钱学森回忆说：“当时师大附中很穷，但是化学实验做得很多，化学实验室对学生随时开放。”由于经费不足，钱学森做化学实验的试剂不纯，滤纸也只能用北京人冬天糊窗户用的“高丽纸”。在简陋的化学实验室里，钱学森养成了对科学实验的浓厚兴趣，形成了理论必须与实验结果相互印证的思想，这个习惯他保持了一生。
博物老师李士博，同样喜欢带学生去郊外实地考察，采集矿石标本。这虽然不是什么学术研究，却也能让学生们亲身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魅力，培养出对科学的兴趣。李士博还注重讲课的趣味性。比如，他把矿物的硬度，编成了合辙押韵的顺口溜，让学生一下子就记住了。1982年，钱学森出席北京师范大学建校80周年大会时，还当场把李老师编的顺口溜背了出来。他说：“这是谁教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李士博老师，他编了这个词，我到今天还背得烂熟。”
在师大附中读书时的钱学森
1917年到1929年，钱学森在京师女子学堂附小、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师大附中度过了12年的求学生涯。特别是师大附中的6年，为钱学森创造一生业绩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晚年回忆说：“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6年”。
那个时代，正是军阀混战、国无宁日的时代。钱学森是幸运的，他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上了一所校风、学风优良的学校，遇到一群不敢国家沉沦、抱有教育救国志向的好老师。他在晚年曾告诉记者，北师大附中的6年中，“我遇上了一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
从钱学森对老师们的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有的对钱学森的人格发展和文艺修养做了良好的熏陶，有的对启发他的科学兴趣作了良好的引导，有的传授给他一生难忘的知识。应该说，钱学森的成就，也应该有这些老师的一部分功劳。因此直到晚年，钱学森对这些曾经启发、教育自己的中学老师，仍旧念念不忘。
晚年的钱学森
钱学森晚年，对教育作了很多思考，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被称为“钱学森之问”。
现在，中国教育的社会环境和硬件设施，比起近百年前钱学森上学的时代，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善。我想，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得到解答的时候，应该不会太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