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報刊上發表作品，是“文革”尚未結束的1974年，距今已五十年了。
認真回想起來，我最初的寫作，包括對生活建立一些基本的認識，母親對我有極大的幫助和影響。我的母親是一個慈藹、謙和，不與人争高低，甚至能做到逆來順受的這樣一種性格的女子。她出生于一個手工業主的家庭，我的外祖父做木工出身，腦子比較靈活，從上海浦東鄉下來到杭州，業務慢慢做大，能獨立承攬一些有一定規模的建築項目。後來抗戰爆發，外祖父帶着他的三個女兒四下逃難。母親是他的第二個女兒。逃難中母親的姐姐被日寇炸死。母親流落到了江西廣豐縣的一所中學讀高中，在那兒認識了我的父親，不久後戀愛，成婚。至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她随同畢業于國立中央大學（現今南京大學）飛機發動機專業的父親來到了當時蘇北行署所在地的揚州。1952年，父親由蘇北行署農林科被抽調去組建彼時揚州的第一所大學：蘇北農學院，籌辦農業機械系。母親則在建立的學院圖書館做起了資料員的工作。随後的幾年裡，我的二姐、我、弟弟和妹妹陸續出生，較為密集的生育使得母親的身體一直比較瘦弱。六十年代初，農學院有過一次對在職人員進行壓縮和調整的行動，母親在那次行動中被勸其離開圖書館的崗位，安排她到郊區的一所農村國小任教。母親人老實，平時不太講話，對這樣的安排，盡管感到委屈，但仍無條件地服從了。其後的幾年裡，她又被調到距揚州市區20多公裡的江都縣實驗國小和距離更遠些的江都縣張綱中學任教。
母親讀書時有較好的英語基礎，在張綱中學前後待了近十年，主要從事高中英語教學。也就在那些年裡，我曾跟随母親陸續去往那所農村中學或長或短地住過。那時我已在揚州市裡讀中學了，隻是因為“文革”當中學校對學生的管理比較松，向老師請個假，十天八天不去學校也沒人會問。母親獨自一人遠在幾十裡路外的鄉村學校，每至夜晚，那所連圍牆也沒有的學校，真的是如死一般的寂靜。孤單的母親有時帶上我是為了有個伴。
早晨我和母親一道去學校的夥房打稀飯，稀飯裝在一隻印有毛主席語錄的搪瓷缸裡捧回宿舍。稀飯熬得挺稠，母親告訴我，那裡面放了食用堿。做飯的師傅姓王，見到我常常表現出挺喜歡的神情，母親讓我叫他王叔叔，他笑笑，叫我小三子（我在家中排行老三，是母親跟他說的），時不時地會當着母親的面誇我幾句。早餐除了稀飯還有饅頭，有時候還能吃到花卷或鹹菜餡的包子。每天能和母親面對面地坐在一塊吃飯，早晨的陽光從窗戶裡照進來，照在我和母親的臉上，我感到特别的溫暖。
張綱是一個不大的小鎮，但卻有點曆史了。老街上有一條不是很長的麻條石鋪就的道路，兩邊是一些各種各樣的商店。記憶較深的，是鎮子的東頭有一座水閘，一些賣魚蝦等水産的商戶，在水閘旁的那座橋上吆喝各自的生意。母親有時候會買些蔬菜或魚蝦，在宿舍裡用煤油爐來制作，改善一下星期天我們母子的夥食。有兩次弟弟和我一塊去母親那兒，好像是夏天，我們和其他老師的孩子一道用自制的小鋼叉，在學校的池塘裡捕捉青蛙，跑啊叫的，玩得十分開心。
也有些星期天，我和母親一道回揚州家裡。從張綱鎮可以坐車去江都，但母親為了省些車錢，有時帶着我走小路，步行約七八裡地可到達江都長途車站；然後再乘一個多小時的車才能到揚州。每次同母親一塊步行，沿途看田野裡的莊稼，蜜蜂、蝴蝶在油菜花地裡飛來飛去，農民們扛着農具在田埂上行走或在地裡幹活，覺着那些畫面都很美，心情也特别放松，感覺自己也成了一隻自由自在飛翔的鳥。有時候跑得頭上出汗了，母親會停下來，從那隻每次回家都會提着的柳條籃裡，拿出從鎮上小店買的金剛齊給我吃，讓我歇歇再走。
