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前，山東甯陽縣一個名不經傳的小山村，發生了一樁令國人震驚的特大錯案：6名幹部和民兵“故意殺人”，證據确鑿，全部被判處死刑。一年後真相大白，法院才知判錯了，可6名“犯人”卻早已被槍決。此案曲折離奇，如您感興趣，不妨花上幾分鐘，接着往下看。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匪患不絕</h1>
茂義莊位于甯陽縣東北，周圍山多林密，自古以來匪患就比較嚴重。1948年甯陽縣解放，土匪、特務和國民黨殘兵逃竄至山中，利用險要地形負隅頑抗，并制造了多起殘殺革命幹部和群衆的事件，對剛剛建立的人民政權造成了極大地破壞。
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财産安全，甯陽縣委遵照上級訓示，在全縣展開“清匪反霸”鬥争。1949年8月，縣剿匪大隊重創潛藏在南部山區的土匪，除了匪首耿繼武、甯益山等少數人僥幸逃脫外，其餘土匪均被擊斃、俘獲。然而，耿繼武、甯益山不甘心失敗，逃脫後又到處招兵買馬，伺機報複反撲。
1949年9月，大安村、茂義莊等多次發現土匪蹤迹。為此，潘立振（區供銷社主任）和吳玉東（大安村黨支部書記）牽頭，組建了一支民兵隊伍，負責山區的防匪保衛工作，同時給茂義莊的民兵發了12支步槍，應對土匪的破壞活動。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稽征幹部被槍殺</h1>
吳玉東雖是幹部，但出身舊社會，身上還保留着許多壞習慣，比如酗酒、講江湖義氣。他好喝酒，酒量也大，與孔令仁（民兵班長）合夥開了家釀酒店，一來是為了喝酒友善，二來還能賺點小錢。但是，按照當時的法律，私自釀酒開店是犯法的。
1949年底，吳玉東的釀酒店被群衆舉報了，稽征幹部郭宗祿帶人前來查辦，沒收了所有工具和酒。可是沒過多久，吳玉東又買來了釀酒器具，還把潘立振拉入了夥，繼續偷偷釀酒。這一次雖然隐藏得夠深，但紙終究包不住火，他們的違法行為再一次被舉報。
1950年1月11日，三人被區公所傳喚審查，孔令仁倒是很講“義氣”，一人把責任全攬了下來，沒有牽扯到其他人。區公所看他認錯态度還不錯，決定從輕處罰，但必須繳納30萬元罰款（舊币），限三日内上交，并于16日将其釋放回家。
一轉眼到了18号，孔令仁回家後一點動靜也沒有，絲毫沒有繳納罰款的意思。這天下午，區上司派郭宗祿去催款，考慮到路上有土匪出沒，還特意安排民兵劉恩利、王成铎二人，攜槍與郭一同前往茂義莊。
當天晚上，郭宗祿到了孔家，正巧碰到孔妻蹲在門口吃面條，問道：“弟妹，令仁同志在家麼？”
“是郭大哥呀，老孔他喝醉了，擱屋裡躺着呢，您來家坐坐吧，我去給你們盛面條。”孔妻說着，就把郭宗祿往屋裡拉。
“不吃啦，我還有急事，馬上就得走。你告訴令仁，明天到區裡一趟”。說罷，郭宗祿擺擺手，扭頭就要走。
巧的是，吳玉東當時就在孔家喝酒，看到郭宗祿站在門口說話，也出來迎接，說啥也得讓他進屋喝兩杯。可任憑吳玉東怎麼勸，郭宗祿就是不進屋，吳玉東還有些生氣，認為不給他面子。但人家不喝也沒辦法，無奈之下，吳玉東隻好親自送“上司”出村。
誰能想到，郭宗祿剛離開村子沒多久，村外就響起了一陣槍聲，郭宗祿和兩名民兵皆被人槍殺。縣警察局接到報案，立即趕到案發現場，發現三人的屍體緊靠在一起，躺在大路旁邊。
郭宗祿頭部中彈，腰部也中了三槍，頭還被刺刀挑過，胳膊上有明顯的捆綁痕迹。在他的屍體周圍，散落着8枚彈殼，而他們攜帶的步槍均不知去向。三名稽征幹部和民兵被殺，這可是大案，縣警察局立即成立專案組，對案件進行偵查。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8">6人無辜判死刑</h1>
案發第二天，專案組收到一條線索，提供線索的正是孔令仁，據他所說：“昨天晚上，有一夥土匪進了村，還開槍打傷了村民的胳膊。”專案組立即着手調查，可調查的結果卻發現：孔令仁在撒謊，案發當晚根本就沒有鬧土匪。
