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加缪（1913-1960），法国作家，哲学家和"荒谬哲学"的代表，因其在"局外人"，"瘟疫"，"西西弗斯神话"和"反叛者"方面的工作而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局外人
作者： 阿尔伯特·加缪
译者： 金正日
版本：读者文化
江苏凤凰文学出版社
三月 2019
瘟疫
作者： 阿尔伯特·加缪
译者： 刘芳
版本：上海翻译出版社
2013 年 8 月
西西弗斯神话
译者： 沈志明
加缪手翼
译者：黄新辉
版本：凯镇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八月 2019
同名电影《第一人》（The First Man，2011）的海报，根据加缪的遗产改编。
今天，法国作家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在一场车祸中丧生整整六十年。他用肺结核患者软弱无力的手，写下了无数振奋人心的话语，用悲伤的眼神，见证了一个小小的个体对虚无的反抗，对绝望的反抗，对幸福的追求。加缪以他不屈不挠的勇气，维护了人类的良知，"为那些被世纪不幸毒害的人带来真实而有意义的幸福"，成为一代传奇。
加缪曾经说过："我们的时代就是这样一团火，它不可阻挡的火焰，会把我们很多作品烧成灰烬。然而，剩下的作品，他们的铁甲将变得更加坚不可摧，我们也会分享灵魂的喜悦。"他的话无疑是这团火的结晶，它们幸存下来，与我们共存。他曾经引用斯托达德的话说："我的灵魂是一团火焰，如果它不发光，它就会被破坏。"这团火焰正在穿越时空燃烧，至今仍在全世界读者心中燃烧。
加缪之死：克格勃策划的谋杀？
近日，一则与时事无关的新闻报道突然登上中国互联网：法国著名作家加缪可能不是死于车祸，而是死于克格勃谋杀案。这种耸人听闻的观点来自意大利学者乔瓦尼·卡特罗尔（Giovanni Catterall）。早在2011年，他在一家意大利报纸上写道，他在捷克作家扬·扎布拉纳（Jan Zabrana）1980年的日记中发现了加缪死亡真相的线索，他提到一位消息灵通的消息人士告诉他，加缪的车是被动的，最终导致了一场车祸。2013年，卡特利的书《加缪之死》（Camus's Death）在意大利出版，详细介绍了他的猜测。该书的法文版于2019年出版，原书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引起了全世界的争论。卡特利认为，法国和苏联将从加缪的死中受益，因为加缪对苏联霸权的毫不妥协的揭露与法国希望改善与苏联关系的国家政策相矛盾。在一次采访中，卡特利说：
"法国和苏联政府，包括法国共产党，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准备苏联领导人对法国的盛大访问。从1960年3月23日到4月4日，这是一次为期11天的非凡访问：一次真正的环法自行车赛，必将带来法国和苏联之间的伟大友谊。在此场合不得发出任何抵抗的声音。我们可以想象阿尔伯特·加缪对赫鲁晓夫的攻击，以及他可能挑起的媒体狂热将如何摧毁苏联在公众舆论领域的形象，直到两国之间的融洽关系受到威胁。这对在职领导者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我相信正是为了避免这样的失败，才有人决定除掉加缪。"
为了阻止赫鲁晓夫访问法国的起起落落，并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在法国，杀死加缪，这是多么荒谬啊！难怪这个想法立即遭到了欧美大量加缪专家的攻击，包括加缪的女儿凯特琳·加缪，她完全反对。更重要的是，整本书提供了各种间接的记录，但没有证据表明真正的锤子音调。所以这个关于加缪之死的阴谋论可能只是一个噱头，但其宣传者的心态值得思考。当被问及他最初如何对加缪之死的官方说法表示怀疑时，卡特利回答说：
"从我发现加缪的作品，特别是他如何参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开始，我就一直觉得，几乎确信，使这位伟大作家成为受害者的事故不可能是偶然的结果，而是他以前的行为。
"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结果"，这些话说明了一切。所以，无论是卡特利的研究动机，还是互联网上对他观点的狂热，除了人为的炒作，它本质上都是一种心理契合：我们不能相信像加缪这样的作家真的会死在车祸中，如此简单、粗暴、毫无道理，从世界上消失了。这使我们不忍，不放弃，让我们不理解。我们需要一个理由，为什么克格勃的出现恰到好处地填补了这一点。我们不想承认荒谬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残酷地发生在生活中，尽管加缪本人在他的著作中一再证实了荒谬的存在。
