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8日晚8時許，廣州軍區41軍121師預備指揮所和362團3營，在李德瑞副師長和丁文奎副政委的率領下， 進至越南高平省通農縣以東約7公裡的那黃地區。保衛預指安全的師警衛連一個排發現了2名穿着越軍軍服、佩戴越軍軍銜、拿着沖鋒槍的人，戰士們沖上去扭住一問，才知道是123師偵察大隊的偵察兵。這兩名偵察兵得知部隊是要往班莊地區去時，當即告訴他們，你們走錯路了，前面是河安（班莊在通農以南，河安在通農以東）。
李德瑞副師長到前面一看，已經到了巴馬河邊，回來對丁文奎副政委說：咱們得傳回。丁副政委表示，如果離得不遠，直接過河去再往南走不就行了，何必傳回？李副師長說：不行呀，河水齊腰深，要是敵人一挺機槍，大家不就包餃子了？于是兩位預指首長決定傳回通農，8連和9連作前衛，7連斷後。一往回走，麻煩事就來了，迎面又走過來幾百名民兵。
原來是師後勤部副部長尹慶家率領的師後勤前梯隊，也在通農走錯了路，往東邊走來，結果和師預指遇上了。由于天色黑暗，難以調整組織，部隊和民兵混在一起，隊伍亂糟糟地往西邊的通農前進。22時許，當362團3營8連、9連和師預指通過魁剝西北山垭口後，師後勤前梯隊突然遭到山垭口兩側越軍的火力襲擊。當時夜色一片漆黑，部隊又處于石山峽谷之中，地形十分不利，混入行軍隊列的越軍特工聽到山上槍響，也趁機搗亂，在開槍投彈的同時大喊大叫，部隊頓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失去了控制。
師預指和3營的2個連動作較快，沖出了敵人火力封鎖區，于19日1時到達那亭。師後勤前梯隊由于負荷重，軍事素質差，又處在越軍火力主要襲擊地段，帶隊的師後勤部副部長尹慶家當即陣亡，隊伍完全失去了指揮。師醫院院長孫福臣是1946年入伍的老兵，有打仗的經驗，他挺身而出，帶着大家往外突圍。醫院一所所長王振疊被手榴彈炸傷了，不能行走，趙德全等幾個醫生輪流背着他跑。王所長是1948年被國民黨抓壯丁，1949年被我軍解放過來的，戰前他是預定的第三批轉業幹部之一。因為作戰需要又決定他上前線，上司問他的意見，他響亮回答：“”沒說的，我責無旁貸！”
遭到伏擊時，許多人負傷，王所長果斷地組織人員搶救傷員，組織民工拾擔架，就在往後撤的路上，一顆手榴彈在他身邊爆炸，彈片炸到了他的左腿，負了重傷。趙德全醫生背上他走，背了一段，趙醫生也很疲勞了，黃華等幾名戰友就輪流背。因為王所長的左大腿股動脈被炸斷，血流如注，當時又丢了醫療器械，僅用一根軍用皮帶為他綁紮，無法徹底止血，王所長最終因為失血過多光榮犧牲。
有一名醫生被手榴彈震昏了，手裡的手槍被震得脫手飛了出去，他迷迷糊糊的躺在地上。有一個敵人，可能是個特工，也受傷躺在離他不遠的地方。這個特工的手摸到了他的手槍，便抓着那條槍帶往回拉，把這名醫生拉醒了，一看是敵人，他想要撲上去，可是來不及了，槍已經被敵人握在了手裡。敵人一扣扳機，槍響了，所幸的是隻打斷了他的食指，卻沒傷着他的要害，其他戰友聽到槍響連忙沖過來把那個家夥打死了，真是萬幸。
在搶救王振疊所長之前，趙德全醫生先是趴在公路上，後來朝一邊的山上爬去，剛離開沒兩分鐘，剛才趴着的地方就響起了手榴彈的爆炸聲。他繼續往山上爬，發現了一個山洞，正要靠近，突然裡面傳來一聲喝問：“是誰？”趙醫生趕緊回答：“不要開槍，我是軍醫趙德全。”就這樣，他和戰友在山洞裡隐蔽到天亮，待槍聲消失之後下山，隻見公路上到處都是屍體和傷員，還有散落的各種物資……現場一片狼藉，慘不忍睹。
魁剝山垭口遭到越軍伏擊這一仗，121師醫院損失慘重，傷亡了30餘人，攜帶的醫療物資丢失殆盡。幸免于難的人員于19日在通農收攏，搜剿通農越軍醫藥用品和部分食品，就地展開傷員救護。（整個隊伍傷亡300多人，其中部隊116人，民兵200多人。後勤前梯隊攜帶的彈藥、給養、器材、藥品丢失殆盡，喪失了保障能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遭到伏擊的是在師後勤前梯隊編成内行動121師醫院一所和二所（共76人），而不是部署在國境線以内的野戰醫院；該醫院上前線的9名女性衛生人員（醫生韓思甯，護士楊宜玲、馬維甯、張玉蘭、張海英、申昌蘭、于廣雲、張戰勤、王榮慧）都在三所（共56人），屬于師後勤後梯隊，并不在遇伏現場，是以沒有出現任何傷亡。 所謂解放軍野戰醫院遭到越軍特工隊的突然襲擊，造成女性衛生人員的大量傷亡甚至被俘的說法，純屬謠言。
作者為曆史學碩士，大學講師，專注中越戰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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