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国祥
读了由王震将军题写了书名的《戎马风尘》，和由余秋里将军题写书名的《吕梁武工队》，使我看到了一位活生生的革命功臣一一谢允中。这两本纪实性的传记作品是谢老在晚年病中留下的最后心血，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正如谢老自己所说，书中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是他当时的“如实笔录”。
2001年７月，我和王振功中校在北京西郊茂林居的一座楼房中，找到了谢允中夫人赵桂清。她和我是先后参军的甘肃老乡，听说我们要找谢老留下的革命遗物，准备在南疆军区军史馆中陈列时，便痛快地拿出了一个红皮箱，说这里面都是老谢留下的东西，你们随便挑吧，有用的就拿走，没用的我也准备烧了。我们打开箱子一看，简直惊呆了，原来是一箱子“宝贝”。
这位老首长竟把抗日战争以来的档、报纸、首长讲话、学习笔记（其中一本是缴获日军的小本子），以及他所在武工队和部队的花名册、烈士名录、负伤人员登记、发放抚恤金多少、立功受奨人员名单、他本人的立功证书、党员名册、党费登记、党员关系转移存底、开出的路条登记、发给多少补助粮食，还有多次战斗的记录、毙俘敌军多少、缴获多少武器、弹药、物资等，他都写得清清楚楚。最后还有不少进军新疆时的档，包括军、师、团三级出的小报、学习材料、会议记录，以及部队生产情况、地方工作情况，他都记得具体清楚。这使我们爱不释手，觉得放下哪件也可惜。赵桂清同志理解我们心情，笑着说：“算了，别挑了。干脆你们连箱子都拿走吧！”我们大喜过望，也就不客气地开具了捐增收据和南疆军区政治部的荣誉证书。
当我向赵桂清再要谢允中晚年写下的两本书时，她只找到了一本《戌马风尘》，另一本没有了。她便带我们到一个神圣的地方一一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当我们把两个小花篮敬献到谢允中同志的骨灰橱窗前，赵桂清从骨灰盒下面拿出一本《吕梁武工队》时，我们的眼晴湿润了，心中涌出无限地感慨。是的，谢允中是我们部队走出去的一位1955年授衔的上校，以后晋升为正军职干部。他革命的一生，最后在中央计划委员会机关党委书记、副部长级离休干部的位置上结束，骨灰安放在八宝山也是一种特殊荣誉，我们这些后辈应该向他默哀、致敬、学习！
其实，早在50年前我就认识了谢允中同志。1951年秋，我随二军兼喀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一只臂膀的左齐将军到阿克苏一线视察工作时，首先到巴楚十二团看望了部队。记得，团部住在县城中，设备十分简陋，而部队则撒在戈壁荒原上开荒种地。我们去时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七里塔克麦浪翻滚，油菜长得一人高左副政委在团长段锦文、政委谢允中陪同下高兴地走向田间地头，和收割庄稼的战士们热情握手。谢政委不断介绍情况时，我还拍下了一张有意义的照片。第二天，左副政委还去看了部队修建的水利工程，参观了红海水库。在那里，看到了维吾尔族老乡划着独木舟打渔，吃到了用红柳枝烤出的美味鲜鱼。
1954年夏，我到莎车四师十团去釆访，又见到了严谨和霭的谢允中政委。原来他和十二团部分青年骨干被整编到国防部队，而其余的同志则编入了生产部队。我在那里深入连队，拍摄了军事训练、文化学习以及英模人物的照片。那时，谢政委夫人赵桂清管理图书室，我曾去那里借书、看报，也就认识了这位同时进军新疆的学生兵女干部。