日常生活的荒谬性也许比政治谋杀更可怕和令人震惊。它让我们想起了《局外人》和为小说设计的背景加缪：不是动荡、振奋人的战争年代，而是平淡无奇的、几乎平庸的日常生活。但恰恰如此，荒谬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来刺激，而是沉默却无处不在地笼罩着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无处可逃。加缪的死再次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将这一点带到了我们眼前。
也许我们会悲观地认为加缪最终会死于荒谬。但加缪早在二十多岁时就已经想清楚了："相信死亡会开始另一种生活，这并不让我感到高兴。对我来说，死亡是一扇紧闭的门。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必须跨越的门槛，我是说这是一个可怕的，肮脏的事故。"我害怕死亡，因为它把我与世界隔开，因为我错过了活人的命运，而不是永恒的天空。
每个热爱生命的人都无法逃脱死亡，但这并不妨碍他充分生活，也不妨碍他怀念生者命运，面对死亡。正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在为加缪写的悼词中所说，"当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在门的一侧写下了每个与他一起生活，对死亡有预感和仇恨的艺术家想要做的事情：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一位杰出的作家和"资本家"
加缪于1913年11月7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当时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海外省。出生后不到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父亲应征入伍，在河人的战场上被枪杀并受伤，不久后在后方的野战医院去世。他父亲的去世使这个家庭陷入赤贫，她的母亲不得不把年幼的加缪带到阿尔及尔郊区的贫民窟贝尔库尔，与她严厉的祖母住在一起。失去父亲，母亲半聋，家庭文盲，甚至家里没有书，这些都是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小时候物质生活的情况。
在17岁时，加缪患上了当时无法治愈的肺结核，一度受到死亡威胁，但也磨练了他的意志，使他在年轻时就有了生与死的感觉。在几位学校老师的帮助下，加缪得以完成基础学习，并逐渐走上了靠言语生活的道路。
1933年，加缪进入阿尔及尔大学学习哲学和古典文学，并深入阅读了斯图达、陀思妥耶夫斯基、马罗，特别是纪尧姆的作品。第二年，他与西蒙娜·艾耶尔（Simone Iyer）结婚，但艾耶尔沉迷于毒品，并与他的私人医生有染，这对夫妇在一年多后离婚。加缪随后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两年后被开除，因为他指责该党领导人不支持深受殖民压迫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他们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加缪和他的朋友们以西班牙人民起义为主题，集体撰写了由夏洛出版社出版的戏剧《阿斯图里亚斯起义》。1937年，加缪的绝对处女作品《无论如何，积极》问世。不久之后，他在帕斯卡尔·皮亚（Pascal Pia）的推荐下加入了阿尔及尔共和国，在那里他开始了他的作家和记者的双重职业生涯。
1940年，加缪与弗朗辛·福尔结婚，并为《巴黎晚报》工作。他还加入了一个反对德国入侵的秘密组织，负责情报收集和地下报纸出版，并参与了《战役报》的筹备工作。1942年，《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出版，广受好评。在萨特的戏剧《苍蝇》首演后，加缪与萨特和波沃娃等年轻知识分子会面并进行了密切的互动。他还被授予抵抗勋章，并担任加利马出版社的文学顾问。然而，在1951年《反叛者》出版后，加缪和萨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终完全破裂。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加缪写了一系列小说、戏剧、散文和政治理论。1960年1月4日，当加缪的创作生涯达到顶峰时，他在一场车祸中不幸身亡，但他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遗产，《第一人》，在1994年由他的女儿编纂出版后，在文学界再次引起轰动。
在他的一生中，加缪为1930年代阿尔及利亚卡比利人的悲惨生活写了一长串的纪录片文章，呼吁整个社会改变对阿拉伯人的歧视性眼睛和掠夺性法律，这是公平的;他对现代社会中人类的荒谬和反抗有深刻的见解和透彻的理解。古希腊的"四个德国人"在他身上得到了如此的再现。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也是人民的著名首都，加缪当之无愧。
"在伸张正义之前，我会先为我的母亲辩护。
