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記錄于《石渠寶笈》，從未公開的蘇轼畫作《偃松圖》在清華大學“水木湛清華：中國古代繪畫中的自然展”上露面。
“水木湛清華”展海報
值得一提的是，該畫後有明代溫州人張謙跋。這也是張謙跋真迹第一次面世。據史料記載，這位善書善鑒畫者“永嘉張謙”，卻于洪武三十年（1397），受“胡黨藍黨”二案株連，慘遭淩遲處死。
一個人的品行和才華，常常不是護身符，有時甚至還是墓志銘。從張謙的遭遇來說，枉死“政治的屠刀”，實在是有點悲涼。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1" data-track="5">“南北榜案”是不是朱元璋“主導”的科舉醜聞？</h1>
張謙的遭遇，要從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那場三年一度的科舉考試說起。
科舉乃國家大事，事關重大，朱元璋再三考慮，任命了翰林學士劉三吾和王府紀善白信蹈主持這次考試的殿試。
然而，考試的結果一經公布，就在朝野上下掀起了軒然大波。原因是，被錄取的51人，全部為南方人，北方士子一人未錄。這在科舉考試曆史上也是很少見的。
于是，北方學子紛紛譴責劉三吾等人偏袒南方士子。北方籍官員也紛紛上書朱元璋，要求徹查。
朱元璋立即下令，火速成立12人的調查小組，對落第試卷進行審閱，增錄北方人入仕。這12人的調查小組中，就有時任“右司直郎”的溫州人張謙。
蘇轼《偃松圖》
然而調查結果再次出乎大家的意料。經調查小組優中選優呈上來的試卷，文筆不佳，甚至犯禁忌之語。而之前錄取的51位南方士子的試卷，處處展現着真才實學。
對于這個複查結果，北方士子當然不認同。對劉三吾等人，再次群起而攻之。最後，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怒火，朱元璋下令，将主考劉三吾和副主考白蹈信，以及後來進入調查小組的12人，一共14人定性為為“藍玉餘黨”，流放的流放、處死的處死。同時，由朱元璋親自策問，錄取了61人，全部都是北方人。
至此，這場“南北榜案”才終于落幕。對于事情的結果，時人和後人，恐怕都看得出“另有隐情”，與其說是一場“科舉事件”，更不如說是朱元璋的又一次“政治平衡術”。
而包括張謙等人，無端做了“政治屠刀”下的冤魂。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2" data-track="33">為何是他們含冤被殺？</h1>
事實上，因“南北榜案”被處理的14人，皆是官聲公正、學問淵博，由朱元璋欽點任命的。
比如，主考劉三吾，當時已85高齡，其品德以“為人慷慨，不設城府，自号坦坦翁”為世人所公認。朱元璋對他十分敬重，甚至連立儲之事都詢問過劉三吾的意見。
時任“右司直郎”的溫州人張謙，也是由朱元璋欽點進入調查組的。據明《弘治溫州府志》記載，張謙“笃信《朱子本義》，反複研究，蓋亦有年。嘗以明經舉太學正。”“先生學識該洽”，“在太學，三經諸生各以所業請益先生，随問随答”。
張謙跋真迹
那麼，受朱元璋信任，卻為何遭遇如此悲慘？
關鍵就是這14人，都沒有“遵照”皇帝朱元璋的意圖執行。可謂是成也“學問”，敗也“學問”。
這要從當時的曆史背景說起。
洪武年間，北元尚在，北方經濟遠不如南方。這導緻明朝初年的科舉考試中，南方士子獲勝多。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北方士子的積極性，懶惰成風，且“多有不欲仕者”。
是以，朱元璋考慮到，“北方人士服屬于元較久，慮遺民猶有故元之思，頗欲以假科舉名以籠絡之”。但是，包括劉三吾等在内的考官和調查組，均違背了皇帝的本意。
其實，從保全自己的角度來說，劉三吾等人隻要随便錄取幾位北方士子，而不是費力不讨好地按真才實學錄取，就不會遭遇大劫。但是，如此行事，恐怕過不了他們自己這一關。
包括後來的12人調查小組，因皆是學問淵博之人，面對南北士子的差距，自然也無法“睜眼說瞎話”。
<h1 class="pgc-h-decimal" data-index="03" data-track="34">結語</h1>
後來，為了搜羅劉三吾、張謙等人的罪證，就把他們在洪武二十九年奉命編纂的曆代帝王事迹的作品，拿出來做文章。認定他們在撰述漢武帝有時不論罪的輕重皆殺之的論述，是在影射朱元璋誅殺胡黨、藍黨，由此将他們定性為胡黨、藍黨的黨羽。
真可謂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回溯曆史，榮辱成敗，往往不是一句“對與錯”就能論定；而一個人的終局，卻往往囿于“罪與罰”。
如何不讓自己陷入“老實人吃虧”這個處境，恐怕沒有天下一統的“方法準則”，隻能靠個人的情商和智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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