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硕，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汉代墓葬艺术》，谢格兰、奥古斯都·吉尔伯特·德·瓦赞、让·拉蒂格著，秦琦、李海燕译，文物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341页，136.00元
两三年前，我就知道秦琦正在翻译法国学者维克多·西加伦（Victor Segalen，1878-1919，加兰的旧译本）访问中国西部古迹的结果，当时他偶尔会在微信上问我，法国人今天在哪里。大概在秦琦的印象中，我跑了很多地方，也许是碰巧卷入其中。事实上，我对谢格兰远征的旅程只零星地知道，它起源于多年前阅读冯承轩翻译的《中国西部考古学》，作为中国图书局"世界汉学丛书"的一本小册子，与他翻译的伯奇和吐温的同一本书一起出版。冯翻译的早期，短而简，古代，我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只记得这一点与作家、学者、海军医生等法国人的多重身份，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旅行的文字范围很广，很擅长拍照，镜头最喜欢被暴露在古代陵墓的荒野中。多年来，我在研究汉唐墓葬时，有时会寻找旧照片以供参考，而谢杰兰的照片往往是第一个想到数据库的。
图1，1935年以法文版出版的《汉代墓葬艺术》
年初，我收到了文物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汉代古墓艺术》，却发现秦琦和旅行法学者李海燕翻译的书，法文名叫《L'Art Funéraire》，是1923年和1924年出版的两卷的续集， 法国使团对关中秦汉陵墓和他们调查的四川汉墓的主题研究于1935年在巴黎出版（图1）。这三卷书合在一起，分别是《中国考古学》，是对 1914 年探险记录的简要翻译。与谢先生一起，奥古斯托·吉尔伯特·德·瓦辛斯（Augusto Gilbert de Voisins，1877-1939）和让·拉蒂格（Jean Lartigue，1886-1940）是谢格兰探险队的资助者之一，他们在谢格兰去世后，花了大量精力为格梅尔博物馆组织、写作和出版了《吉兰探险报告》。这本书是拉尔蒂格编纂和出版的结果之一，根据该书，伯奇和（保罗·佩利奥特，1878-1945）审阅了整个手稿，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并添加了一些注释。拉迪格后来成为法国海军的一名高级将领，并在1940年的德国轰炸中丧生。
珍贵的记录
在伊曼纽尔-杜阿尔德·夏凡纳（Emmanuel-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1914年四川-山山探险队的焦点被选为秦汉墓葬的遗迹，四川也注意到了古代佛教的遗迹。本书的导言明确指出，这种学术目标的制定是因为"汉代艺术对东亚整体艺术发展的影响不亚于对政治制度和历史发展的影响，但世界对汉代之前的中国艺术一直知之甚少， 因此没有必要判断汉朝是中国艺术发展的高峰还是起点"（第3页），因此希望从实地调查中获得可靠的物理信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早期的考古调查活动中，很少以某种类型的遗产为极限和某种类型的遗骸来设定明确的学术目标。
图2，秦始皇庐山陵墓，谢格兰1914年远征
图3，韩承帝陵，1914年谢格兰远征队拍摄
翻开这本百年古籍，借助黑白照片、制图、素描和详细的文字记载，秦始皇陵（图2）和西汉陵（图3），四川表面保留着几座汉代石兽和铭文，沿渭江等河流雕刻的悬崖墓葬，相继流传。这些古迹，我基本跑遍了，其中运河县汉语是跟秦琦等学者一起考察的。秦琦曾对泉县汉禹保存最完好的神府俊轩做过研究，发表于2017年，《图画世界：神府俊君的视觉程序与符号结构》（《古墓葬艺术研究》系列四，湖南美术出版社，20 17年），关注今天的神府君宇是一个重要的受保护古遗址，位于一堵平坦的石墙内（图4）， 而谢格兰考察看到墓地还可以显示地貌特征的位置——"流经河流的山沟，将山体形态隐藏成一层又一层的小突起，这种景象，只有乘船顺流而下，路到土溪镇， 能看得清清楚楚。"美丽完整的石丘与杂草丛生的荒地形成鲜明对比。虽然不能说法国人描述的风景是原始的东汉，但无疑比我这一代人所看到的更接近历史场景（图5）。近年来，当地政府为神府俊宇修建了保护棚，在文物得到较好保护的同时，与周边景观的联系已在一定程度上消失（图6）。
