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前，山东宁阳县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山村，发生了一桩令国人震惊的特大错案：6名干部和民兵“故意杀人”，证据确凿，全部被判处死刑。一年后真相大白，法院才知判错了，可6名“犯人”却早已被枪决。此案曲折离奇，如您感兴趣，不妨花上几分钟，接着往下看。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匪患不绝</h1>
茂义庄位于宁阳县东北，周围山多林密，自古以来匪患就比较严重。1948年宁阳县解放，土匪、特务和国民党残兵逃窜至山中，利用险要地形负隅顽抗，并制造了多起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的事件，对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造成了极大地破坏。
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宁阳县委遵照上级指示，在全县展开“清匪反霸”斗争。1949年8月，县剿匪大队重创潜藏在南部山区的土匪，除了匪首耿继武、宁益山等少数人侥幸逃脱外，其余土匪均被击毙、俘获。然而，耿继武、宁益山不甘心失败，逃脱后又到处招兵买马，伺机报复反扑。
1949年9月，大安村、茂义庄等多次发现土匪踪迹。为此，潘立振（区供销社主任）和吴玉东（大安村党支部书记）牵头，组建了一支民兵队伍，负责山区的防匪保卫工作，同时给茂义庄的民兵发了12支步枪，应对土匪的破坏活动。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稽征干部被枪杀</h1>
吴玉东虽是干部，但出身旧社会，身上还保留着许多坏习惯，比如酗酒、讲江湖义气。他好喝酒，酒量也大，与孔令仁（民兵班长）合伙开了家酿酒店，一来是为了喝酒方便，二来还能赚点小钱。但是，按照当时的法律，私自酿酒开店是犯法的。
1949年底，吴玉东的酿酒店被群众举报了，稽征干部郭宗禄带人前来查办，没收了所有工具和酒。可是没过多久，吴玉东又买来了酿酒器具，还把潘立振拉入了伙，继续偷偷酿酒。这一次虽然隐藏得够深，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他们的违法行为再一次被举报。
1950年1月11日，三人被区公所传唤审查，孔令仁倒是很讲“义气”，一人把责任全揽了下来，没有牵扯到其他人。区公所看他认错态度还不错，决定从轻处罚，但必须缴纳30万元罚款（旧币），限三日内上交，并于16日将其释放回家。
一转眼到了18号，孔令仁回家后一点动静也没有，丝毫没有缴纳罚款的意思。这天下午，区领导派郭宗禄去催款，考虑到路上有土匪出没，还特意安排民兵刘恩利、王成铎二人，携枪与郭一同前往茂义庄。
当天晚上，郭宗禄到了孔家，正巧碰到孔妻蹲在门口吃面条，问道：“弟妹，令仁同志在家么？”
“是郭大哥呀，老孔他喝醉了，搁屋里躺着呢，您来家坐坐吧，我去给你们盛面条。”孔妻说着，就把郭宗禄往屋里拉。
“不吃啦，我还有急事，马上就得走。你告诉令仁，明天到区里一趟”。说罢，郭宗禄摆摆手，扭头就要走。
巧的是，吴玉东当时就在孔家喝酒，看到郭宗禄站在门口说话，也出来迎接，说啥也得让他进屋喝两杯。可任凭吴玉东怎么劝，郭宗禄就是不进屋，吴玉东还有些生气，认为不给他面子。但人家不喝也没办法，无奈之下，吴玉东只好亲自送“领导”出村。
谁能想到，郭宗禄刚离开村子没多久，村外就响起了一阵枪声，郭宗禄和两名民兵皆被人枪杀。县公安局接到报案，立即赶到案发现场，发现三人的尸体紧靠在一起，躺在大路旁边。
郭宗禄头部中弹，腰部也中了三枪，头还被刺刀挑过，胳膊上有明显的捆绑痕迹。在他的尸体周围，散落着8枚弹壳，而他们携带的步枪均不知去向。三名稽征干部和民兵被杀，这可是大案，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对案件进行侦查。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8">6人无辜判死刑</h1>
案发第二天，专案组收到一条线索，提供线索的正是孔令仁，据他所说：“昨天晚上，有一伙土匪进了村，还开枪打伤了村民的胳膊。”专案组立即着手调查，可调查的结果却发现：孔令仁在撒谎，案发当晚根本就没有闹土匪。
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孔令仁为何要提供假线索呢？他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高度怀疑。经过走访调查，专案组又发现一个事实，孔令仁、吴玉东等私自酿酒，曾被郭宗禄依法查办，会不会是他们怀恨在心、故意报复呢？