加缪短暂的47年人生，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酷、最疯狂的半个世纪，是战争、屠杀、流放、集中营和原子弹的黑色时代。其中，他参与最多，个人伤害最大，毫无疑问，阿尔及利亚战争。他的和平理念被交战双方抛弃，遭到无数同时代人的致命围攻，不得不陷入沉默，流亡祖国。1957年12月13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强行闯入的阿尔及利亚学生问加缪为什么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事业保持沉默，加缪只是以一只后视之见回答说："我相信正义，但我会先在正义面前捍卫我的母亲。"
这也许是加缪一生中面临的最受质疑、曲解和斥责的句子。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在加缪的语言中，"母亲"并不是指"祖国"，尤其是"法国"，在自传体小说《第一人》中，加缪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因此，"母亲"与"正义"的冲突，绝不是母亲与民族独立的意识形态冲突。加缪所捍卫的是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母亲受到恐怖袭击的威胁，她母亲所代表的人之间的亲密友谊，以及面对他母亲象征的暴力时所有无辜和脆弱的生命，这是身体上的正义;
加缪不仅支持阿拉伯人寻求平等生活，而且在1937年至1957年的二十年里，他一直关注阿拉伯人的困境，比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更了解他们的痛苦，并对法国政府政策的无能感到愤怒。他赞同阿拉伯人要求独立，但他不能接受他们用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对无辜者的恐怖袭击。
在《起义》中，加缪曾经说过："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的终极悖论是，它通过一长串无休止的不公正和暴力来追求正义。"这种逻辑是加缪绝对不能同意的。加缪坚持认为，真正的正义不是源于暴力，而必须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信任。他相信正义，坚定地把以"母亲"为代表的"个人正义"置于"正义"的"群体正义"之上。但他失败了。面对血腥的现实，加缪过于坦诚的人道主义理想或许显得无足轻重，但他直到去世才放弃和背叛自己的地位，其中的价值取向不能不被触动。
在这一点上，他一生的朋友和敌人萨特对他的悼词也许是最准确的："他固执，有限和纯粹，严厉和肉体的人道主义挑战了我们这个时代广泛而丑陋的秩序。但正是通过这些顽强的斗争，加缪重申了在一个真金白利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占上风的世界里存在的道德价值。"
"我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
加缪一生中最大的对手，包括这些特定的人和事，或许能一般地把它归为一个词："荒谬"。虽然他与荒谬的战斗是胜利或失败，但他从未举手承认失败。所以不要被局外人愚弄，加缪本人绝不是被荒谬吞噬的"局外人"。正如加缪所说，西西弗斯"离开了山顶，每时每刻都逐渐深入众神的洞穴，他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推的巨石更强壮。"这也可以看作是加缪自己的生存信念。
在前往山脚的路上，西西弗斯知道他试图推上山的巨石仍然会滑落，但他选择再次用肩膀击退荒谬的巨石，并承担了一切。正是这种清醒的意识，使他的行为变得英勇，使他不同于一个推石头的奴隶。因此，推动巨石，原神对西西弗斯的惩罚，成为西西弗对生命意志的磨练。虽然荒谬仍然笼罩着世界，尽管他无法逃脱，但命运不再受神灵的摆布，而只是他自己。西西弗用向上的攀登重新创造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开始了荒谬失败和人性的胜利。当他用肉体力量推动痛苦和荒谬的巨石时，关于永恒惩罚的负面神话变成了探索生命意义的悲剧动机。
对于加缪来说，每个人都必须而且必须面对他生活中的荒谬及其变体，但它们绝不是生命的终结，更不用说生活中的一切了。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建立新的行动准则和对生活的态度，并努力恢复人的尊严。加缪闯入了这个冰冷、贫瘠的世界，心中充满了"永不熄灭的太阳"的热量。他知道"荒谬源于人类的召唤与世界的无理沉默之间的对立"，他知道在人类的生活中，它注定会遇到一种荒谬的感觉，这种痛苦伴随着痛苦，但他也表示，他不能忽视"让我感到强大和勇敢的世界"，不能"固执地否认触动我的东西"手掌和嘴唇"。正是在这里，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加缪将来会强调他"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这与他与萨特的友谊破裂无关。