在這樣一個敏感時刻，孔令仁為何要提供假線索呢？他的反常舉動，引起了辦案人員的高度懷疑。經過走訪調查，專案組又發現一個事實，孔令仁、吳玉東等私自釀酒，曾被郭宗祿依法查辦，會不會是他們懷恨在心、故意報複呢？
再從案發現場來看，沒有搏鬥的痕迹，郭宗祿三人顯然是遭人暗算，而不是死于與土匪的槍戰。案發後，孔令仁故意提供假線索，明顯是為了轉移公安人員的偵查視線。種種迹象綜合表明，孔令仁等具備作案動機，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專案組立即行動，将孔、吳等13名釀酒人員緝拿歸案。在審訊過程中，潘立振也被供出參與釀酒，但考慮到他是區幹部，為了慎重起見，專案組沒有對其逮捕，而是進行了秘密調查。這一查，又發現了不得了的線索。
群衆張現修向專案組舉報，1月18号這天，他看到潘立振曾背着一杆槍出門，回來後刺刀上好像有血迹。他的這番話，立刻使潘立振成為重大作案嫌疑人。經上級上司準許後，公安民警立即将其逮捕，關進了縣看守所。
審訊期間，潘、吳、孔等人對私自釀酒一事供認不諱，但對槍殺郭宗祿三人這一犯罪事實，全都矢口否認，大喊冤枉。這讓審訊工作一時陷入停頓，專案組内部對案件的定性，也産生了分歧。
一部分同志認為，潘、孔等人解放前都是貧苦的農民，如今有人當了區裡的幹部，有人為剿匪當了民兵，政治覺悟都很高，雖然跟郭宗祿有沖突，可是絕對不會對自己的同志下毒手。況且，周圍山區的土匪尚未肅清，不能排除土匪作案的可能。
再說了，三名遇害同志的槍還沒找到，沒有物證，也沒有同案犯的口供，僅憑間接的證據就下結論，實在過于草率了。
但另一部分同志卻認為，潘、吳、孔等與郭宗祿存在沖突，具有明顯的作案動機。如果不是他們幹的，孔令仁為何要謊報匪情轉移視線呢？
而且村裡的群衆也證明，吳玉東将郭宗祿等人送出村子不久，他們就聽到了槍聲。這說明了什麼？說明肯定是被吳玉東等人合夥殺的。他們之是以不認罪，是因為害怕殺人償命。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9">6人無辜判死刑</h1>
在争論過程中，後一種意見逐漸占了上風，專案組決定加大審訊力度，對“首犯”潘立振用刑。刑訊逼供當然是違法行為，但是在那個年代，法制尚未健全，公安人員也缺少法制觀念，這樣的行為也就被默許了。
吃了一頓皮肉之苦，潘立振終于扛不住，交代了“犯罪事實”：“16号那天，我到孔令仁家裡去，孔說，那30萬罰款咱是賠不起，他（郭）要是敢來催，就打死他。你要是不敢，把槍借我用用也行。18号下午，我把槍送給孔，讓他辦完事把槍送到于家油坊。當天晚上，孔把槍送回，說事情已辦妥。”
潘立振的招供，令專案組人員大喜過望，以為找到了案件突破口，随即又加大對吳玉東、孔令仁的審訊力度。很快，吳、孔二人也招架不住刑訊，招了供。可一旦取下刑具，二人又立即翻供。如此反複數次，專案組人員沒有深究其原因，而是認定他們态度不老實，為後面判錯案埋下了伏筆。
口供雖然有了，物證卻不知在何處，沒有物證，就不能結案，這可愁壞了辦案人員。這時，茂義莊婦女主任杜某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據她所說：“案發當晚，我看到吳玉東他們去了孔令仁家，好像還有一個幹部，像是區裡的人（指潘立振），聽他們說什麼‘槍’、“村西水井”之類的話。”
杜某提供的線索，讓辦案人員萬分欣喜，立即前往茂義莊。果不其然，在村西一口水井中，辦案人員撈出三杆步槍。經辨認，三支步槍正是郭宗祿三人遇害時丢失的槍。這一下，人證、物證、口供俱全，案子終于順利結案了。
1950年7月，該案被定性為“反革命預謀殺人案”，甯陽縣人民法院依法判處潘立振、吳玉東、孔令仁等6人死刑。同年11月，6人被執行槍決。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6">土匪栽贓釀奇冤</h1>
1950年6月，北韓戰争爆發後，土匪又活躍了起來。為了穩定國内局勢，魯中南和泰安軍分區派重兵強力清剿。大批土匪被消滅，土匪頭子耿繼武被擊斃，甯益山也被活捉。
