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身世之谜

苏曼殊与河合仙。

苏曼殊(1884-1918)为清末民初之异僧，其得享盛誉，固因诗文小说之造诣，但也与其传奇经历与行事大有关系。一般以为，其生母为日本人河合氏，生父则是旅日广东籍商人苏某，曼殊幼年在广东，颇受苏家之歧视云云。不过这种说法很让人怀疑，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宗法与人情，凡子女血统皆依父系为准，在一般人眼中，“继承香火”的重要性显然远远超过高大上的“华夷之辨”，而且广东风俗又一向重男，苏家怎么会因其生母为日本人就厌弃他呢？

后来笔者偶阅《汪精卫先生传》（雷鸣著，政治月刊社1944年版），其中记载了日本学者草野心平与汪氏谈话，略及曼殊身世：“先生对我多年相信着他是中日混血儿，加以指正说：‘双亲都是日本人。’我表示怀疑，先生二次郑重的说：‘双亲都是日本人。’”按，汪氏早年留学日本，又为同盟会骨干，见闻交游颇广，又曾料理曼殊之身后事，则其熟知诸多内幕也固宜，所以其说恐怕并非无稽之谈。

此外，可以相印证的还有其他记载，如曼殊旧友、同盟会老会员刘成禺所撰《世载堂杂忆》，中有“苏曼殊之哀史”条（载《新闻报》1947年12月28日），亦云：“苏曼殊，日产也（注：通行本《世载堂杂忆》此三字易作“字元瑛”）。幼随母河合氏，适岭南商人苏翁”，如此则曼殊即世俗所谓“拖油瓶”也。至此笔者若有恍然大悟之感，因为如此一来，苏家没有善待幼年曼殊之举，才合乎情理。但即便如此，笔者也不敢必以为是。

之后笔者又得柳亚子、柳无忌父子编著之《苏曼殊年谱及其他》一书（北新书局1927年版），中收亚子《苏曼殊年谱后序》一文，才知道有关曼殊身世，其实可以说早有定论，已经无需再作考证了。柳文颇长，现仅就相关内容节录如下：

曼殊既殁，余为最录其遗事，成《苏玄瑛传》一首。顾疏略殊甚……且斯传匆促属稿，于曼殊少年时事，亦未暇广为疏证，第就所闻于曼殊故友台山马小进君者述之，虽余亦未敢确然自信。嗣检旧箧，得日本僧飞锡所撰《潮音跋》，盖曼殊手写见畀者。虽未刊入《潮音集》中，顾尝登载《太平洋报》，宜可征信。因以取校余传，则抵牾万状……尤可异者，曼殊家世，朋辈咸知其父为粤人，商于日本，娶日本女而生曼殊，挈之返粤。嗣母归父死，曼殊不为嫡母所容，因披剃为沙门。而《潮音跋》则言：“始名宗之助，自幼失怙，依太夫人河合氏生长江户。五岁，随远亲西行支那，经商南海，易名苏三郎。”又有说部《断鸿零雁记》者，世咸以为曼殊自传之作。亦言生父宗郎，生平肝胆照人，为里党所推。顾曼殊坠地无几月，即生父见背。母夫人综览季世，渐入浇漓，思携曼殊托根上国，故掣其身于父执为义子；使之离绝岛民根性，冀长进为人中龙也。综是二者观之，非特与余传文异撰，抑且于一切传说，都龃龉难通。记民国元年与曼殊同居海上，始读《潮音跋》及《断鸿零雁记》，即心疑其事。友朋中亦有以此相质者，而曼殊顾左右言他，深不愿穷其究竟。又曼殊于所撰著中，屡云“身世有难言之恫”，言哀己叹，感怆万端。余穿穴始末，疑曼殊家世，实如《潮音跋》及《断鸿零雁记》所言，而所谓远亲及父执者，直假父耳。曼殊早岁，或亦未尽闻知，俨然自以为苏氏子。（曼殊有《呜呼广东人》一文，痛斥华人入日本籍者，刊于《国民日日报》。知其少年时种族之见颇深。且当时似尚未详身世，否则必不愿为此露骨之言也。）及后知之，而又不欲明言。盖曼殊生十九、二十两世纪之交，旧时宗法、礼教诸观念，初未破除，宜其以母氏再婚，引为终身之憾事也。飞锡僧有无其人不可知，或出曼殊假托。顾《潮音》杀青时，此跋竟见摈集外。察其胸臆，殆有语默俱非者。又曼殊稔余喜事，尤嗜搜集朋旧遗闻，而此跋特以见畀，或亦为身后之计，而初非漫然欤。顾余昔为曼殊作传时，已悉忘此跋所云云，非后来启箧得书，亦不能不叹灵光之终閟也。年来称述曼殊者蜂起，余亦屡思撰一考证之文，而卒卒未果。会长夏溽暑，儿子无忌自清华大学南归省余，有《曼殊年谱》之辑，共相搜讨。因粗述余见，先为之序。他日有暇，当更撰《苏玄瑛别传》一篇，详其颠末云。

其后柳亚子又作《苏玄瑛新传》一文，关于苏曼殊之身世乃如下：“苏玄瑛，字子穀，小字三郎，始名宗之助，其先日本人也。王父忠郎，父宗郎，不详其姓。母河合氏。”其他如柳亚子《苏玄瑛新传考证》一文（皆收入《苏曼殊年谱及其他》）也可以参证。值得注意的是，柳在考证中又提出了一些疑点，虽然这些疑点有不少其实很好解释。例如柳氏提出，曼殊的祖父名忠郎、父亲名宗郎，何以不避雷同如此？其实，日人父子之名有同字，尤其都名某“郎”者实在多见，谓之常识也不为过。又如，柳氏提出：既然曼殊父母都是日本人，那他怎么能取得中国国籍，并且还能得到汪大燮（时任清政府留日学生监督）的资助呢？对于这两个疑问，但凡老于世故者，想必都能有简单的答案吧？

无庸多言，总之一桩公案，到此已经了结，好像没有什么谜了。且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玄瑛新传》行世不过几年，柳亚子忽然自翻旧案，又谓得人指点与苏氏后人通信，知曼殊确为中日混血云云（《苏曼殊略传》，见《文艺茶话》1932年第1卷第4期）。如此考证，似乎增加了一点说服力。不过早前亦有罗建业著《曼殊研究草稿》（1927年），云据曼殊所住广东地方传言，谓曼殊实为日本人。那么到底孰是孰非？毕竟家人所言可能为真，也有可能饰非；周围人言可能属实，也可能是蜚语。于是种种疑窦未减反增，此案又入葫芦提，任人猜测了。古人有“三世异辞”之说，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如今距曼殊之殁已经百余年，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愈加错综莫辨，奈何！

汪梦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