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学”在中国的百年流变

　　列夫·托尔斯泰是世界上的文学巨匠，在中国广受读者欢迎，为知识界长期关注，相关研究在外国文学研究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百余年来，“托学”为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具有独特价值的精神产品。

　　“托学”在中国的萌芽与奠基

　　清末民初是“托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的萌芽阶段。1900年前后有译自外文的关于托尔斯泰的简略介绍和短篇译作出现。1902年，梁启超在文章《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以政治眼光审视托尔斯泰，这是最早出自中国人手笔且颇有新见地评价托尔斯泰的文字。1904年，寒泉子（黄乃裳）在《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一文中较为全面地评价了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这是中国“托学”开篇作之一。此后，国内出现了数量不少的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如王国维和辜鸿铭等对托尔斯泰的评说。鲁迅在《破恶声论》一文中显示出其对托尔斯泰思想的初步把握。李大钊在多篇与托尔斯泰相关的文章中有对托尔斯泰思想的独到解读。那个时代，人们在赞扬艺术家托尔斯泰的同时，更重视的是思想家托尔斯泰的价值。马君武、林纾和陈家麟等开始用文言将托尔斯泰的某些重要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

　　“五四”期间，托尔斯泰备受关注，“托学”成为外国作家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国人撰写的关于托尔斯泰的专论明显增加，研究角度开始多侧面展开。沈雁冰、耿济之、瞿秋白、郑振铎、杨铨、周作人、刘大杰、张闻天、甘蛰仙等发表了《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中国之托尔斯泰》等众多专题文章，有的刊物安排了“托尔斯泰专号”。瞿秋白、耿济之等译出了托尔斯泰更多的作品，如《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黑暗之势力》《复活》《艺术论》等。国人翻译的第一部完整的《托尔斯泰传》也在此时问世。

　　“托学”在中国的前行与调整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托学”的发展受到影响，但仍在缓步前行。20年代末至30年代，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等文章被多次译出，标志着列宁关于托尔斯泰的重要见解开始进入中国文坛。3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一度出现分歧，分歧的缘由和托尔斯泰的思想有关。鲁迅和巴金等人对这场争辩的分析切中时弊。这一时期，学界在关注托尔斯泰的学说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关注他的文学创作。中国“托学”的学理精神显现，夏衍、梁实秋、李霁野、戈宝权、曹湘渠、许钦文和以群等作家与学者发表了一些有质量的文章。郎擎霄和刘大杰等人有《托尔斯泰生平及其学说》等多部专论托尔斯泰的著作问世。托尔斯泰主要作品基本译出，高植、郭沫若、周扬、罗稷南等在翻译托尔斯泰作品方面作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中，“托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波折。50年代的托尔斯泰研究有进展，戈宝权、倪蕊琴、王智量、钱中文、程代熙等有相关文章发表，董秋斯、刘辽逸、吴钧燮等有相关译著问世。当时出现的相关文章有学理分析的成分，但思维模式无法摆脱当时的氛围。卢卡契和胡风关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关系的观点遭到批判。1960年前后，文坛发生过一场怎么评价托尔斯泰的尖锐论争。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除了批判文字外，没有出现有关托尔斯泰及其作品的研究文章，“托学”发展中断。20世纪70年代后期，托尔斯泰研究在中断多年以后重新起步。复苏时期的文章多数仍处在重新摸索之中，高质量的论文较少，但作为开风气之先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文章仍值得重视。

　　“托学”在中国的勃兴与繁荣

　　改革开放后，托尔斯泰很快又成为“赢得作家尊敬最多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译介总量居俄国作家之首。1980年，“全国托尔斯泰学术讨论会”在上海首次召开，这次会议是“托学”勃兴的标志，在中国“托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就怎样看待托尔斯泰思想所属的范畴、怎样评价“托尔斯泰主义”、如何理解《复活》中的“复活”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在活跃的学术氛围下，戈宝权、陈燊、夏仲翼、倪蕊琴、余绍裔和李明滨等学者发表了《哲学·革命·文学——列宁论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和长篇艺术的发展》《论托尔斯泰创作的具体性》《列夫·托尔斯泰和意识流》等不少重要论文，出版了《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等有特色的著作。力冈、冯连驸等翻译家也有不少关于托尔斯泰作品的译著问世。陈建华和章海陵等研究托尔斯泰的研究生群体开始走上学术舞台。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托学”界以冷静务实的姿态，推出了一些扎实的、新意迭出的研究成果，就托尔斯泰研究的诸多方面展开广泛探讨。世界“托学”所涉及的不少重要领域为中国学者或深或浅地触及，研究领域更加扩大，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程正民、雷成德、胡日佳、王景生和王志耕等学者针对托氏的精神探索与艺术成就进行了多侧面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发表了《世俗生活哲学的宗教阐释》《哲学家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与德国古典美学——托尔斯泰艺术观再探》《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变迁》《〈战争与和平〉主题新论》《托尔斯泰留下的诠释困境》《托尔斯泰的艺术独创性与艺术思维的变化和俄国农民心理》等大量优秀论文。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新意的著作，如《托尔斯泰的宗教学说》和《洞烛心灵——列夫·托尔斯泰心理描写艺术新论》等。“托学”领域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中青年学者成长较快，其中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北大、北师大和华东师大等研究所与高校尤为突出。托尔斯泰的作品被大量重译和重印，发行量巨大，草婴和刘辽逸等译者的译著颇受欢迎。

　　21世纪前20余年，国家对学术研究支持的力度不断加大，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中国“托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托尔斯泰逝世百年之际举行的多场研讨会具有重要意义。学科建设全面展开，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加入了研究队伍，理论思维活跃的年轻学者逐步成为研究主力，他们带来了新的知识结构和新的研究视野，方法和角度更加多样。新世纪以来，关于托氏研究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之和已接近整个20世纪发表论文的数量，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优秀论文。不少成果别开生面，如托氏作品的最早中译的发现，关于外国批评家论托氏的研究，世界“托学”研究的历史与近况，作家作品研究中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以及跨学科（如从法律史、思想史、艺术学、政治学等学科）切入的托氏研究等。同时，中国作家的跨界托氏研究也别具一格。这一时期，李正荣、邱运华、吴泽霖和张兴宇等学者出版了不少颇有新意的著作，如《托尔斯泰的体悟和托尔斯泰的小说》《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自然生命观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等。

　　世界“托学”中的中国“托学”

　　列夫·托尔斯泰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重大影响，对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说与研究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长期以来，各国“托学”始终以接近和还原托氏本体为目标，基于自己的立场和时代语境阐述托氏的思想与作品，同时各界人士也常常借“托学”磨砺自己的思想锋芒。在俄苏，“托学”早已成为一门受关注的学科，一个多世纪来有很丰富的成果。旧俄时期，学界对托尔斯泰的评论与研究几乎和托尔斯泰的创作同步。苏联时期，专家型学者出现，相关著述增长明显，“托学”向深处拓展。苏联解体后，新生力量成为研究主力。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托学”成果也不少。托尔斯泰刚开始创作不久，德国就出现了关于托尔斯泰的评论，不过真正广泛的研究是从《战争与和平》法译本问世后开始的。各国不少批评家都发表过关于托尔斯泰的很有特色的见解。当代西方学者在“托学”领域仍很活跃，有些独到的视角能够给人启迪。（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