图5，沈府俊轩双宇、谢格兰1914年远征
图6，神府俊轩在防护棚内，秦琦2021年拍摄
从《汉代古墓艺术》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位著名的汉蕃——平阳省君宇一百年前的脸，都站在田野里，下半身被田野覆盖，离稀疏的树木和隆隆的山丘不远（图7）。如今，绵州市外的这片地区，乡村横跨渭江，早已是繁华的城区，背靠双禹，现代绵阳科技馆拔地而起。两千年前，杨氏的后代走过这对符号，在另一个世界的入口处与他们的祖先交谈，两千年后，绵阳市民走过他们，探索科技世界的奥秘（图8）。
图7，平阳府军双宇、谢格兰1914年远征
图8，位于绵阳科技馆前方，平阳省俊军，马博汇拍摄
秦琦的博士论文研究了汉代陵墓的石兽，谢格兰的作品也带来了启示。秦琦2013年发表的《四川泉县汉金石兽新发现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2013年第2期）指出，协歌兰探险队在县内发现了一个直上身、蹲着的石兽，还进行了拍照和素描（图9、图10）。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石兽仿佛消失在运河县的山山之间，再也没见过记录。2003年，当村级公路在县城建成时，工人们在土溪镇昭家村附近的基层土层发现了两只石兽，其中一只与上述谢葛兰记录完全吻合，当同样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时，这一发现促使秦琦重新讨论中国早期石兽的来源和传播路线（图11）。我认为，意识到谢歌兰探险队的工作保留了大量可能因时代变迁而丢失的历史信息，或者从中找到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线索，应该是秦琦翻译的主要动机。
图9，赵家寨石动物肢体发现地点，谢格兰考察队1914年拍摄
图10、"坐虎形石雕"素描，谢格兰画
图11，坐石兽，泉仙博物馆藏品，秦琦2015年拍摄
注意遗骸的完整性
自现代考古学建立以来，古墓已成为发掘和研究的重要对象，而"墓葬艺术"近年来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领域，因此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墓葬研究不存在理论合法性的问题。1914年，在被认为是中国对仰光遗址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七年后，当谢葛兰探险队踏上旅程时，1921年，瑞典安特森号在地质调查的支持下被挖掘出来，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学科仍在进行中。谢格兰的学术资源不外乎两点：一是中国文学史传统涉及墓葬的内容，虽然这方面可谓是无穷无尽的书籍，但可获得的信息有限，无法发展成为独立的研究方向;
谢格兰远征队没有金石的框架，没有信仰和禁忌的束缚，明知是了解汉代艺术最可靠的方式，这是非常可预测的学术判断。他们意识到，在厚葬观念和技术交流的影响下，埋葬艺术在汉帝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汉代的艺术活动中占有非常关键的地位。但它也提醒人们，像任何国家一样，汉朝的顶级艺术家不会聚集在墓葬领域工作，其余的墓葬艺术作品并不代表他们同时代人的一流品质。两端的"局限"，仍然是今天研究汉代墓葬艺术乃至中国古代墓葬的背景色。
由于条件和能力的限制，谢贺兰探险队没有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除了进入嘉陵江，沿渭江的一些悬崖墓葬，以及四川北部流传下来的东汉人像砖墓作为"包三面墓"，他们的工作基本上集中在地表遗骸的调查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法国人凭借其海军背景，进行了先进的测量工具和细致的测绘，导致测绘和书面记录在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方面远不如传统的方志和金石著作（图12）。
图12，平阳省谢格兰，景节测绘，拍摄