以后，谢政委被调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7年毕业时，本来可以分配到内地大城市，但他要求仍回艰苦的边疆。新疆军区热情欢迎他回到老部，任命他为阿里骑兵支队政委兼分工委书记。他归心似箭，从南京赶到青海后，竟不等几天后到拉萨的一架飞机，而是跳上一台大卡车向西藏出发。青藏高原，山高路险，风雪严寒，严重缺氧，十多天的颠簸，过度地疲劳，使谢允中病倒了，从感冒发展成肺水肿。汽车爬过5200米的唐古拉山时，他已昏迷不醒。幸好，在安多碰上了四十九医院的邝主任，他立即派一台小车，让兵站的王医生连夜把谢允中送到了拉萨，经十多天的打针吃药，紧急抢救，终于使这位吕梁英雄，边疆卫士清醒过来。当他身体还未康复，就请求上阿里赴任。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亲自找他谈话说：“你肺部严重损伤，不宜再上高原，还是留在拉萨工作吧！”这样，谢允中服从组织决定，就当了西藏军区政治部的组织部长。
谢允中不忘王震将军“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的战斗号召，也在西藏扎下了根，一干就是16年，不仅当过五十四师政委，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而且还兼任过山南地委书记，参加过麦地卡等地的剿匪平叛战役。为西藏部队建设和加强地方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老黄牛。最令他高兴的是1958年冬，他随西藏工委副书记周仁山率领工作组和演出队，乘汽车十多天来到阿里高原调查边情，慰问部队，受到了他新疆老战友的热烈欢迎，圆了他重上阿里的旧梦。他协助周仁山书记调查研究，跑遍了阿里，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沿新藏公路，翻越昆仑山，又回到他想念的莎车和喀什。南疆军区热情欢迎西藏工作组，倾听了他们关于阿里调查情况的汇报。那时，我又一次见到谢允中大校，他脸色黢黑，但精神很好。他还饶有兴趣地陪周书记到喀什去参观了名胜古迹。
以后十多年，不知谢允中的去向。直到1975年，我到四川安置第一批转业干部时，听说他在成都民航总局当政委，命令还是毛主席下的。我想这大概是组织上对这位“老西藏”的关怀照顾吧！工作结束时，正值春节前的空运高峰期，沈阳军区一位科长急着回去，但无法买到机票。他在吃饭桌上问我们：“谁认识民航局的人？” 大家不吭气。我叨咕了一句：“我认识一个。”他紧接着求我打个电话，我说：“不行！20多年前他是政委，我是小兵。他早不记得我了，打电话有啥用？”没想到这位神通广大的科长，竟要通了民航局谢政委的电话，请我去说一下。没办法，我只好自报家们，向老政委和赵桂清同志问好！然后讲到沈阳有位同志急需一张机票。谢政委听了一笑：“你让他去售票处找㐅主任。”还说：“我知道你是会照相的袁国祥，有事可来找我！”我听了心中感到温暖，再也没打扰他。因我们新疆的几位同志都是坐火车走的，而沈阳那位战友第二天便坐飞机回家了。
谢允中是位久经沙场的老同志，忠厚、干练、平易近人、原则性强，这些我都耳闻目见，有所体会。但他的革命经历和战斗事迹，我却知之甚少。这次拿到了他写的两本书，很快就读完了。《戍马风尘》鲜活地抅勒出了他的前半生；《吕梁武工队》则反映了他在抗日烽火中的战斗情景。原来谢允中出生在山西繁峙一个农民家庭，12岁就下地劳动，只在冬季上过几年小学，16岁就跟父亲浪迹塞外，曾当过印刷厂学徒，一天要干十几小时的活。抗日战争爆发，日寇猖狂进攻察绥，谢允中找到八路军，当了一名游击队员。他们到处发动群众，动员青年参军，收缴溃兵枪支，抵御日军袭击。由于谢允中表现良好，又有一点文化，所以派他和一些红军干部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到延安后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还多次聆听了毛主席讲《论持久战》，一个穷苦的孩子，年青的战士，迅速成长为一位坚强的革命干部。
