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号子简称"号子"，北方常称"吆号子"，南方常称"喊号子"。号子是直接伴随体力劳动，并和劳动节奏密切配合的民歌。它产生于劳动过程中，直接为生产劳动服务，真实地反映劳动状况和劳动者的精神面貌，其音乐形象粗犷豪迈、坚实有力，是某些体力劳动中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
劳动号子是产生并应用于劳动的民间歌曲，具有协调与指挥劳动的实际功能。在劳动过程中，尤其是集体协作性较强的劳动，为了统一步伐，调节呼吸，释放身体负重的压力，劳动者常常发出吆喝或呼号。这些吆喝、呼号声逐渐被劳动人民美化，发展为歌曲的形式。从最初劳动中简单的、有节奏的呼号，发展为有丰富内容的歌词、有完整曲调的歌曲形式，劳动号子体现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并通过劳动号子表现出劳动人民的乐观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劳动号子，是与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一种口头即兴创作，曲调比较简单，节奏强而有力，有领有合，顿挫分明。内容根据劳动特点随意发挥。
号子的歌唱方式，主要是"领、合"式，即一人领，众人合，或者众人领，众人合。劳动号子的歌唱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等，但一领众和是最常见、最典型的歌唱方式，领唱者往往就是集体劳动的指挥者。领唱部分常常是唱词的主要陈述部分，其音乐比较灵活、自由，曲调和唱词常有即兴变化，旋律常上扬，或比较高亢嘹亮，有呼唤、号召的特点;和唱的部分大多是衬词或重复领唱中的片段唱词，音乐较固定，变化少，节奏型强，常使用同一乐汇或同一节奏型的重复进行。
劳动号子作为民歌的一个主要体裁，早在原始时代人们开始从事集体劳动时就已产生，而直到现代社会某种机器取代某种集体劳动才逐渐消失。数千年来，它伴随着劳动大众在与自然的搏斗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创造了人类战胜自然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同时，号子又是人与自然和劳动相结合又相碰撞而产生的最早的精神、艺术之花。因此，它具有永恒的历史文化价值。
古诗词中对劳动号子多有描述，表现出那种雄浑有力、激越粗犷的气势，昂扬向上、勇往直前的情怀。
最早的劳动号子，当属选自《吴越春秋》的《弹歌》。《弹歌》是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先民狩猎生活的古歌，全诗仅两行八字：“断竹，续竹；飞土，逐宍。”意思为：砍伐野竹，连接起来制成弓；打出泥弹，追捕猎物。哼唱时音调短促有力，节奏明快，需要古音古调加上修饰音、拖腔，更能表现出那种铿锵张扬、雄壮豪迈的气概。
还有一首《击壤歌》，是先秦时期记录下来的歌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全诗仅有23字，反映上古尧舜时代先民那种坦荡恣意、优哉游哉的生活方式。
大陆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有很多表现劳动号子的诗，如采桑歌（《魏风·十亩之间》）、择菜歌（《周南·芣苢》）、收割谣（《周颂·良耜》）、丰收歌（《周颂·丰年》）、牧羊曲（《小雅·无羊》）。最典型的是《国风·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是伐木工人伴随着有节奏的伐木声痛快淋漓吆喝出的劳动号子，既是对劳动创造财富的赞美，又是对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的嘲讽。
古代诗人也常在诗歌中描述劳动者喊号子的情景，颂扬劳动之美。唐代诗人李白写有组诗《秋浦歌》，其中第十四首咏赞了冶炼工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炉火熊熊燃烧，红星四溅，紫烟蒸腾，广袤的天地被红彤彤的炉火照得通明。冶炼工人在明月之夜，一边唱歌一边劳动，他们的歌声打破幽寂的黑夜，震荡着寒天河流。
北宋诗人王禹偁写了五首民歌风格的《畬田词》，其一为：“大家齐力劚孱颜，耳听田歌手莫闲。各愿种成千百索，豆萁禾穗满青山。”这样浅白直露的诗作，不仅文人雅士可以传唱，亦适宜农人劳作时歌唱。所以其五写道：“畬田鼓笛乐熙熙，空有歌声未有词。从此商於为故事，满山皆唱舍人诗。”
南宋诗人范成大作有60首《四时田园杂兴》，描写乡村四季不同景色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其中一首描述的是收打稻谷的场景：“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这繁忙热闹的劳动场景，体现了丰收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