再从案发现场来看，没有搏斗的痕迹，郭宗禄三人显然是遭人暗算，而不是死于与土匪的枪战。案发后，孔令仁故意提供假线索，明显是为了转移公安人员的侦查视线。种种迹象综合表明，孔令仁等具备作案动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专案组立即行动，将孔、吴等13名酿酒人员缉拿归案。在审讯过程中，潘立振也被供出参与酿酒，但考虑到他是区干部，为了慎重起见，专案组没有对其逮捕，而是进行了秘密调查。这一查，又发现了不得了的线索。
群众张现修向专案组举报，1月18号这天，他看到潘立振曾背着一杆枪出门，回来后刺刀上好像有血迹。他的这番话，立刻使潘立振成为重大作案嫌疑人。经上级领导批准后，公安民警立即将其逮捕，关进了县看守所。
审讯期间，潘、吴、孔等人对私自酿酒一事供认不讳，但对枪杀郭宗禄三人这一犯罪事实，全都矢口否认，大喊冤枉。这让审讯工作一时陷入停顿，专案组内部对案件的定性，也产生了分歧。
一部分同志认为，潘、孔等人解放前都是贫苦的农民，如今有人当了区里的干部，有人为剿匪当了民兵，政治觉悟都很高，虽然跟郭宗禄有矛盾，可是绝对不会对自己的同志下毒手。况且，周围山区的土匪尚未肃清，不能排除土匪作案的可能。
再说了，三名遇害同志的枪还没找到，没有物证，也没有同案犯的口供，仅凭间接的证据就下结论，实在过于草率了。
但另一部分同志却认为，潘、吴、孔等与郭宗禄存在矛盾，具有明显的作案动机。如果不是他们干的，孔令仁为何要谎报匪情转移视线呢？
而且村里的群众也证实，吴玉东将郭宗禄等人送出村子不久，他们就听到了枪声。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肯定是被吴玉东等人合伙杀的。他们之所以不认罪，是因为害怕杀人偿命。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9">6人无辜判死刑</h1>
在争论过程中，后一种意见逐渐占了上风，专案组决定加大审讯力度，对“首犯”潘立振用刑。刑讯逼供当然是违法行为，但是在那个年代，法制尚未健全，公安人员也缺少法制观念，这样的行为也就被默许了。
吃了一顿皮肉之苦，潘立振终于扛不住，交代了“犯罪事实”：“16号那天，我到孔令仁家里去，孔说，那30万罚款咱是赔不起，他（郭）要是敢来催，就打死他。你要是不敢，把枪借我用用也行。18号下午，我把枪送给孔，让他办完事把枪送到于家油坊。当天晚上，孔把枪送回，说事情已办妥。”
潘立振的招供，令专案组人员大喜过望，以为找到了案件突破口，随即又加大对吴玉东、孔令仁的审讯力度。很快，吴、孔二人也招架不住刑讯，招了供。可一旦取下刑具，二人又立即翻供。如此反复数次，专案组人员没有深究其原因，而是认定他们态度不老实，为后面判错案埋下了伏笔。
口供虽然有了，物证却不知在何处，没有物证，就不能结案，这可愁坏了办案人员。这时，茂义庄妇女主任杜某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据她所说：“案发当晚，我看到吴玉东他们去了孔令仁家，好像还有一个干部，像是区里的人（指潘立振），听他们说什么‘枪’、“村西水井”之类的话。”
杜某提供的线索，让办案人员万分欣喜，立即前往茂义庄。果不其然，在村西一口水井中，办案人员捞出三杆步枪。经辨认，三支步枪正是郭宗禄三人遇害时丢失的枪。这一下，人证、物证、口供俱全，案子终于顺利结案了。
1950年7月，该案被定性为“反革命预谋杀人案”，宁阳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潘立振、吴玉东、孔令仁等6人死刑。同年11月，6人被执行枪决。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6">土匪栽赃酿奇冤</h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土匪又活跃了起来。为了稳定国内局势，鲁中南和泰安军分区派重兵强力清剿。大批土匪被消灭，土匪头子耿继武被击毙，宁益山也被活捉。
1951年底，宁阳县抓获一名叫纪端乾的通匪分子，在审讯过程中，他始终拒绝交代任何问题，办案人员向他宣传政策，说：“只要你痛痛快快交代了，如果问题不大，很快就放了你，政府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你以为我会信吗？去年潘立振、孔令仁那些人，他们压根没杀过人，都是被土匪陷害的，却被你们枪毙了，现在还敢说不冤枉一个好人？”纪端乾脱口而出的一句反驳，惊得办案人员目瞪口呆。
