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一生都在路上,德国的每一片土地都曾留下他风尘仆仆的身影。没有哪个方向是这个不安宁的人没有踏上过的,没有哪个城市是这个永远无家的人没有栖居过的。 几乎在他的一生岁月里,他的家就是那随他四处奔波的马车。他的一生为什么会如此,有人说他受到生命神秘使命的召唤,但这无法为他解释生活中永远的逃亡。他所有的行程都没有目的,这个被未知的精神力量驱使的人,一生都在渴求内心能够得到治愈,渴求内心得到安宁,却被命运当做一块石子,在人世间被无情地抛来抛去。他的整个生命仅仅是一场远离深渊的逃亡,仅仅是一场向着深渊的奔跑,仅仅是一场绝望的、痛苦的、心力交瘁的追逐。
克莱斯特从未拥有生活,没有人知道他内心深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封信里他如是说:未留肖像者的肖像,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向你言说,我这个无法言说的人。
我们几乎查看不到关于他的任何肖像,即便是和他同时代的人,对于他的叙述也是空泛的。他毫不起眼,在属于他的时代里,似乎可以说是查无此人。他似乎只是一个人群里的幽灵,和他交谈的人不知道他是一个作家。在他三十四年的生活里,有关他的故事几乎微乎其微。只有克雷门斯·布伦塔诺给我们留下了寥寥几句的描写:一个敦实的三十二岁的人,有一颗饱经风霜、圆圆的、无光泽的头,目光复杂,善于童稚,寒酸而坚定。
他把一切都封锁在自己的内心,从不向外界表露出自己的内心。他写道,“我缺少,一种表达的媒介。甚至我们所拥有的唯一一样东西——语言,也不能够表达。它不能描绘心灵,它给予我们的,仅仅只是一些零乱的碎片。因此,每当我想要向别人揭示自己的内心时,都会有一种像恐惧一样的感觉。” 他的沉默,并非是他性格的迟钝,而是为了保持某种精神上的贞洁,这是我们被世俗不断侵蚀的人所难以理解的感情,同样的,他也不被身边的人所理解,甚至是忽视。
人生总是会不断遇到新的人,但是他清楚地明白:和他相处是危险的。因此,他也从不埋怨任何离开他的人,所有和他相处的人,都会被他精神的火焰所灼伤。他的妻子被他强硬的道德毁掉了青春;他的妹妹被他挥霍掉大量钱财;他的知心女友,被他留下来过着孤独而空虚的生活;而他女病友,则被他最后拉着一起赴死。他的身上似乎充满了诅咒,内心深处的可怕力量致使他越来越喜欢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的孤独感同样是巨大的,灼人的。
在1809年消失的几个月里,他的朋友冷漠地把他记录成死亡状态。没有人会去缅怀这位毫不起眼的人,如果不是在他生命最后如此戏剧性地结束生命,我想不会有人继续关注到他的存在。对世界而言,他是虚无的;而对他而言,世界又何尝不是呢。在他把子弹送进头颅之后,他的死亡报告写着:已故者克莱斯特,一个病入膏肓的嗜血霍乱者,死亡原因归结于一种病态的情形状态。 但是他真的如同他的死亡报告那样吗?是一个心理疾病患者,或者说病态的忧郁症患者?克莱斯特自杀时,身体健康而富有生命力,歌德在谈论这个人时,只是轻蔑地说:“这个病态忧郁者已经病入膏肓”。我们可以借鉴蒂奥多·科尔纳记述他死亡的描写:“普鲁士人过分紧张的天性”。正是这种天性,导致他自杀,而并非是心理疾病或者发疯。他有太多的激情,茨威格说他:他太富血质但又太有理智,太易激动但又太有教养,欲望太多但又伦理感太强,他的精神之过分真实恰如情感之过分强烈。 是他内心无法被驯服的情感野兽,最终把他撕碎。
克莱斯特1777年出生在一个普鲁士传统的军事世家,即便从小就展现了文学天赋,但遵循家里的传统,于1792年加入近卫军团成为军官。当时作为军校学生的他几乎做过处于青春期性觉醒状态所有的事,这种过度的刺激从他年少时便注定贯穿他的一生,命运的悲剧似乎从那时候开始便已经萌芽。原本没有任何女性经验的他却开始无止境地沉溺到对快感的追求。他无法忍受自己的意识薄弱,却又迷于这种感情。这让他感觉到自己不容玷污的灵魂开始变得污迹斑斑,于是,无止境的自我道德的谴责也伴随着对快感无止境的追求中。青春期所遭受的情感磨难或许对其他同龄人来说很快如同被割伤的伤口那样随着时间愈合,但对他而言,有此产生的自我反感和无法被征服的欲望从此啃噬着他那年轻的灵魂。在这样的状态里,自认为不具备性能力的他和一个纯洁的将军的女儿订婚了。他曾把自己内心的疯狂和耻辱向他的朋友倾诉,朋友推荐给他一个医生,这种臆想的不具备性功能的诅咒才被解开。但是他的情欲并未因此变得正常和节制,甚至不是纯粹地指向女性,但是他又并非是一个同性恋。
克莱斯特与任何一个女人、任何一个男人的关系都不是明了、单纯的,从来没有过爱情,永远只有一种纷乱不清的、夸张过度的情感,永远是一种过度和缺乏的混合状态,正是这种状态构成了他的性爱生活的基本面貌,他永远——正如歌德奇妙的、一针见血的评价所说的——在“向着迷惘的感情”进发。
