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秋与贵州开科乡试

田秋(1494-1556年)是贵州思南人,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青年时期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曾官至福建布政司右参政、四川按察使、礼部左科给事中、广东布政使。田秋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言,他一生为国为民,兴利除弊,建树颇多,尤其是请准贵州开科乡试,振兴贵州教育,开发贵州人才,贡献最大。

隋唐以来,我国历代选拔人才,都是要经过科举考试。这种开科取士的办法,在明清两代更是盛行。考生先要在县里或府里院试,考取秀才后,再到省里参加乡试考举人。取得举人资格后,才能进京参加会试,考贡士。然后才能参加殿试考进士。考上了进士,才能得到朝廷的任用。明王朝建立150多年后,贵州的读书人在省内只能参加府、县院试考秀才。要参加乡试考举人,先是要去四川,后是去湖广,再后到云南。不但要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花费很多钱财,而且考中者很少。如此折腾,对开发贵州人才,发展贵州教育极为不利。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贵州总兵焦俊和贵州监察御使张淳等曾上奏朝廷,请自开乡试取士,未获批准。明嘉靖九年(1530年),时在礼部任职的田秋,为让故乡读书人摆脱远道赴考的苦楚,使家乡能够多出人才,向朝廷上了一道《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请开贵州乡试试院。田秋在疏中还以两广为例,说明云贵分别设科以后,可以多出人才,提出贵州云南分别设科以后,还希望朝廷对两省规定的名额,再增加几名“以风励远人,使之激劝”。

田秋为开发故乡人才,不遗余力,大声疾呼,难能可贵。田秋的不懈努力加上贵州巡按御使王杏的支持,明朝廷终于在嘉靖十四年((1533年)同意贵州单独开科乡试,定贵州每科乡试取25名,并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丁酉科与云南正式分开考试,从此,读书人在省城贵阳就可以参加乡试考举人了,以后科额也逐年有所增加。据史料记载,明代276年中,贵州中进士者,开闱科考前169年仅27人,开闱科考至明末107年,即达75人。以后更是人才四起,直追中原。清朝267年,贵州中进士者,竟多达641人。贵州开科乡试,并增解额,是贵州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和田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田秋为鼓励青年学子上进,扶持贫困人家子弟,贵州单独开科乡试后,又自己带头并倡导士绅捐资买卷田,解决考生试卷费用。故贵州自开科乡试,至清末废科举制度,历届考生,都不用自己出钱买试卷。

除了争取贵州单独设科以外,田秋对贵州边远地方学校的设置也极为关心,他认为要把国家治理好,最重要的是要让人民群众受到教育感化,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尽可能兴办多的学校。之后,他又向朝廷上《请建务川安顺印江学校疏》,以广文教,说贵州当时只有府卫建学,而无州县建学。这些州县离府卫又较远,江河阻隔,如遇夏秋水涨,学子上学困难,况且地方人才多,又因休养生息已久,富而未教,未免遗憾。请朝廷拨款兴学,培养人才。因田秋的努力,务川、安顺、印江三个州县也相继建起了儒学。

田秋对振兴贵州教育,开发贵州人才,是倾注了心血的。此后,明朝政府下令,府、州、县卫所,都要兴办官学,各地又纷纷办起了儒学、书院、社学和义学。从此,更是文教大兴,读书的人多了,出的人才也更多了起来。

总计明清两代,通过考试,贵州中举人多达6000多人,中进士有700多人,还高中了三名状元。在明清进士题名录和有关资料上写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近代,贵州更是人才济济,像贵阳李端棻、周渔璜、姚茫父、丁道衡、罗声璕、黄齐生、谢六逸、秦天真、徐健生、朱启铃、严寅亮等,都是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其匡时济世的高风亮节,令后人交口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