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先生是一个合格的文化人，不是一个合格的革命家。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孤身扛起“新文化”大旗，以科学和民主的旗号招摇呐喊，召集了一批诸如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骨干，推动国民的心思解放运动。当其编写的《新青年》杂志一发表刊印，顿时引起巨大轰动，被一些青年视为“空谷之足音，暗室之灯光”，给在迷茫中寻找国人往后之出路的有志之士以极大的希望，陈独秀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头羊。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交往最熟的是章士钊、苏曼殊二人，他们三人合租一屋居住。他自己酷爱西方文学，对雨果的《悲惨世界》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欧洲文学名著都涉猎了，没有一篇能与《悲惨世界》匹比的。同时他自认对“小学”(即音韵训诂)、《说文》考据最感兴趣，终其生都研究不辍。
一代风流苏曼殊
他说苏曼殊是个风流和尚，人极聪颖，诗、文、书画都造上乘，是大有情人，是大无情人，有情说他也谈恋爱，无情说他当和尚。苏曼殊作画，教人看了如咫尺千里，令人神往，其吟咏则专擅绝句，发人幽思，字里行间别有洞天。苏曼殊译拜伦、雪莱的诗都是用中国古体诗写出的，既不失原意又属重新创作，颇为奇妙。但又爱吃猪油年糕，实属假和尚。
苏曼殊作品：松下观瀑
有一次三人断炊，叫苏曼殊拿几件衣服去当铺当点钱来买吃食，哪知苏一去不返，他俩因不耐饥饿就睡了。午夜苏才回来，手上拿了一本书在看。他俩问他:“钱呢?买了什么吃的?”苏说：“这本书我遍寻不得，今天在夜市翻着了。”他俩说:“你这疯和尚！你忘记了我们正饿着肚子?”苏说:“我还不是一样，你们起来看看这本书就不饿了。”他俩气得连骂几声:“死和尚，疯和尚”，就蒙被而睡，而苏将这本书看到天明，直到看完为止。
他说，章士钊和他俩不同，不爱文艺而致力于政法，是一个十足的官迷。当时章和一个大佐夫人恋爱，被大佐侦知，写封信来要和章决斗。他们三人商量叫章逃避了才免了一场大祸，否则章早已死在那大佐的刀下，也就不能在段祺瑞执政时当什么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了。他说他们三人虽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志趣，但友情融洽，毫无芥蒂，可以称得上挚友。
赌博、嫖娼、抽鸦片、蓄妾的辛亥元老章士钊
除这二人以外，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他很钦佩章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对陈的“小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他说章太炎为人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还要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是一个文人无行的典型。
章后来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五千至一万元的润资，便是他人格庸俗的表现。他说章太炎尽管对中国文史有很深的造诣，但也有可笑的偏见，章太炎认为甲骨文是宋朝人的伪造，这一偏见让人看出章在这一方面的无知。
章太炎作品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陈独秀任北大文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长），他说蔡元培是-一个忠厚长者，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管是什么学说，什么主张，都可以到北京大学来讲学。所以那时他既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所谓新派教授，也请了辜鸿铭一类的保皇派教授。
拥有欧美13个博士学位的辜鸿鸣
陈独秀说，当时的北大是很有趣的，辜鸿铭上课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吸水烟，一会喝茶。
蔡元培能容忍他这样摆架子，一点也不生气。对于陈、胡、钱、刘等人，也不管他们讲什么学派，什么主义，即使他们把天吹得掉下来他也不管。一个讲座，任学生自由去听，也不阻止。陈很钦佩蔡的这种风格，说学术自由就应该如此。
他说对李大钊(守常)非常钦佩，十分敬仰，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从实质上看，他平生的言行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惨案，他曾亲临前线；张作霖要逮捕他，事先他也有所闻，但他坚持岗位，不忍搁下工作。最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面不改色，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先躯，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也不过誉的。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当时的人深刻得多。他对同志的真诚，也非一般人可比。寒冬腊月，将自已新制棉袄送给同志，青年同志到他家去，没有饿着肚子走出来的。英风伟烈应与天地长存。并自谦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在“五四”运动的前期，陈与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算是文字知交，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当时人们称为陈、胡、钱、刘四支大笔。陈入狱后，胡适曾到监狱探访，陈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狂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也是有贡献的。但他前进一步，就要停步观望一下，后来他走了一步，就倒退两步，这就难以挽救了。
当初我曾寄希望于他，同他谈马克思主义，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思想家，但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胡对陈说，你相信你的马克思，我相信我的杜威，各不相强，各不相扰，大家何必走一-条路呢?结果他从杜威走向蒋介石，走到华盛顿当了中国大使。
陈很为他惋惜。陈说，你若只作学术研究，也许不会被人鄙视的。胡适说，我也为你惋惜，你若不当政党领袖，专心研究学术，想来也会有所成就而不致身陷囹圄的。胡适告诉陈独秀，白话文学已建立起来，老舍、巴金、曹禺等是杰出的作家。陈问鲁迅、茅盾呢?胡答，不见他们的作品，这两位恐怕致力于文学为革命服务去了。胡的话带有讽刺意味。
陈、胡的私交比较深厚，胡适说，没有你的《文学革命论》，白话文学，难达今日之成就。陈说，没有你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学还会停在八股的牢笼中。
陈谈到刘半农，说他对音韵一道并没有什么研究，但在法国人面前大谈音韵，以为法国人不懂音韵，不料法国的音韵学家把他驳得体无完肤，使他面红耳赤，息鼓而逃。
一个人应该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精神去做学问，不知并不羞耻，强不知以为知，必然要大丟其脸，弄到无地自容。刘半农就是“猪八戒的妈妈飘海一丑死外国人”，应引为教训。
现在他死了,胡适写的挽联说：“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打油风趣，幽默情怀，当年知音者，无人不哭半农”。陈说，此联写得不高明,但余有同感焉。
关于钱玄同，陈独秀说当时他是最激进的人物，每篇文章都“左”得出奇，但是后来他不“左”了，也不激进了。陈说他要封存一切古书，并要废除汉字，你想他可“左”得出奇?
喊出“人活40岁就该枪毙”的钱玄同，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之父
谈到鲁迅，陈独秀说首先必须承认，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中短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形式、结构、表达各方面都超上乘，比其他作家要深刻得多，因而也沉重得多。不过就我浅薄的看法，比起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中国古典作家来，似觉还有--段距离。《新青年》上，他是一-名战将，但不是主将，我们欢迎他写稿，也欢迎他的二弟周建人写稿，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现在有人说他是《新青年》的主将，其余的人似乎是喽啰渺不足道。言论自由我极端赞成，不过对-一个人的过誉或过毁都不是忠于历史的态度。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我这个期待不会落空。
观陈独秀先生的一生沉浮，可用章士钊在1926年赠与陈独秀的话来形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俊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暗。”意思是说陈独秀就像一匹脱缰无拘的野马平坦大路不走，非得爬充满坎坷的陡峭的坡，从不吃回头草，就是要一口气往前冲，走到底。如此这般不走寻常路，放荡不羁，最后一口气没了，也还是会像普通的马一样倒地死去。
参考资料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