没有人像克莱斯特一样,永远被激情所追逐,他贪念快感,却从未因此获得快感满足的时刻。他更不像那些全凭欲望驱使的人一样,他拥有属于自己的意志。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有表达出他那魔鬼般的激情,以及自己魔鬼般的意志。他反抗自己的欲望和自己对欲望的欲求一样大,内心强大的矛盾力量致使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永远像一个斗士一般抗争着。他并不是毫无意志地被拉进欲望的深渊,在自我毁灭的欲望中傲慢地把这种强烈的激情转换成自我保存和自我提升。毫无疑问,这种内心的激情最终远远越过了个人的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
1799年,克莱斯特褪去军装,他认为这一职业渐渐成为了他的累赘。从这以后,克莱斯特开始了大量的学习和阅读,像一个疯子一样沉浸到对自己的教育中。 但是他最终并未能通过知识来认识生活本身,也没有抹去他内心强烈的激情,反而是这种过分的学习方式发展了他内心疯狂的特性。最终,为自己设定的学习目标破碎了,他在一封信里呐喊道:“我唯一的、最高的目标沉落了,现在我再也没有目标了”。试图用学习来摆脱自己的克莱斯特,又无可避免地去面对内心的那个自己,那个变得更加疯狂的自己。他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孤注一掷地地把自己的生命力和精神世界砸在命运的墙上,通过毁灭来换取自由。他在信里写道:呵,唤醒我们心中的野心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由此被抛给了掠夺的复仇女神。
克莱斯特在最后痛苦的痉挛中把自己的全部激情都投入到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然而他内心的魔鬼还在时时刻刻追逐他,他激烈的折腾自己,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掏出自己的内心,似乎想要掏出自己内心里的魔鬼。这时候,对他而言,要么毁灭,要么不朽。不可遏制地堕入到虚无中,在一次路途到巴黎之后,从某种意义上,对他而言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了断,他烧毁了正在创作的《吉卡斯》和其他手稿。他在信里如是说:戏剧逼迫我创作,只是因为我无法丢开它。
人类力量所能做到的极限,我已经做了——甚至连不可能的都尝试了。我孤注一掷。那决定一切的骰子停下来了,它停下来了。我必须明白——我失败了。——《彭提西丽娅》
克莱斯特明白自己在世界的存在是失败的,他放弃官职,自己的报纸被封禁;他想把普鲁士拉向奥地利的想法也落了空,而他的死敌拿破仑把欧洲当做战利品一样被捏在手中;他创作的戏剧不是被搁置,就是在舞台上被人嘲笑;他最忠实的妹妹也离开了他,而他甚至连一份最低职业都找不到。在那次失踪几个月之后,回到家里迎来的只有嘲讽和傲慢,最后被逐出自己的家。这一刻,所有的激情都走到了尽头,所有的希望都已经破灭。
他的呼喊无力地撞击每只耳朵,
当他看见时间的旗帜
被插向一道又一道大门,
他停止了歌唱;他希望同它一起结束,
并含泪放下了手中的琴。
他把死亡当做神秘的殉情,当做双倍幸福的毁灭来梦想。这个孤独的人,要在死亡的永恒中肩负自己活着时的孤独感。对他而言,在尘世间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满足他那过度的激情,也没有哪个女人能够跟上他那狂热的脚步。在他童年时代就极度热切地建议每一个他爱的人陪他死去,然而只有死亡本身才能满足克莱斯特的需求。而只有他创作的戏剧《彭提西 丽娅》才能满足他的需求,他在自己的遗言里写道:“她的坟墓比全世界所有女王的床更可爱”。
克莱斯特对于生活最好的祝福是:“但愿上天赐给你的死亡有我的死亡的一半快乐和无法言传的幸福就好了:这是我能给你的最真心最诚挚的祝愿。” 在生命的最后,他烧毁了自己的手稿,那时候对他而言,与自己的永恒相比,自己身后的名誉和一生的文学生活实在微不足道。 也就是在这里,我们得以清晰地洞见浮现在他自身深处的双重性,即管制和激情的无限性,他赋予自己的生命同他悲剧里英雄一样伟大。
1811年底,克莱斯特同他的女伴像新婚夫妇那样,坐着小船行驶在万湖的路上。到了约定的时刻,克莱斯特准确无误地一枪射在女伴的心脏上,紧接着一枪准确地射向自己的心口。他的手没有颤抖,比起如何活着,他更懂得如何去死。因为他曾经给自己的诗里写道:“一个好的死亡往往是最好的生平”。
克莱斯特这个悲剧创作家,用自己的死亡为我们真实地演绎了,将自己的痛苦生动地竖成一座死亡的不朽墓碑。茨威格在最后说道:只有完全碎裂的人才了解对完美的渴望,只有被追逐的人才能到达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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