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晋献公诛灭公族以后，晋国宗族势力几乎消除殆尽，晋文公时注重培植异姓势力，代代晋君的重用，使这些晋国异姓家族的势力不断壮大，其中以狐氏、赵氏、魏氏、中行氏、先氏、胥氏等家族为代表。
这些异姓宗族中涌现了不少德才兼备、勇武尚谋的贤能忠义之士，也有一些谄媚惑主、误国误民的奸佞之人，当然还有一些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作用，故为毁誉参半之人。
一）贤能忠义之臣
跟随重耳流亡的五位贤士必然是忠义之士的首选人物：赵衰、狐偃、贾佗、先轸和魏武子，五人一路相随，不畏局势艰险，实为忠臣之士，其中赵衰和狐偃二人表现尤为突出。
赵衰事君以忠、深谋远虑，作为随从晋文公的五位贤士之首，赵衰跟从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期间不仅忠心耿耿，而且能及时劝谏晋文公，指出其做法的不当之处，是一个好臣子，更是晋文公的好伙伴，文公回国赵衰功不可没。
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指出：“文公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 司马迁在此言明赵衰在晋文公回国中所起的作用。狐偃亦是，为重耳舅舅，在关键时刻提醒重耳，重耳流亡至齐使，沉湎声色，不愿离去，当被强行带离齐国时，要拿戈打狐偃，此时狐偃不卑不亢，曰：“杀臣成子，偃之愿也。”
狐偃此言将自身生命置之于外，只为激励重耳继续前行，成就霸业，这是何等的忠心。顾栋高对晋文公流亡时期随臣的评价非常高，“余观晋狐偃、赵衰、胥臣三人，出万死不顾一生，从公子于外十九年，幸得返国，即使其才庸下，亦当居首功，况三人皆天下才。
此岂文公之德有以致之，殆亦气运使然，天生此三人以常晋之伯也。” 尽管《左传》中记载的贤士五人与《史记》有差异，但观顾先生此言不难看出当时晋文公身边的贤士实乃文公的肱骨之臣，助文公成就霸业。
当然，晋国还有很多贤能之人。如明智仁厚，尽职尽责，以大局为重的随会。当荀林父因战败请死之际，随会为其进言，并以当年城濮之战后子玉之死让文公高兴一事劝谏景公和荀林父，可见随会之以史为鉴的明智。
郤至更是忠心耿耿。晋厉公欲杀三郤，郤锜欲与士兵殊死一战，被郤至劝止，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乱。失此三者，谁与我？我死耳！” 郤至言忠义之士不应该反叛君王，明智之人不应该危害百姓，勇武之人不应该兴起叛乱，临死之际，仍然坚守这三条信仰，毅然赴死。
如此气节让人佩服。
还有晋悼公时期的魏绛，执法严明，大公无私、有远见卓识、居功不傲。当晋悼公之弟杨干扰乱了军队阵营时，魏绛秉公执法处死杨干之车夫。
并且帮助晋悼公安抚戎族，顾栋高于此曰：“魏绛之最得者在定和戎之策，以专事中夏，建息民之谋，使国力不竭，则既得于国本矣。” 不仅如此，魏绛还不贪功名，晋悼公十一年（前 562 年），因魏绛安抚戎狄，辅助晋国九合诸侯有功，晋悼公决定赏赐魏绛乐队，魏绛三次辞让才接受。“让，礼之主也。”
如此贤臣，不仅有智谋，而且讲礼义，不仅为晋悼公的复霸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后世贤臣的表率。
另外，赵氏家族中除赵衰外，赵夙为晋献公御戎，赵盾多次向晋灵公进言等，也表现出其对晋国的忠心，无怪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赵世家》云：“维骥騄耳，乃章造父。赵夙事献，衰续厥绪。
佐文尊王，卒为晋辅。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缚，饿死探爵。王迁辟淫，良将是斥。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史记·太史公自序》这里，司马迁对赵氏先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的赵夙、赵衰皆为晋国功臣。