我注意到，母親在學校裡教書，對其他老師都很客氣，校園裡無論碰到誰都會主動跟人打招呼。“文革”當中那位叫做王淑媛的女校長被鬥争她的學生把頭發剪成了“陰陽頭”，罰她在學校裡打掃衛生。母親每次在路上碰到她，從不刻意回避，而是毫無顧忌地叫她一聲王校長。
記得在當時的背景下，受“讀書無用論”的影響，學生們上英語課大都馬馬虎虎，不肯學，母親在課堂上拼命提高嗓門，教得很吃力。盡管課堂紀律不好，但母親似乎從來不罵學生。若幹年以後，母親在揚州病故，她當年的學生趕到我們家中吊唁，說起母親那些年在課堂上苦口婆心教學的情景，一再地向我們表達歉意，說長大後尤其是工作以後才慢慢懂得孫老師（我母親姓孫）在當時那樣的年代肯得那樣教學生有多麼地了不起。
到我開始讀高中的時候，正趕上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學校注重抓教學了，成績好的學生常常受到老師的表揚。回憶起來那一階段我在學習上知道用功了，寫作文也有了較顯著的提高，而且還會在老師布置的作文以外，主動寫一些自己命題的作文。我把這些小作文拿給母親看，母親總是很高興地說寫得蠻好，她還把我的課外作文簿帶到她的學校，請當時擔任教導主任的張松卿老師、高中國文組的組長範鳴國老師看，讓他們來指導。記得有一次我看了北韓電影《賣花姑娘》，有感而發寫了一首幾十行的詩，兩位老師都很用心地對詩作做了批改，給出了讓我深感振奮的評價。母親的這些舉動，對我後來比較自覺地愛上寫作，包括一種自信心的建立，我以為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母親和她所在的那所鄉村中學，在我少年成長發育的階段，的确給了我許多終身受益的東西。和她相伴生活的那些日子裡，母親身上所表現出的親切、善良，随遇而安，與人相處中的摯誠，對人的尊重，以及日常生活裡的節儉、勤勉，和物質并不豐富情況下的自得其樂，這些向上且美好的精神品質，成為我一生努力學習和要求自己做到的基本要素。五十年來，工作以外我一直堅持寫作，不同的年代盡管寫作的側重點和表現體裁有所變化，但有一個基調是我始終不變的，那就是對于身邊的人和事我總投以關注的目光。他們，或是我工作中的同僚，或是有相同愛好的文友；更多的是茫茫人海裡萍水相逢的各種普普通通的人。我努力了解他們，貼近他們，并對他們的種種生活情态做下忠實的記錄。我看重人間煙火裡點點滴滴的光亮與溫暖，那些令人心生感動的瞬間會在我的筆下定格。我以此為樂，并試圖用這些素描式的文字去感染身邊盡可能多的人。
母親早在上世紀末的1998年便離開了人世，但她曾經工作過的張綱中學，卻因了母親而一直是那麼生動和真切地留在了我的記憶裡。不久前我又專門去了一趟這所很難再覓到舊迹的學校，給那兒的師生送去了一些曆年來我所出版的作品集，我想通過這樣的方式懷念我親愛的母親，也表達對我有着特别意義的這片土地的一種感恩之心。
2024年1月9日夜于南京中大醫院住院病房
作者簡介
王慧骐，生于揚州，現在南京生活。中國作協會員，出版有個人著作二十餘部。曾任江蘇文藝出版社副社長、新華報業傳媒集團圖書編輯出版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