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8日晚8时许，广州军区41军121师预备指挥所和362团3营，在李德瑞副师长和丁文奎副政委的率领下， 进至越南高平省通农县以东约7公里的那黄地区。保卫预指安全的师警卫连一个排发现了2名穿着越军军服、佩戴越军军衔、拿着冲锋枪的人，战士们冲上去扭住一问，才知道是123师侦察大队的侦察兵。这两名侦察兵得知部队是要往班庄地区去时，当即告诉他们，你们走错路了，前面是河安（班庄在通农以南，河安在通农以东）。
李德瑞副师长到前面一看，已经到了巴马河边，回来对丁文奎副政委说：咱们得返回。丁副政委表示，如果离得不远，直接过河去再往南走不就行了，何必返回？李副师长说：不行呀，河水齐腰深，要是敌人一挺机枪，大家不就包饺子了？于是两位预指首长决定返回通农，8连和9连作前卫，7连断后。一往回走，麻烦事就来了，迎面又走过来几百名民兵。
原来是师后勤部副部长尹庆家率领的师后勤前梯队，也在通农走错了路，往东边走来，结果和师预指遇上了。由于天色黑暗，难以调整组织，部队和民兵混在一起，队伍乱糟糟地往西边的通农前进。22时许，当362团3营8连、9连和师预指通过魁剥西北山垭口后，师后勤前梯队突然遭到山垭口两侧越军的火力袭击。当时夜色一片漆黑，部队又处于石山峡谷之中，地形十分不利，混入行军队列的越军特工听到山上枪响，也趁机捣乱，在开枪投弹的同时大喊大叫，部队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失去了控制。
师预指和3营的2个连动作较快，冲出了敌人火力封锁区，于19日1时到达那亭。师后勤前梯队由于负荷重，军事素质差，又处在越军火力主要袭击地段，带队的师后勤部副部长尹庆家当即阵亡，队伍完全失去了指挥。师医院院长孙福臣是1946年入伍的老兵，有打仗的经验，他挺身而出，带着大家往外突围。医院一所所长王振叠被手榴弹炸伤了，不能行走，赵德全等几个医生轮流背着他跑。王所长是1948年被国民党抓壮丁，1949年被我军解放过来的，战前他是预定的第三批转业干部之一。因为作战需要又决定他上前线，领导问他的意见，他响亮回答：“”没说的，我责无旁贷！”
遭到伏击时，许多人负伤，王所长果断地组织人员抢救伤员，组织民工拾担架，就在往后撤的路上，一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弹片炸到了他的左腿，负了重伤。赵德全医生背上他走，背了一段，赵医生也很疲劳了，黄华等几名战友就轮流背。因为王所长的左大腿股动脉被炸断，血流如注，当时又丢了医疗器械，仅用一根军用皮带为他绑扎，无法彻底止血，王所长最终因为失血过多光荣牺牲。
有一名医生被手榴弹震昏了，手里的手枪被震得脱手飞了出去，他迷迷糊糊的躺在地上。有一个敌人，可能是个特工，也受伤躺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这个特工的手摸到了他的手枪，便抓着那条枪带往回拉，把这名医生拉醒了，一看是敌人，他想要扑上去，可是来不及了，枪已经被敌人握在了手里。敌人一扣扳机，枪响了，所幸的是只打断了他的食指，却没伤着他的要害，其他战友听到枪响连忙冲过来把那个家伙打死了，真是万幸。
在抢救王振叠所长之前，赵德全医生先是趴在公路上，后来朝一边的山上爬去，刚离开没两分钟，刚才趴着的地方就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他继续往山上爬，发现了一个山洞，正要靠近，突然里面传来一声喝问：“是谁？”赵医生赶紧回答：“不要开枪，我是军医赵德全。”就这样，他和战友在山洞里隐蔽到天亮，待枪声消失之后下山，只见公路上到处都是尸体和伤员，还有散落的各种物资……现场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魁剥山垭口遭到越军伏击这一仗，121师医院损失惨重，伤亡了30余人，携带的医疗物资丢失殆尽。幸免于难的人员于19日在通农收拢，搜剿通农越军医药用品和部分食品，就地展开伤员救护。（整个队伍伤亡300多人，其中部队116人，民兵200多人。后勤前梯队携带的弹药、给养、器材、药品丢失殆尽，丧失了保障能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遭到伏击的是在师后勤前梯队编成内行动121师医院一所和二所（共76人），而不是部署在国境线以内的野战医院；该医院上前线的9名女性卫生人员（医生韩思宁，护士杨宜玲、马维宁、张玉兰、张海英、申昌兰、于广云、张战勤、王荣慧）都在三所（共56人），属于师后勤后梯队，并不在遇伏现场，因此没有出现任何伤亡。 所谓解放军野战医院遭到越军特工队的突然袭击，造成女性卫生人员的大量伤亡甚至被俘的说法，纯属谣言。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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