1938年8月，谢允中所在的抗大六队的学员毕业，100多人东渡黄河，补入一二0师部队。谢允中等20多人则随民运科长，深入敌后秘密扩军。他当了一个组长，化装成老百姓，深入敌占区，组建游击队，很快从怀仁一带拉回了200多个热血青年。1939年初，19岁的谢允中被任命为三支队民运科长，他也带领工作队到冀中一带去扩军，不仅动员来了数百抗日青年，而且开展反“维持”斗争，“赤化”了不少村庄，打击了日伪嚣张气势，曾受到贺龙师长的表扬。但他们也多次遭敌包围，付出过流血牺牲的代价。一次由于叛徒告密，时任工作团长兼抗日政府县长的谢允中正在召开群众大会时，日伪军悄悄包围了村庄。谢允中在指挥群众疏散的同时，率工作团员阻击敌人，分路突围。他和一战友边打边撤，在夜暗中刚冲出包围圈，不幸走上一条绝路。前有追兵，后是悬崖，子弹也打光了，他喊了声：“往下跳！”便纵身跳下悬崖。敌人追上来一看，崖下一片漆黑，便胡乱打了几枪走了。万幸他俩没有死，战友腰断了，无法行走。谢允中负伤十余处，咬紧牙关，拖着伤腿，顺沟往下爬，终于在天亮时，被老百姓发现，把他俩救了回来。一月后，他的伤还没全好，又承担起工作团长兼县长的重任，在当地组织起两支游击队，处决罪大恶极的汗奸，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还打掉过敌人几个据点，摧毁敌伪政权，配合主力部队反攻，从而达到了毛主席提出的“把敌人挤出去”，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目的。
1942年秋，谢允中被任命为晋绥三分区武工队长，专门对付临县三交镇日军据点。他率一批部队干部和地方干部40余人，深入发动群众，挖地道、埋地雷、展开反扫荡斗争。不仅多次炸死出来抢粮的日伪军，炸死日军驮水马匹，还亲自开枪打死了日军中村队长，多次埋伏活捉过三个日本兵。此外，他们还缴获了两驮子白洋和九二炮等很多武器，装备了我们民兵，在新区也建立了游击从，从三面包围了三交镇。日伪军弹尽粮绝，乘夜逃出三交镇，而欢送他们的仍是不断踏响的地雷和战士们复仇的枪声。
连接陕北交通线的三交镇解放了，谢允中立即指挥武工队和民兵向东攻打石门墕。日寇在那里杀了很多老百姓，还把尸体塞进民兵挖的地道中。谢允中进洞侦察，看到一个孩子也惨遭杀害时，心中充满了复仇的火焰。他当即召开紧急会议，请求上级派来两个连队支持，封锁了敌人的逃路。发动民兵继续挖那条坑道，直到把4000斤炸药安放进去。一声巨响，火光骤起，敌碉倒塌，尘土飞扬，鬼子回了老家，老乡们跟着我军冲上了石门墕。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他们不向八路军缴枪，而把离石等地交给了闫锡山。这时，谢允中的老部队来打离石县，时任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深知谢允中的武工队很能打仗，战果辉煌，便写信调他们来协助挖坑道攻战。谢允中高兴极了，他以自己丰富的经验，把洞口选在一家老乡的平房中，指挥战士昼夜不停，轮班挖土，直至城墙下。又一声巨响，枪炮声齐发，战士们从塌下的缺口冲入离石城。很快肃清残敌，活捉了城防司令邱玉公等大批敌人。打下离石后，那位城防司令写了5封劝降信，由我军派人送各据点瓦解敌军。余主任还派一个营随谢允中去打北侧的大武镇。他见敌人不投降，就坚决下令进攻。在我军强大火力压制下，战士们炸开南门，冲进市区，展开巷战，铁血团200多人狼狈逃跑。日军修的强固碉堡中的敌人，也打出白旗举手投降。我军解放大武镇，谢允中和区干部把收缴来的金银财宝和衣物粮食，分给了当地备受日伪军迫害的老百姓。当武工队奉命归队时，谢允中带来了当地100多位干部战士编入独四旅部队。当时，杨秀山政委找他谈话，任命他当旅政治部组织科长。从此，谢允中便在这支部队中战斗，经过3年半解放战争，直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队进驻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