1951年底，甯陽縣抓獲一名叫紀端乾的通匪分子，在審訊過程中，他始終拒絕交代任何問題，辦案人員向他宣傳政策，說：“隻要你痛痛快快交代了，如果問題不大，很快就放了你，政府絕不會冤枉一個好人。”
“你以為我會信嗎？去年潘立振、孔令仁那些人，他們壓根沒殺過人，都是被土匪陷害的，卻被你們槍斃了，現在還敢說不冤枉一個好人？”紀端乾脫口而出的一句反駁，驚得辦案人員目瞪口呆。
這番話引起了猶如一顆重磅炸彈，震動了整個甯陽縣，也引起了縣委的高度重視，遂立即組織力量對案件進行複查。通過對土匪的審訊，專案組終于确定，這是一起敵人利用人民内部沖突、借刀殺人的離奇案件。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1">案件真相</h1>
時間回到1950年1月18日，當天下午，郭宗祿帶着兩位民兵前往茂義莊，途徑黑山頭村時，一名婦女看到他們扭頭就往村裡跑。郭宗祿心想，“一定是村裡有人私自釀酒，這女人是去通風報信”，便跟在後面緊追不舍。
剛追進一處院子，裡面竟有人朝他們開槍，在敵情不明的情況下，郭宗祿三人且戰且退。未曾想，他們面對的竟是匪首耿繼武、甯益山率領的人馬，三人寡不敵衆，被土匪俘獲。
耿繼武原本想立即殺了他們，可了解到郭、吳等人的沖突後，他又改變了主意，決定玩一招殺人嫁禍。耿繼武對他們說：“你們不要怕，莊裡莊親的，我也不為難你們，隻要聽話自然會放你們回去，不然的話，你們全家老小性命不保。”
郭宗祿沒能識破土匪的詭計，又擔心家人的安危，隻得任由敵人擺布，這才鑄成大錯。當晚，耿繼武換上民兵的衣服，押着郭宗祿前往茂義莊，那兩名民兵，則被土匪關押了起來。二人來到孔令仁家時，發生了上文那一幕。
當時，不僅孔令仁在家，吳玉東和兩名民兵也在孔家，隻要郭宗祿給個暗示，完全可以反殺耿繼武。遺憾的是，直到吳玉東将他們送出村子，郭宗祿也沒有做出任何反抗的舉動和暗示，錯失了所有的求生機會。出村後，三人即遭殺害，他們的槍也被土匪丢進水井裡，僞造了被人謀殺的假象。
孔令仁聽說三人遇害，擔心公安機關懷疑他，便串通其他幾個釀酒的民兵，在村裡放了一陣槍，次日又去報案謊稱鬧土匪。他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想把公安的偵查視線轉到土匪身上，誰知聰明反被聰明誤，反讓自己“栽”了進去。
耿繼武也沒料到，居然有人這麼“配合”自己的計劃，大喜之餘，又安排通匪分子張現修作僞證，讓公安把潘立振也抓了。過了一段時間，耿繼武得知沒有物證不能定案，他再次安排通匪分子杜某作僞證，透露槍支丢棄地點。
槍支被打撈出來之後，專案組認為“鐵證如山”，在一堆疑點的情況下倉促定案，最終犯下了大錯。這起離奇的殺人案，從一開始就被土匪牽着鼻子走，完全中了敵人的借刀殺人之計。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50">血的教訓促人警醒</h1>
事後分析，造成這起特大錯案的原因，主要在于偵查工作的草率。比如案發當晚，潘立振在外面喝酒喝到後半夜，期間許多人找過他，後來酒喝多了，老闆還特意讓兩名雇工送他回宿舍。案發的時候，潘立振有充分的不在場證據，許多人都可以作證，這一點卻被辦案人員忽略了。
再如，案發現場發現的彈殼，頂火帽上的痕迹粗而淺，而潘立振他們使用的子彈，頂火帽上的痕迹是細而深，明顯不是一種槍。對此，辦案人員曾有不同意見，卻未被采納。
在案件分析上，提出反對意見的人也很多。如區委書記許希亮、區長趙圭卿等人，堅決反對專案組對案件的定性。然而，辦案人員卻認為他們此舉是替反革命分子辯護，有意包庇殺人犯。結果，二人的職務被縣委撤銷，停職檢討。
複查結果上報後，山東省政府又派人核查了一遍，最終認定該案确系一起特大錯案。1954年6月2日，甯陽縣召開萬人公審大會，匪首甯益山被槍決。同時，也鄭重為潘立振、孔令仁、吳玉東等6名同志平反昭雪。盡管此案早已過去70餘年，但至今讀起來仍觸目驚心，值得後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