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录于《石渠宝笈》，从未公开的苏轼画作《偃松图》在清华大学“水木湛清华：中国古代绘画中的自然展”上露面。
“水木湛清华”展海报
值得一提的是，该画后有明代温州人张谦跋。这也是张谦跋真迹第一次面世。据史料记载，这位善书善鉴画者“永嘉张谦”，却于洪武三十年（1397），受“胡党蓝党”二案株连，惨遭凌迟处死。
一个人的品行和才华，常常不是护身符，有时甚至还是墓志铭。从张谦的遭遇来说，枉死“政治的屠刀”，实在是有点悲凉。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1" data-track="5">“南北榜案”是不是朱元璋“主导”的科举丑闻？</h1>
张谦的遭遇，要从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那场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说起。
科举乃国家大事，事关重大，朱元璋再三考虑，任命了翰林学士刘三吾和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这次考试的殿试。
然而，考试的结果一经公布，就在朝野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原因是，被录取的51人，全部为南方人，北方士子一人未录。这在科举考试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
于是，北方学子纷纷谴责刘三吾等人偏袒南方士子。北方籍官员也纷纷上书朱元璋，要求彻查。
朱元璋立即下令，火速成立12人的调查小组，对落第试卷进行审阅，增录北方人入仕。这12人的调查小组中，就有时任“右司直郎”的温州人张谦。
苏轼《偃松图》
然而调查结果再次出乎大家的意料。经调查小组优中选优呈上来的试卷，文笔不佳，甚至犯禁忌之语。而之前录取的51位南方士子的试卷，处处体现着真才实学。
对于这个复查结果，北方士子当然不认同。对刘三吾等人，再次群起而攻之。最后，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怒火，朱元璋下令，将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白蹈信，以及后来进入调查小组的12人，一共14人定性为为“蓝玉余党”，流放的流放、处死的处死。同时，由朱元璋亲自策问，录取了61人，全部都是北方人。
至此，这场“南北榜案”才终于落幕。对于事情的结果，时人和后人，恐怕都看得出“另有隐情”，与其说是一场“科举事件”，更不如说是朱元璋的又一次“政治平衡术”。
而包括张谦等人，无端做了“政治屠刀”下的冤魂。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2" data-track="33">为何是他们含冤被杀？</h1>
事实上，因“南北榜案”被处理的14人，皆是官声公正、学问渊博，由朱元璋钦点任命的。
比如，主考刘三吾，当时已85高龄，其品德以“为人慷慨，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为世人所公认。朱元璋对他十分敬重，甚至连立储之事都询问过刘三吾的意见。
时任“右司直郎”的温州人张谦，也是由朱元璋钦点进入调查组的。据明《弘治温州府志》记载，张谦“笃信《朱子本义》，反复研究，盖亦有年。尝以明经举太学正。”“先生学识该洽”，“在太学，三经诸生各以所业请益先生，随问随答”。
张谦跋真迹
那么，受朱元璋信任，却为何遭遇如此悲惨？
关键就是这14人，都没有“遵照”皇帝朱元璋的意图执行。可谓是成也“学问”，败也“学问”。
这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洪武年间，北元尚在，北方经济远不如南方。这导致明朝初年的科举考试中，南方士子获胜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北方士子的积极性，懒惰成风，且“多有不欲仕者”。
因此，朱元璋考虑到，“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颇欲以假科举名以笼络之”。但是，包括刘三吾等在内的考官和调查组，均违背了皇帝的本意。
其实，从保全自己的角度来说，刘三吾等人只要随便录取几位北方士子，而不是费力不讨好地按真才实学录取，就不会遭遇大劫。但是，如此行事，恐怕过不了他们自己这一关。
包括后来的12人调查小组，因皆是学问渊博之人，面对南北士子的差距，自然也无法“睁眼说瞎话”。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3" data-track="34">结语</h1>
后来，为了搜罗刘三吾、张谦等人的罪证，就把他们在洪武二十九年奉命编纂的历代帝王事迹的作品，拿出来做文章。认定他们在撰述汉武帝有时不论罪的轻重皆杀之的论述，是在影射朱元璋诛杀胡党、蓝党，由此将他们定性为胡党、蓝党的党羽。
真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回溯历史，荣辱成败，往往不是一句“对与错”就能论定；而一个人的终局，却往往囿于“罪与罚”。
如何不让自己陷入“老实人吃亏”这个处境，恐怕没有天下一统的“方法准则”，只能靠个人的情商和智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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