1945年冬，谢允中在独四旅连续参加了打永和、中阳，解放孝义、文水等战斗，扩大了晋西南解放区。1947年夏，蒋介石进攻延安。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二纵队西渡黄河，参加陕北战役。时任十二团政治处主任的谢允中，和战士们一起拼杀，不仅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还在沙家店歼灭了敌三十六师，师长钟松只身逃脱。我军在追击中，于曲思教设伏，击毁并焚烧了敌21辆汽车和5辆坦克。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谢允中身先士卒，奋勇追击，用集束手榴弹炸毁了一辆敌坦克，首创西北战场用手榴弹消灭敌坦克战例。接着，十二团在岔口山梁阻击敌人，身处前沿监视敌人的谢主任，左大腿被打穿，鲜血直流，但他仍坚持向张献奎团长报告了敌情，才被担架送下山去。
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进攻关中，直捣宝鸡。十二团奉命阻击向西安逃跑的一列铁甲火车。谢允中率三营挖断铁路，瓮中捉鳖。但机枪、小炮打不穿钢板，炸药包也炸不开铁甲。敌人还利用枪眼向我不断射击，战士们干著急没办法。这时，一个班长建议炸车顶部，谢允中便命八连突击队将炸药绑到木杆顶，果然炸开了一个大洞，几个手榴弹投进去，20多个敌人拉开铁门，出来投降。谢允中率战士冲进去，向两侧车箱进攻，在第二车箱内发现敌七十六师中将师长徐保。我军喊话：“缴枪不杀”，而他弃枪拔刀，反冲过来。一梭子弹打倒徐保，谢允中便拣回了他的指挥刀和黑皮包。我军打开宝鸡，缴获大批物资，胡马匪军向我军合围，十二团又在肖金镇打退了300多骑兵的疯狂进攻，掩护了主力安全转移。战斗中，一发炮弹炸开，谢允中头部负伤，但他坚持指挥战斗，并以顽强毅力，随着部队安全转移出来。
1949年初，谢允中伤好归队，当了十二团副政委。他们一路行军战斗，打胜了扶眉战役，解放了甘肃、青海，并在河西走廊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接着担任前锋部队，和平进军新疆，10月13日到达哈密，首先帮助熄灭被国民党叛军烧毁的房屋，安抚被抢的各族群众。部队继续前进到鄯善，国民党营长打死出城欢迎解放军的县长司马益，关闭城门，妄图叛乱。团长张献奎下令围城，准备开炮。一个连长打开城门，带领我军进城，逮捕了罪魁祸首，受害群众哭诉叛军罪行。我军到达焉耆、轮台、库车等地，那里老百姓都惨遭过叛匪祸害，谢允中与广大干部、战士一起，大力展开群众工作，稳定了社会秩序。1949年11月底，徒步跨越800里将军戈壁的四师各部到达了祖国西部边城喀什。十二团则进驻了伽师，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接着，谢允中担当起了政委的重任，他和团长段锦文率领部队整军习武，巩固治安的同时，展开了轰轰烈烈地大生产运动，获得了粮、棉、油、菜大丰收。1951年，团部移防巴楚，谢允中还兼任了团长职务。他和县委书记刘海山亲宻无间，担负起了治理巴楚的重任。部队不仅兴修水利、防止洪灾，保证农民生产;而且派出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展开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的斗争，为打碎封建枷锁，促进民族团结，建立人民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直到1953年部队整编，他奉调到四师十团当政委时，他才告别大部分战友，恋恋不舍地离开巴楚，到莎车开始他新的战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