该团队非常重视遗骸的完整性。在对四川省汉语的调查中，团队积极寻找墓葬、神道墓和墓葬之间的位置关系，或者包括了墓葬所处的空间环境。在对关中秦陵和汉陵的研究中，团队不仅注意到密封土的外部形式，还对其建造过程进行了技术分析。例如，根据有限的材料，谢格兰从墓葬、墓葬、墓葬器材、墓葬产品等方面对汉墓地的下部进行探索。团队关注的几类物质的遗骸，依然是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他们的研究方法应该说是长期领先的，相信今天的学者没有阅读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名业余考古学家，谢格兰在墓葬研究领域做出了前瞻贡献。
什么是"雕塑"？
《汉代墓葬艺术》突出了谢格兰远征队对汉墓石雕的关注，包括墓葬、纪念碑、兽等。这不仅是因为石雕仍停留在表面上，比较容易参观，更重要的是，谢格兰以他熟悉的西方艺术史知识体系为背景和参考来研究汉代艺术，雕塑是西方艺术史的三大研究范畴之一。谢燕益指出，金石影响的负面结果是"没有文字铭文的遗骸往往被忽视，即使他们的雕刻技巧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水平"。该团队的工作为许多知名和未知的石雕留下了极其详细的实地考察记录。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谢格兰在考察关中西汉陵时遗憾地说："除了下一章要解决的特别重要的例外，所有陵墓和墓地中始终没有雕像，客观上限制了汉代墓地在艺术史层面的价值。（第16页）
如何看待和处理传统与西方研究的关系，是大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个时代的主题在艺术创作领域同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中国艺术史的新研究中也起着明显的作用。中国当然早就有了立体造型艺术，但自身的文化传统却没有西方的"雕塑"概念，甚至"雕塑"这两个词也是"雕塑"和"塑料"这两个词的结合，已经注入了现代学科的内涵，以对应西方语言的雕塑，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在这一学术创作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西方的学术观念和方法为标准，将中国历史上的立体艺术作品汇集在"雕塑"的概念下，从而决定了今天仍能看到的各种版本的"中国雕塑史"的内在合理性。
然而，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以外形为选择标准的西化"中国雕塑史"，也存在将不同文化内涵的立体作品简化为同一类别的风险，例如佛像供信徒观看，埋葬的坟墓被置于同一语境中进行形式分析。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大量的"雕塑"，本来就不是以艺术的名义制作的，有的一些一开始就没有陈列或装饰。如果不能澄清工作的性质，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解。
图13，何去墓内石雕"马塔胡努"，谢格兰远征1914年拍摄
在对最著名的石雕《马塔浑努》（图13）的研究中，谢格兰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从雕刻技术来看，早期的中国人还没有掌握镂空石的艺术，大型石雕也需要通过整体形式严格对称来巩固作品的平衡。然而，后来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早在汉代之前，空心雕刻对中国工匠来说并不困难。近年来，何锡林分析了所谓"何去墓"的知识生成过程，认为整个土墩都在构建一个虚构的仙境世界，以表达不朽和永生的概念，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覆盖着土墩的石雕的含义（重新思考"何去坟墓"， 艺术研究2009年第3期）。郑岩进一步指出，马腿之间不是凿"不能"，而是"不为"，石雕与大地连接一体，这是工匠们充分考虑这些雕刻的功能和意义而做出的主动选择，因此作品的风格需要更具体的历史诠释（背后风格——西汉禾对墓碑雕刻的新探索， 陕西历史博物馆，第18辑，秦出版社3，2011）。
《汉代陵墓艺术》是他山的一块宝石，在为当今学者提供宝贵信息和启发思想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不过时的问题：如何从中国自身的文化艺术传统中产生问题，找到研究方法。
责任编辑：于淑轩
校对：徐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