（二）奸佞之臣
晋惠公时期的虢射乃一大佞臣。晋惠公四年（前 647 年），晋国遭遇饥荒，求助于秦国，秦缪公虽然不满晋惠公不讲信用的小人行径，但认为百姓无罪，不应该受到牵连，所以对晋国慷慨解囊，解决了晋国的饥荒问题。
而一年后，当秦国遭遇饥荒向晋国请求援助时，虢射不思秦国恩惠，反而落井下石，劝谏晋惠公借机讨伐秦国，还大言不惭表示此为天意。此等不知感恩、不与邻国和睦相处、不爱惜百姓之徒，实乃误国误民。无怪《史记评林》引王维桢语曰：“彼虢射者适足以败晋耳。”
晋景公时期的先毂，晋楚邲之战晋国战败皆因先毂的好战，不仅如此，先毂在酿成大错之际，不思悔改，畏罪潜逃，勾结翟国攻打晋国，如此通敌叛国的行径令人憎恶。茅坤评先毂曰：“先毂耻计之误晋，遂奔翟而叛，其族宜矣。”
判先毂做法，并认为其被灭族乃是咎由自取。《史记评林》茅坤批晋厉公宠臣胥童，以公谋私，陷害忠臣，可谓是劣迹斑斑。为了个人恩怨，在晋楚鄢陵之战楚国战败后，竟然不顾国家大利和国家尊严，暗地遣人向楚王谢罪，此人目中全无国家利益，只有个人私怨，其心胸之狭隘、鼠目之寸光着实让人厌恶。不仅如此，胥童还对晋国大臣赶尽杀绝，杀害三郤之后，仍不罢休，怂恿晋厉公铲除栾书和中行偃二人。
胥童为了在晋国稳住自己的地位，不惜杀害国之重臣，他的行为，破坏了晋国内部政治的稳定和平衡，也是因为他建议杀栾、中行二人，虽厉公没有采纳，但也为日后栾书、中行偃党人杀害晋厉公埋下了祸根，再次导致了晋国的内乱，说此人祸国殃民恐不为过。
当然，奸佞之臣并非只虢射、先毂和胥童三人，只是因他们行径恶劣，最为典型，故于此处列举。
（三）善恶交错的二重人格之人
同晋献公功过参半一样，在晋国卿大夫中亦有此等毁誉参半之人，杨树增先生言“由于社会斗争的多变性和复杂性，卷入社会斗争的人物也处于变化之中，《史记》人物形象也呈现出多变性与复杂性，不用说人物在社会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常有升降变化，甚至就是同一个人，此时期可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英雄，在彼时期又可能充当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丑恶角色。”
的确如此，历史人物不是一面的，有其复杂性和变化性，有其善恶交错性，《史记·晋世家》中人物好坏两极反差较为明显的要数先轸了。
先轸，历经晋文公、晋襄公二代国君，晋文公期间为文公出谋划策，城濮之战的胜利先轸功不可没，但在晋襄公期间，由于其好战贪功，为人诟病。先轸是作为晋文公流亡期间五人之一首次亮相于《史记·晋世家》的，在晋文公回国后，比较频繁地出现。
晋文公四年（前 633 年），主张晋文公报答宋国赠马之恩，以定霸业；晋文公五年（前632 年），当晋文公于救宋与攻楚之间难以抉择之际，先轸献计，一石二鸟之计，晋国不费一兵一卒，解宋围，推楚军；同年，晋楚城濮之战时，先轸再次献缓兵之计，为城濮之战晋国的获胜奠定了基础。
如此这般，在晋文公时期，先轸多次进言，在危急时刻出谋划策，助文公图谋霸业。但在晋襄公时期先轸的好战贪功为人诟病。秦晋崤之战，先轸执意攻打秦军，不顾晋国文公初丧，襄公初立，局势不稳，也不听栾枝之言，出军迎战，晋国虽胜，但由于襄公年幼，放虎归山，为晋国以后埋下祸根。
几年后，秦国卷土重来，攻占晋国王邑，夺取新城。于此，《史记评林》引《说苑》语：“先轸欲要功获名，则以秦不假道之故，请兴师要之崤，击之，匹马只轮无脱者，大结怒于秦。卒之国家十有余年，祸及大臣，忧累后世，故好战之臣，不可不察也。”
此言批评了先轸贪求功名、不顾大局的行为。不仅如此，凌稚隆亦对先轸的做法表示不满。“秦晋世婚，固不可相伐，况秦又德于晋乎？栾枝谓未报其施不可击者，善承先君之志也。先轸不引襄公于继述之道，致以凶服从戎，薄亦甚矣。” 此言批评了先轸的不顾礼义和不讲信用，亦指出其为人臣未尽其职，未正确指引襄公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