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硌喉咙”的红薯饭

湘潭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冯叶

背景：1953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等农作物全面实行统购统销。1955年8月，《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发布，要求实行统购统销的市镇，对非农人口一律按劳动差别、年龄大小进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供应，全国通用粮票开始发行，“计划吃饭”的时代到来。

讲述者：周爱莲，59岁，湘电集团（原湘潭电机厂）退休人员

1970年，岳塘区下摄司街道工人村的周家将家里唯一的大方桌换成了小方桌。毕竟，8岁的周爱莲和6岁的妹妹不能再与哥哥同睡，父母需要在总共15平方米的家里多架设一张床，只好委屈了吃饭的方桌。

这张边长半米的小方桌，四周挤着一家七口，饭桌上倒是空爽，只摆着两个菜碗，还都是素菜。饭呢，每人每餐限量一小碗。准确说，是小半碗，剩余半碗是被榨干了淀粉的红薯丝。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这碗珍贵的红薯饭，仍然是“难以下咽”的。用周爱莲的话讲，叫“硌喉咙”。

但是再难下咽，饿久了的周爱莲还是会将它吃得干干净净，即使不小心将饭掉到桌上，也要捡起来吃掉；遇到一粒谷，也要停下筷子，剥开来，吃里面未熟的生米。因为哪怕浪费一粒米，也是要挨打的。

在那个年代，每一粒米，都来得太不容易。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匮乏，粮食无法做到敞开供应。1953年，中央政府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955 年，粮食等票证铺天盖地进入社会，人们的衣食住行光靠钱还不行，吃饭得有粮票，买布做衣得有布票，用一分钱买一盒火柴得有火柴票，孩子要是想吃口糖，还得有糖票。而糖票，通常只会分给有疳积病人的家庭。

但有钱又有票，也不见得就能换回物资。粮站、蔬菜店、豆腐店……但凡与吃有关的店铺前，天天都排起长龙。

已经8岁的周爱莲常被父母打发去排队。大热天里，她打着赤脚跑得飞快，一来是家里买不起鞋，路面烫脚；二来是去慢了，就有可能“排两小时仍空手而归”。如果是买热豆腐，就得早晨五六点去排队，因为便宜，买的人最多，小个子的周爱莲常挤在队伍里，被“热豆腐浇头”。

粮食排到了，拿回家，还得有一次家庭内部的分配。一个月的口粮是早就计划好的，每天吃多少、每人吃多少，都是定量的，而家里在外干体力活的人，会分得多一些。这意味着，在家里待着的人就得更省一些：晚饭后，已经黑掉的锅巴也不能扔，加些菜叶，兑水一煮，就是第二天全家人的早饭。

为什么自己得省着、留给身强力壮的哥哥？周爱莲本不明白，直到一次她去哥哥下放的农场看他——

周爱莲在田埂上遇到一名“老农”，上前问路，对方闻讯抬头，她才发现，这位皮肤黝黑、穿着又脏又破的工装、戴着旧草帽的“老农”竟是自己的哥哥。到了中午，她才知道，原来哥哥一直吃的是没放油的南瓜，不比“硌喉咙”的红薯饭强。后来，为了能吃上一点油水，哥哥和几个室友约定，以两月为期，轮流从家里带油过来，靠“粮油互助”熬过了那几年。

这种节衣缩食的日子，持续了好多年；这种互助的传统，也延续了好多年。1982年，周爱莲从技校毕业，被分配到湘潭电机厂。这里每个班组都有一个互助会，每名班组成员每月都会拿出少量钱和粮票放在互助会公用，谁家临时遇上困难了，可到互助会借钱借票，往后再逐月归还，无需支付任何利息。

每到傍晚，住在连排平房的职工们，都会端着饭碗挨家挨户串门。虽然每家的饭菜都有限，但每家腌菜各有滋味，每家欢笑也各有不同。晚饭过后，大人们搬出凉铺，排坐在坪里打蒲扇，孩子们围在膝下，缠着老人们讲故事。

到如今，粮票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吃饱饭、吃好饭，已成为日常。但家里人下馆子时，偶尔也会“忆苦思甜”，点上一锅红薯饭，孩子们吃在嘴里，是软的、香的、甜的，只是周爱莲和她的同辈人，仍然对此“难以下咽”。为什么呢？周爱莲说不上来，那些话语、那些故事，都堵在嗓子眼“硌喉咙”。她既难过，又开心——

她童年时吃的那碗“红薯饭”，她的女儿和外孙女，没有尝过，也再无需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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