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是“文革”尚未结束的1974年，距今已五十年了。
认真回想起来，我最初的写作，包括对生活建立一些基本的认识，母亲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和影响。我的母亲是一个慈蔼、谦和，不与人争高低，甚至能做到逆来顺受的这样一种性格的女子。她出生于一个手工业主的家庭，我的外祖父做木工出身，脑子比较灵活，从上海浦东乡下来到杭州，业务慢慢做大，能独立承揽一些有一定规模的建筑项目。后来抗战爆发，外祖父带着他的三个女儿四下逃难。母亲是他的第二个女儿。逃难中母亲的姐姐被日寇炸死。母亲流落到了江西广丰县的一所中学读高中，在那儿认识了我的父亲，不久后恋爱，成婚。至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她随同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现今南京大学）飞机发动机专业的父亲来到了当时苏北行署所在地的扬州。1952年，父亲由苏北行署农林科被抽调去组建彼时扬州的第一所大学：苏北农学院，筹办农业机械系。母亲则在新建的学院图书馆做起了资料员的工作。随后的几年里，我的二姐、我、弟弟和妹妹陆续出生，较为密集的生育使得母亲的身体一直比较瘦弱。六十年代初，农学院有过一次对在职人员进行压缩和调整的行动，母亲在那次行动中被劝其离开图书馆的岗位，安排她到郊区的一所农村小学任教。母亲人老实，平时不太讲话，对这样的安排，尽管感到委屈，但仍无条件地服从了。其后的几年里，她又被调到距扬州市区20多公里的江都县实验小学和距离更远些的江都县张纲中学任教。
母亲读书时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在张纲中学前后待了近十年，主要从事高中英语教学。也就在那些年里，我曾跟随母亲陆续去往那所农村中学或长或短地住过。那时我已在扬州市里读中学了，只是因为“文革”当中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比较松，向老师请个假，十天八天不去学校也没人会问。母亲独自一人远在几十里路外的乡村学校，每至夜晚，那所连围墙也没有的学校，真的是如死一般的寂静。孤单的母亲有时带上我是为了有个伴。
早晨我和母亲一道去学校的伙房打稀饭，稀饭装在一只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搪瓷缸里捧回宿舍。稀饭熬得挺稠，母亲告诉我，那里面放了食用碱。做饭的师傅姓王，见到我常常表现出挺喜欢的神情，母亲让我叫他王叔叔，他笑笑，叫我小三子（我在家中排行老三，是母亲跟他说的），时不时地会当着母亲的面夸我几句。早餐除了稀饭还有馒头，有时候还能吃到花卷或咸菜馅的包子。每天能和母亲面对面地坐在一块吃饭，早晨的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我和母亲的脸上，我感到特别的温暖。
张纲是一个不大的小镇，但却有点历史了。老街上有一条不是很长的麻条石铺就的道路，两边是一些各种各样的商店。记忆较深的，是镇子的东头有一座水闸，一些卖鱼虾等水产的商户，在水闸旁的那座桥上吆喝各自的生意。母亲有时候会买些蔬菜或鱼虾，在宿舍里用煤油炉来制作，改善一下星期天我们母子的伙食。有两次弟弟和我一块去母亲那儿，好像是夏天，我们和其他老师的孩子一道用自制的小钢叉，在学校的池塘里捕捉青蛙，跑啊叫的，玩得十分开心。
也有些星期天，我和母亲一道回扬州家里。从张纲镇可以坐车去江都，但母亲为了省些车钱，有时带着我走小路，步行约七八里地可到达江都长途车站；然后再乘一个多小时的车才能到扬州。每次同母亲一块步行，沿途看田野里的庄稼，蜜蜂、蝴蝶在油菜花地里飞来飞去，农民们扛着农具在田埂上行走或在地里干活，觉着那些画面都很美，心情也特别放松，感觉自己也成了一只自由自在飞翔的鸟。有时候跑得头上出汗了，母亲会停下来，从那只每次回家都会提着的柳条篮里，拿出从镇上小店买的金刚齐给我吃，让我歇歇再走。
我注意到，母亲在学校里教书，对其他老师都很客气，校园里无论碰到谁都会主动跟人打招呼。“文革”当中那位叫做王淑媛的女校长被斗争她的学生把头发剪成了“阴阳头”，罚她在学校里打扫卫生。母亲每次在路上碰到她，从不刻意回避，而是毫无顾忌地叫她一声王校长。
记得在当时的背景下，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学生们上英语课大都马马虎虎，不肯学，母亲在课堂上拼命提高嗓门，教得很吃力。尽管课堂纪律不好，但母亲似乎从来不骂学生。若干年以后，母亲在扬州病故，她当年的学生赶到我们家中吊唁，说起母亲那些年在课堂上苦口婆心教学的情景，一再地向我们表达歉意，说长大后尤其是工作以后才慢慢懂得孙老师（我母亲姓孙）在当时那样的年代肯得那样教学生有多么地了不起。
到我开始读高中的时候，正赶上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学校注重抓教学了，成绩好的学生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回忆起来那一阶段我在学习上知道用功了，写作文也有了较显著的提高，而且还会在老师布置的作文以外，主动写一些自己命题的作文。我把这些小作文拿给母亲看，母亲总是很高兴地说写得蛮好，她还把我的课外作文簿带到她的学校，请当时担任教导主任的张松卿老师、高中语文组的组长范鸣国老师看，让他们来指导。记得有一次我看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几十行的诗，两位老师都很用心地对诗作做了批改，给出了让我深感振奋的评价。母亲的这些举动，对我后来比较自觉地爱上写作，包括一种自信心的建立，我以为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母亲和她所在的那所乡村中学，在我少年成长发育的阶段，的确给了我许多终身受益的东西。和她相伴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母亲身上所表现出的亲切、善良，随遇而安，与人相处中的挚诚，对人的尊重，以及日常生活里的节俭、勤勉，和物质并不丰富情况下的自得其乐，这些向上且美好的精神品质，成为我一生努力学习和要求自己做到的基本要素。五十年来，工作以外我一直坚持写作，不同的年代尽管写作的侧重点和表现体裁有所变化，但有一个基调是我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对于身边的人和事我总投以关注的目光。他们，或是我工作中的同事，或是有相同爱好的文友；更多的是茫茫人海里萍水相逢的各种普普通通的人。我努力了解他们，贴近他们，并对他们的种种生活情态做下忠实的记录。我看重人间烟火里点点滴滴的光亮与温暖，那些令人心生感动的瞬间会在我的笔下定格。我以此为乐，并试图用这些素描式的文字去感染身边尽可能多的人。
母亲早在上世纪末的1998年便离开了人世，但她曾经工作过的张纲中学，却因了母亲而一直是那么生动和真切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不久前我又专门去了一趟这所很难再觅到旧迹的学校，给那儿的师生送去了一些历年来我所出版的作品集，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怀念我亲爱的母亲，也表达对我有着特别意义的这片土地的一种感恩之心。
2024年1月9日夜于南京中大医院住院病房
作者简介
王慧骐，生于扬州，现在南京生活。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个人著作二十余部。曾任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图书编辑出版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