这番话引起了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动了整个宁阳县，也引起了县委的高度重视，遂立即组织力量对案件进行复查。通过对土匪的审讯，专案组终于确定，这是一起敌人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借刀杀人的离奇案件。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1">案件真相</h1>
时间回到1950年1月18日，当天下午，郭宗禄带着两位民兵前往茂义庄，途径黑山头村时，一名妇女看到他们扭头就往村里跑。郭宗禄心想，“一定是村里有人私自酿酒，这女人是去通风报信”，便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刚追进一处院子，里面竟有人朝他们开枪，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郭宗禄三人且战且退。未曾想，他们面对的竟是匪首耿继武、宁益山率领的人马，三人寡不敌众，被土匪俘获。
耿继武原本想立即杀了他们，可了解到郭、吴等人的矛盾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决定玩一招杀人嫁祸。耿继武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怕，庄里庄亲的，我也不为难你们，只要听话自然会放你们回去，不然的话，你们全家老小性命不保。”
郭宗禄没能识破土匪的诡计，又担心家人的安危，只得任由敌人摆布，这才铸成大错。当晚，耿继武换上民兵的衣服，押着郭宗禄前往茂义庄，那两名民兵，则被土匪关押了起来。二人来到孔令仁家时，发生了上文那一幕。
当时，不仅孔令仁在家，吴玉东和两名民兵也在孔家，只要郭宗禄给个暗示，完全可以反杀耿继武。遗憾的是，直到吴玉东将他们送出村子，郭宗禄也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的举动和暗示，错失了所有的求生机会。出村后，三人即遭杀害，他们的枪也被土匪丢进水井里，伪造了被人谋杀的假象。
孔令仁听说三人遇害，担心公安机关怀疑他，便串通其他几个酿酒的民兵，在村里放了一阵枪，次日又去报案谎称闹土匪。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把公安的侦查视线转到土匪身上，谁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让自己“栽”了进去。
耿继武也没料到，居然有人这么“配合”自己的计划，大喜之余，又安排通匪分子张现修作伪证，让公安把潘立振也抓了。过了一段时间，耿继武得知没有物证不能定案，他再次安排通匪分子杜某作伪证，透露枪支丢弃地点。
枪支被打捞出来之后，专案组认为“铁证如山”，在一堆疑点的情况下仓促定案，最终犯下了大错。这起离奇的杀人案，从一开始就被土匪牵着鼻子走，完全中了敌人的借刀杀人之计。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50">血的教训促人警醒</h1>
事后分析，造成这起特大错案的原因，主要在于侦查工作的草率。比如案发当晚，潘立振在外面喝酒喝到后半夜，期间许多人找过他，后来酒喝多了，老板还特意让两名雇工送他回宿舍。案发的时候，潘立振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许多人都可以作证，这一点却被办案人员忽略了。
再如，案发现场发现的弹壳，顶火帽上的痕迹粗而浅，而潘立振他们使用的子弹，顶火帽上的痕迹是细而深，明显不是一种枪。对此，办案人员曾有不同意见，却未被采纳。
在案件分析上，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也很多。如区委书记许希亮、区长赵圭卿等人，坚决反对专案组对案件的定性。然而，办案人员却认为他们此举是替反革命分子辩护，有意包庇杀人犯。结果，二人的职务被县委撤销，停职反省。
复查结果上报后，山东省政府又派人核查了一遍，最终认定该案确系一起特大错案。1954年6月2日，宁阳县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匪首宁益山被枪决。同时，也郑重为潘立振、孔令仁、吴玉东等6名同志平反昭雪。尽管此案早已过去70余年，但至今读起来仍触目惊心，值得后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