在思想的根源，加缪相信世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质，并不是一切都是产生和选择的。加缪反对"将价值放在行动的尽头"的现代哲学。判断价值的标准是加缪的先验标准，坚持尊重生命的本能，这与他没有形而上学思维的直接面对生活有关。加缪的世界有一个坚实的果实核心，它来自他简单的生活经历，来自他眼睛的凝视和双手的爱抚，不是纯粹的逻辑推测，不是巴黎主人骄傲的儿子们的清晰对话。这就是为什么加缪也否认自己是"哲学家"，尽管他的著作并不缺乏抽象思维。
"感受地球与自我之间的联系"和"重现普罗蒂诺在地球上渴望的和谐"，可以看作是一个充满荒谬的作家最深沉的意志。"要保持純潔，你必須回到靈魂的家鄉，在那裡，與世界的親屬關係變得可察覺，在那裡，血肉之躯再次與下午兩點鐘的暴力脈搏聯合起來，」加母說。"人与世隔绝，造成了荒谬，这是每个现代人必须面对的'命运'，也是每个勇敢的人必须承受的痛苦，当他们再次坚定地踏入世界时，爱就可以为它而生。
在加缪看来，如此清晰明了的爱情，就是真爱。"没有对生活的绝望，就没有对生活的热爱，"他早年写道，这绝不是一个夸张的悖论。这种看似不可调和的冲突，造就了加缪独特的诗意，让读者即使在他冰冷、刀子般的文字中也能观察到一种深深的温暖，让我们知道，面对无法逃脱的荒谬和死亡，仍然有值得追求和坚持的幸福。
"我抗拒我们的存在。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说，荒谬源于人与世界的对抗和碰撞，一个认识到荒谬的人不可能回到曾经麻木的状态。在《反叛者》一书中，加缪认为，反抗应该用来对抗荒谬，人类只有在与黑暗面的永恒斗争中才能重新获得存在的尊严。没有这样的反抗，荒谬只能导致人们自杀，只会是一种逃避和屈服。
与此同时，加缪心中有了新的野心，他要从个人的孤独中走出来，融入更广阔的人类，于是他写下了一句震耳欲聋的话："我抗拒我们的存在。把个人的"我"延伸到集体的"我们"，把个人自身的内心斗争引向一群人全力以赴的斗争。这种抗拒将使一个人能够从自己的孤独和个人逻辑中走出来，他仍然会为自己而战，同时与他人和他人而战。这是加缪对人类的伟大爱，也是他真正的理想主义所在。
正如罗杰·格雷尼尔（Roger Grenier）在《阿尔伯特·加缪：阳光与阴影》（Albert Camus： Sunshine and Shadows）一书中所说，"如果他最初的分析导致了荒谬，那一定不能让他满意，而是要找到一条出路，去追求抵抗和爱。在《反叛者》中，加缪直截了当地说："所以人们知道抵抗不能放弃一种奇怪的爱情。那些既不能在上帝里，也不能在历史中找到位置的人，必须为那些像他们一样无法生存的人生存下来：为所有那些被侮辱的人而生存。然后，最纯粹的抵抗将跟随卡拉马佐夫悲伤的呼喊：如果人们没有得救，那么拯救一个人又有什么用呢！"加缪在他的著作中用人性之光的力量，见证了他以生命的名义在地上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当加缪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在个人演讲《艺术家和他的时代》中强调，"美，即使在今天，特别是今天，也不能为任何一方服务，从长远来看或短期内，它只能为人类的痛苦和自由服务。"这就是他所做的。他说："艺术家，在他道路的尽头，会原谅，而不是评判。这是加缪作为一个尊重和爱的作家，他是一个真正的仁慈的人，这浸透了加缪对人类拳头的爱。
"卡夫卡唤起同情和恐惧，乔伊斯唤起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尧姆唤起尊重，但除了加缪，我想不出任何其他现代作家可以唤起爱，"桑塔格在加缪的日记中说。用加缪自己的话说，"艺术家真的捍卫了他们对同类的爱。这种将加缪与世界、他人和自己联系起来的深爱，使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局外人，而是一个叛逆者，为所有人射出"最强大的自由之箭"。
加缪曾经说过："我一直认为世界没有非凡的意义。但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有道理的，那就是人，因为人是唯一生有意义的生物。"加缪一直在寻找人类不可磨灭的人性，这是他一生所画的。瑞典皇家学院授予加缪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一句话："就加缪而言，他已经远离虚无主义。他认真而严谨的沉思，他试图重建被摧毁的东西，并在一个没有正义的世界里伸张正义，所有这些都使他成为一名人道主义者。"
加缪在工作中燃烧的火焰不会再熄灭。我们都会像他一样，在这个荒凉的世界里，艰难但决心继续前进。
"那些相爱但又分开的人可能生活在痛苦中，但这不是绝望：他们知道爱是持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流着眼泪生活在流亡中。我还在等待...我总是可以扬帆起航，无视绝望。"加缪的创造和生命远不止是一种等待的姿态，他已经起航了，死亡无力打断它，我们会跟着它走。
□ 张波（巴黎索邦大学法国文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